民国上海滩：天天车祸满街弃婴 巡捕劫匪互射

　　图为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明信片）

　　本书首版与1937年，记录了作者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滩任巡捕的经历。这本独特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日常的警务工作经历，还讲述了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和风俗习惯的理解和感受。

　　英国人眼中的上海：古今文明不停交融碰撞

　　1929年10月，我应征到上海滩的巡捕房做一名巡捕。现在想来真不知道当初自己为什么走了这一步。这工作看起来不错，报酬不错，前途不错，还带点刺激和冒险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工作地点在国外。

　　把简历发给了巡捕房的招聘处，很快就收到了回音，要我去芬丘奇街面试。过程还算简单，但是体检很严格，比我预想的严格，最后和蔼的老医生判定我条件合格，我就被录用了。

　　面试官也警告了我们可能面临的危险。他提到上海的大部分犯罪是一些常见的种类，比如武装抢劫、绑架、贩毒，还提了其他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交通堵塞。上海的街道上古老的和现代的交通工具并行，既有高速行驶的汽车，又有人力黄包车，甚至是独轮手推车，因此道路拥堵不堪。这些描述让我以为，就算是考虑到为符合当地需要而做必要调整，在上海当个巡捕其实和在伦敦没多大区别，这无疑让本来想追求点小冒险的我有点失望，但是听说武装抢劫是天天能遇到的以及听了关于吸食鸦片和毒品交易的概要介绍之后，我的热情又被点燃了。我开始觉得，也许去上海生活也不错，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之后的生活也确实不乏刺激。

　　10月16日这一天，我和其他12个被录用的巡捕一起，向着上海扬帆启程了。跟我在伦敦所得知的一样，上海是远东最大的运输中心和贸易中心。但我不知道的是，上海又是一个与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城市，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像上海这么复杂的地方，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和20世纪科学的现代发明在这里交融碰撞。人们总把码头比喻成东西方的接触点，对上海而言，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而且就上海的情况而言，不同国籍的人在这里不仅是接触，而是生活在一起。这里甚至被称为“国联”，如果有什么例子能体现那个空想在现实中的难以实现，那一定非上海莫属，因为这里有那么多不同国籍的人在试图相互理解、和平共存。

　　华捕不比欧洲人差但太懒爱睡觉

　　公共租界由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管辖。工部局由当地纳税人自行选举董事并承担运行费用，而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由英国政府指定。我加入的巡捕房就是工部局下属的部门。

　　公共租界的巡捕里有英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锡克人居多）和中国人，总数达到5463人。英国人是主要的领导力量，但是中国人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也有一些俄国人，他们人数不多，工作能力也很差，但是却比其他人都能惹麻烦。

　　我们负责监督警力中的那些华捕，当然是在一些华捕督察和巡长的协助之下。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懂一点中文。在警队里，要升职、甚至是要保住饭碗都要靠这一点。所以在日常的警务工作之外，还不得不学习这种以复杂著称的语言实在是让人力不从心，但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去克服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但要学习中文，还被要求要尽可能地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在我看来他们总爱虚张声势，是让人好奇又读不懂的谜团。前一秒钟我还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们，下一秒钟又发现我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我很快又发现了华捕的一些小伎俩。要是不对巡捕房里的华捕进行严格的监督，他们很快就会在每天的例行巡逻中找机会偷懒。因为当时上海滩的犯罪率极高，所以夜间巡逻也是两名巡捕结伴。而华捕的偷懒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一个华捕一起负责某一片区域的治安，执勤时间是夜里2点。这个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人行道上、小巷里或者任何比家里凉快些的地方睡觉。到了该接班的时候，我们在交接地点等着换班，等了几分钟接班的人还没有出现，于是我们决定四处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结果却发现，前面执勤的两个华捕躺在人行道上，枕着自己的警帽睡得正香。无法想象在英格兰会有这种事会发生，要是有警察在执勤时玩忽职守，《泰晤士报》会收到多少愤怒的投诉信。但是在中国这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太爱睡觉了，看到巡捕躺在人行横道上睡觉都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原来，一个华捕想打个盹，让他的同伴放风，没承想他的同伴也抵挡不住困意，结果两人都被抓了个正着。不过要是公正地评判的话，与我结伴的华捕在应对突发事件上还是很有一手的，尤其是应对武装抢劫或者绑架之类需要做出迅速反应和射击的犯罪行为，这位华捕绝对不比欧洲或美国的任何警察差。他的问题是，对工作的热情缺乏持久性，尤其在日常例行工作中经常敷衍了事，但是若真是出现交火了，他还是很值得信任的人。这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综合所有优点和缺点，再考虑到华籍巡捕获得的微薄的工资（刚加入警队时，大约每月只有28先令），他算得上一个不错的巡捕了。

