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助学金来得异常神秘——捐款人承诺每年向湖南大学捐赠10万元,资助20名优秀学生,但捐款人并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却让大家记住另外一位老人的名字。
虽然已离任了河北沧县的一所乡村小学,白西骞心中依旧惦念着:何时才能为这位老人建起一座纪念馆。他为此常年东北西跑,四处游说。
从一个“出手大方”的生意人,到连一台胰岛素仪都买不起的“中国最寒酸电影制片人”,李佳伦多年来倾其所有,也为了这个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老人,以及他受老人所动并立志成为的“好人”。
白方礼小学东南角的纪念馆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在书中这样形容这位老人:他的确创办了一家公司。跟所有显赫的企业家相比,他肯定是最穷的一个,然而他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却无人可比。
10年来,无论是向湖南大学捐款的神秘校友,坚持要为建立纪念馆的白西骞,还是几近倾家荡产拍摄纪念电影的李佳伦,他们的人生议题都因这位老人而交错。
他们有着相同的座右铭:奉献,且不言代价——即使,他们可能从未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相遇过。
十年前的今天(9月23日),这位老人辞世,遗物唯有三件:三轮车、收音机、小黄莺。个人存款为0。
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他凭借“蹬三轮”,帮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实现上学的梦想。
他,是白方礼。
一次白方礼事迹展上展出的白方礼生前照片。“白方礼”是这位老人户口本上的正确写法,但部分活动误写为“白芳礼”。
一部电影
李佳伦和白方礼结缘于1994年,在一部以白方礼蹬三轮车支教助学为原型的电视剧《心愿》中。
曾有北漂梦的李佳伦饰演一个跟白方礼作对的坏小子,后受感召开始行善。有一次白方礼到剧组探班时,李佳伦开玩笑说要做白方礼的徒弟,老人一口答应。不过,两人的交往止步于此。
再次听到白方礼三个字时,是老人的死讯。
2005年9月的一天,正在甘肃省亲的李佳伦接到朋友电话,一个老爷子走了,万人空巷。上网一看,他发现老人正是自己认识的白方礼,看着看着便泣不成声。“原来老人一直在蹬三轮助学,直到蹬不动了。我有钱的时候把白大爷给忘了,在有能力的时候没干正事。”李佳伦惭愧得恨不得抽自己嘴巴,“有时一顿饭花几千元,如果不那么挥霍,去支教,老人得少蹬多少回三轮车啊!”
白方礼生前两次被提名参评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却两次落选。李佳伦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依旧对此表示难以理解:“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感动不了中国!”他决定为白方礼拍一部电影,用自己的方式为他立传。
朋友不止一次地劝告“一部拍老头的电影,没有激情戏、没有打斗戏,谁会看,谁会投资?不能拍!要是拍了不赔钱算我白说”。
也不止一位朋友狠狠地对他说,“你有病,鼓捣这个干吗,有你嘛事儿?”
为了电影,李佳伦不顾家人及朋友的反对,把所有的生意扔在一边,拿出所有积蓄,卖掉了公司、房子、妻子的首饰以及汽车。
2008年1月,电影终于开拍,拍摄地选在甘肃、河北和天津三地,剧组里的演职人员全部免费参演,但因天气原因,原计划拍摄15天的影片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预算超支,等到电影封镜,李佳伦成了“中国最寒酸的电影制片人”。
电影中,老演员黄少泉扮演的白方礼老人头戴蓝黑色帽子,身着深蓝色棉衣,双手戴着棉手套,脚上穿着劳保鞋,蹬着那辆蓝色三轮车穿行在天津街头。
天津站、狮子林桥、耀华中学、红光中学,熟悉的场景一一掠过,白方礼仿佛又回到这个城市。
拍电影之初亲友们的劝告一一应验——这部讲好人的电影在市场遇冷,直到2009年春节,依然没卖出去。当时,李佳伦家里只剩不到200块钱,他狠狠心,把过去搞婚纱摄影的摄像机卖了。
李佳伦甚至希望他的电影能被盗版。“我没有能力去发行。我恨不得大家都来盗我版,越多人看越好。”
同年8月,他接受了央视电影频道开出的20万元最低价,没有讨价余地,唯一让他高兴的是电影连续两年教师节在电影频道播出。电影还分别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两个院线,但一直未见上映。