　　民国上海交通即暴堵 市民从不看信号灯

　　交通拥堵是人们到上海之后第一个直观的感受。窄小的街道、古老的和现代的交通工具并行，再加上普通中国人完全缺乏交通规范意识，导致的严重拥堵情况可以达到让人惊骇的地步。

　　当时上海唯一的交通管理措施就是信号灯，而且还不是像英国的城市里一样的自动化信号灯，这里的信号灯需要巡捕手动控制。一个巡捕站在一个小小的台子上转换指示灯，另一个巡捕则站在交叉路口吹哨子指挥交通。

　　一些在其他国家根本不需要安排巡捕的地方，在上海也必须安排巡捕，因此执勤人数就增加了。如果只是现代意义上的交通拥堵也罢，而事实上，上海面临的交通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不在乎的态度造成的。数不胜数的黄包车、成百上千的老式独轮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马车，最糟糕的无疑就是完全没有交通安全意识的农民，他们来上海都是盼着能挣点钱的。

　　所以，虽然有信号灯，充其量就是个摆设，不用指望中国人会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或是意识到信号灯存在的意义。

　　因此，每周都有几百起违反交通信号指示的案件被提交至法院，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比起在巡捕房交保放人的轻微违规案件来，仍然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交通违规的保释金由10美分到50美分不等，这些案件从来不会被提交到法院。违规者似乎很愿意接受这种安排。经常能看到一个黄包车车夫手里拿着二十几张保释金收据，还骄傲地拿给巡捕看，却不知道这些收据是做什么用的。

　　车祸率高竟因中国人相信从车中穿梭可去晦气！

　　鉴于以上情况，管理交通的工作实在是非常伤神的。比如说，一个巡捕指示十字路口一个方向上的人停下，好让另一个方向上的人通行。突然有人招呼要雇黄包车，这时立刻会有二十几个黄包车车夫无视信号灯的指示，从四面八方冲过去抢生意。结果很可能就是有人因为争抢时造成的破坏被告上法庭，而起因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个挣十来个铜板的机会。300个铜板才合1先令，由此看来，人力车夫挣的钱和他们造成的混乱还真是不成比例啊。

　　步行者遇到的事故里，很多也是由他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在繁忙的商业街上走路总是东瞧西看，完全无视交通状况。这种问题在从乡下来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他们似乎以为自己还走在家里的田间地头。

　　此外还有那些迷信的中国人也是个大问题。比如说，路上车流畅通，驾驶者以大约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行驶，算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这时就可能突然有个中国人横穿马路，然后被困在车流中间。这些人会非常急切地想要通过马路，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能穿过快速移动的车流，就可以甩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晦气和恶灵。

　　考虑到所有这些，也许你就觉得那些执勤时用手里的指挥棒——大约三英尺长，刷成黑白相间颜色的木棍——击打苦力的巡捕情有可原了。他们用这种方式给苦力点教训，也许下次就能救他们一命也说不定，不管怎么说，恶言相向和拳打脚踢总比交通事故好点儿。

　　交通管理渐渐还是有了一些成效的，但是想要让上海的街头有欧洲城市的样子，我认为还要过些年头。

　　上海劫匪多有武器 逮捕他们就要射击对决

　　即便如此，管理交通也算是巡捕工作里比较简单的部分了。更为严峻和危险的是跟踪和逮捕上海的犯罪分子，这也是我在上海工作的主要内容。我只想强调，这里的犯罪分子犯的都是重罪。在英格兰，巡捕很少会遇见武装抢劫，所以抓捕嫌犯也不需要经过交火。而在上海则不同，我们面对的劫匪都有武器，想逮捕他们难免要经过一番射击对决。