他还把电影送到中国电影档案馆。“中国电影在档案馆里至少可以保存100年,这样我就能让以后的孩子们看到,白方礼是这样的人。”
6年前的教师节,《白方礼》在央视电影频道“上映”,他在大港兴华里一居室的出租屋内含着泪看完,激动得一个人跑到海边放声大哭。
拍《白方礼》,李佳伦赔了大约五六十万元,却不满意,觉得90分钟无法刻画老人。债务缠身的李佳伦不甘心,2010年9月又筹资拍了《白方礼》续集《麦积山的呼唤》,讲的是白方礼资助过的南开大学学生回乡支教的故事。
老人显然成了李佳伦生活的所有重心。一开始,他妻子还能理解,“男人嘛,能找到一件自己愿意投入的事情也是好事。”然而一次意外的发生让她觉得再也无法承担压力。她妹妹几年前突发脑溢血,急需一大笔钱做手术,但昔日出手大方的姐夫已身无分文,无力相助。
不久后,妻子选择离婚。李佳伦说他理解妻子的决定,表情看上去有点痛苦。
对李佳伦的打击还不止此。2012年,女儿查出患有I型糖尿病,他却连一台胰岛素仪都买不起。
幸运的是,因为拍《白方礼》,那时的李佳伦也已被人熟知。许多好心人得知后给他发短信问候,有的还送来治疗费。
“我们素不相识,他们帮我都是冲着白大爷,我是沾了白大爷的光。”李佳伦一直认为,是白方礼教会了他做人,虽然为拍电影受了不少苦难,但好人一定有好报。
一座纪念馆
2012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来自白方礼故乡河北省沧县白方礼小学的30名学生,将老人生前助学骑过的三轮车推上舞台,以这种方式向白方礼老人及“白方礼们”致敬。
带领这群孩子的是当时白方礼小学的校长白西骞,如今他已经被调往别处工作,心里仍记挂着要为白方礼建一座纪念馆。
白方礼小学位于白贾村东南角,掩映在一片枣林之中,门口的两排槐树在微风中摇曳。华北平原难得湛蓝的天空之下,五个铜字已经脱落了一个半。
这里是白方礼漫漫18载助学之路的起点。1986年,73岁的白方礼回老家白贾村,发现村里的很多孩子因贫困而辍学,便捐出了多年积蓄的5000元钱,之后做出人生最重大决定——重回天津,继续蹬三轮,目的是助学。
那一年,白西骞正在沧州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附近的学校教书,“听了很多老人的事迹,非常感动,却从未谋面。”
2004年,他成为白贾村小学的校长,得知学校仍在用老人的那笔钱给品学兼优的孩子们发放奖品和奖状。工作一年后,白方礼去世,县乡领导去天津参加追悼会,车子太小,白西骞错过了与老人最后的见面机会。
白西骞一直记得2008年11月12日这个日子。这一天,李佳伦投拍的电影《白方礼》在白贾村放映。这一天,乡亲们为纪念白方礼,将白贾村小学正式更名为白方礼小学。
在越来越多地了解白方礼事迹之后,白西骞特意找人刻了一枚章,印在发放给孩子们的笔记本上。那枚章刻的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而这所乡村小学的校训是“学习雷锋,感恩方礼,日行一善,月捐一元”。
因为被白方礼的精神所感动,白西骞和退休村干部白方志等建议在村里为白方礼建一座纪念馆。他甚至列出了相关规划:纪念馆布展将采用“众星捧月”的格局,除重点纪念白方礼,还将列展30位“沧州好人”、60位“海河娇子”、70位“感动河北”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而白方志想得更远,他的设想是把纪念馆修在200亩梨园之内,成为一个乡村旅游景点。“纪念馆的筹建可以拉动经济建设,促进企事业发展,给餐饮业带来很好的效益,既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效益。有白方礼精神可以学,有200亩梨园的景色可看、可玩,有土特产、野味可吃、可带。”
白西骞曾在在几个帖吧发过帖子《在老人的家乡白贾村修建白方礼纪念馆,您支持吗》,在他的计划中,白方礼纪念馆造价为35万元。
网友的意见分三类,支持、反对和模棱两可的都有,反对者大多认为“35万”是老人一生的捐款数额,用来给老人建馆实属浪费,不如把钱直接捐给贫困学生。还有网友认为花钱建馆不如建学校。
“建纪念馆是一项民间人士倡导的、人民群众参与的公益事业,原动力在民间,建学校则是政府行为”,白西骞回帖试图说服质疑的网友,“发挥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如果能让一位正在犯错误的官员迷途知返,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又何止几十万元?据说,某某监狱人满为患,正在规划扩建,如果通过纪念馆的建设,能让更多的人弃恶从善,从而少建设一座监狱,这还能算得上浪费吗?”
那段时间,白西骞除了在网上发帖,大多时间就是抽空来“到处瞎跑”。“从没有一个人当面批评我,但是我知道肯定有人在背后指责我,甚至嘲笑我:一个老师,一个校长不24小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不把100%的精力全部投入教学,却为了建馆而东奔西走,到处游说,岂不是‘不务正业’?”
然而筹建纪念馆并不顺利。直到现在,白西骞已经不再是白方礼小学的校长,白方礼纪念馆还未建成。
目前,计划中的白方礼纪念馆仍然只是位于白方礼小学东南角的一间平房,被命名为“白方礼纪念室”。这里已成为沧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可能是史上最简陋的一个纪念室了:纪念室位于白方礼小学校园里,有两间教室大小,墙上挂着“白方礼纪念室”的牌子。墙上挂着老人的照片,沿着墙摆了三排桌子,上面是众多关于老人事迹的报道。除了这三排桌子,纪念室中间位置用课桌“拼”出一个台子来,上面摆放的是老人的遗物。这些物品全部都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朝上的一面已经泛黄。
“有朝一日,纪念馆一定会建起来的。”重回白方礼小学,白西骞唏嘘不已。
一群追随者
从2008年起,湖南大学的贫困学生们有了一项新的助学金可以申请,这是该校神秘校友匿名设立的“白方礼励志助学金”。
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这位神秘校友2007年在网上看到关于白方礼的报道,非常钦佩老人的善举。联想到自己上学时的经历,决定在母校设立助学金,并将其命名为“白方礼励志助学金”,每年捐款10万元,资助20名或身体有残疾,或身患重大疾病,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却能保持良好心态、乐观生活、刻苦学习的优秀学生。
湖南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透露,以往设立奖学金,不论以个人还是集体名义,都是实名实姓,唯有“白方礼励志助学金”,甚至连校方也不知道这位神秘校友到底是谁。
校方只是通过长沙当地的一位老者联系上了出资者。老者曾透露,出资者家境贫困、学习刻苦,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赴美深造,当时身上仅带了一百美元,现在已经在美国拿到了两个硕士学位,已是某跨国公司的总裁。
老者还表示,捐助方一再嘱托不愿透露自己是谁,只希望大家记住“白方礼”的名字。每年10万元的慷慨捐助,对于家境贫困的受助学生来说,足以解燃眉之急,也是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困境、勇敢挑战自我的推动力。
2012年2月6日,湖南益阳市安化县8位贫困学生收到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红色的助学存折。资助者是天津市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他们从2012年开始,每年往红色存折中打入助学款项,直到小朋友们大学毕业为止。资助者不肯公开自己的姓名,他们写给孩子的慰问信中都是同一个名字“白方礼”。
“白方礼们”助学活动源于一条微博。
2012年1月,天津市大学生村官高丹更新了自己的微博:“村官亲,谁村子里有需要资助的家境困难的小学生,天津市有一批爱心人士有意向长期资助。请有意向者博我”。安化县大学生村官周波看到微博后,通过高丹与天津助学活动召集人取得联系,介绍安化国家级贫困县的概况,并在元旦假期开始了寒门学子信息调查汇总工作,最终确定了8名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资助对象。
2005年,在南开大学读法律专业的刘振进入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开始面临毕业后何去何从的抉择。在诸多选择中,他准备报考公务员。
那一年秋天,白方礼去世。老人的事迹给了刘振很大的触动,“所谓感动,并非白爷爷的事迹本身有多么曲折动人,而是其精神的闪光点像镜子一样照亮了我心灵中某些隐秘的角落,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并不富裕的家庭,想起自己大学阶段去山东、安徽、河北、贵州等地的农村社会实践时看到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决定报名参加学校组织选拔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
最终,刘振从两百多名报名者中被选中,成为南开大学第八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被派往新疆阿勒泰地区二中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受白方礼的感召。
天津退休法官陈秋英从2011年起一直资助富民路街道的6名孩子,直到他们高中毕业。湖北律师刘丽燕从2007年起结对资助两名贫困学生,并坚持至今。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成立专门的基金,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如今,白方礼已经成为一个道德符号,入选全国“双百”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2年,正值白方礼诞辰100周年,画家杨林川画了一幅白方礼的油画,素材取自白方礼边蹬三轮边掀起衣角擦汗的著名照片,油画最后定名为《中国首善》。
“这位90多岁的老人,辛苦地蹬三轮,赚取微薄的报酬,捐给贫困学生。近20年间他前后捐了35万元,资助了300名贫困学生。他叫白方礼,他是真正的‘中国首善’。”杨林川这样解释油画的名字。
(责任编辑:UX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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