　　我们巡捕当然都是要携带武器的。巡逻之前，每个人会领到自己的手枪和弹药。抛开交火的可能性不说，配枪本身就是一件危险或者说是可笑的事情，全凭你怎么看待它。华捕当然也是要配枪的，但是他们对什么事都充满好奇，而且喜欢摆弄。如果情况需要，他们当然可以开枪射击；但是就算不需要用枪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骄傲地审视，甚至是无意识的就会推弹入膛，拉开保险栓，然后就把这事忘到一边去了。

　　回到巡捕房之后，武器和弹药当然也都要上交，这时候总是会有危险的事发生。华捕以为自己的枪里没有子弹，然后随意地扣动扳机确认。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值班室里回响着巨大的开火声，所有的巡捕四散躲避。

　　在巡逻过程中，巡捕有权对任何看起来可疑的人进行搜查，无论是行人还是黄包车车夫，可以是机动车甚至是公交车，巡捕主要搜查的是携带的枪支和毒品。

　　搜查的工作是由华捕进行的，西捕或日捕则站在一边，举着手枪监视，若被搜查人真的携带了枪支并且打算开火，那他们就可以随时准备好向嫌疑人射击。虽然我也参加过这样的巡逻任务，但是没有一次遇到过非法持枪的人。搜查时我发现，中国人经常带枪，而且都隐藏得很好，但是同时他们也会有巡捕房发放的持枪许可证明。这些人一般都是富人或政府官员，带枪是为了防止抢劫或绑架。

　　上海夜晚：弃婴在街道上随处可见

　　行乞在上海已经成为了一项职业。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结果，当巡捕要求店铺门外的乞丐离开，停止打扰店铺的生意的时候，乞丐还会反问说自己也是在做生意，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和其他生意人一样的对待？最奇特的回答是，当他被要求停止在外国人居住的房子外面乞讨时，他们会争论说人性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这些乞丐为了几美元就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卖去做仆人或是妓女。这种情况在最贫穷的阶层中也很常见，而他们将责任归咎于饥荒、洪水或是内战。

　　这里的穷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避孕措施。夜间巡逻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襁褓里的婴儿被遗弃在各种地方，小巷里、人行道上甚至是荒地上。被遗弃的婴儿十有八九已经死去或是奄奄一息，被随随便便地用破衣服、破席子包裹着放在地上。他们要么是私生子，要么就是父母根本没钱埋葬。至于那些还活着就被抛弃的弃婴，则主要是因为父母太穷，无法养活他们。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英国，遗弃孩子的人肯定要被找出来并且以杀婴罪起诉。但在上海则不会。若是无线电里通知有这样的案件发生，通常会派遣一个中国侦探前往调查。他调查之后的结论很可能就是没有违法行为发生，因为只要孩子身上没有被虐待的痕迹，那么就不认定为犯罪。当局似乎并不认为这样的理论有什么滑稽或残酷。弃婴本身不被认定为犯罪，而且因为发生得太频繁，巡捕房也没有办法再采取任何后续的问责措施。

　　当侦探做出没有违法行为的结论后，值班室里的警官就会给上海的公共慈善机构打电话，后者则会将婴儿的尸体装到车上带走并负责埋葬。

　　我在巡捕房里的一个朋友曾经是海军士兵。每当有船停在这里，他就会拉上他的老战友，半夜三点跑到中国法院后面的大片空地上，骄傲地指给他们看地上摆着的十几个、甚至二十个弃婴的尸体。这个地方似乎是很多遗弃者的首选，而且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这种可怕的画面经常会出现。

　　在上海，遗弃的方式并不只有这一种。在市中心一条特定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孩子的妈妈从路边的墙壁上拉出一个抽屉，就像英国银行外面的夜间保险箱，然后把孩子放进抽屉里，再摇摇旁边的小铃铛，这就将是她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孩子了。墙里面其实就是孤儿院，听到铃响的人会从墙的另一面拉开抽屉，把孩子抱出来。

　　我留下的关于上海的所有记忆里，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画面更奇特、更可怕、更可悲的了：城市里不同街道上的弃婴尸体被集中在一起，每天早上像垃圾一样被清理走，还有把自己的孩子放到孤儿院围墙抽屉里的母亲们。除了上海，这个情景不会发生在任何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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