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各政治派别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同，给变法的实施增加了难度，张之洞在国内政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观点因张之洞与康、梁对变法进度不认同而认为张之洞是反对变法和反对维新派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两人同为戊戌变法的提倡者，但观念与地位的不同终致两人分道扬镳……”
张之洞雕像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接近与疏离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895年。这年夏天，康有为在北京参与发起强学会，宣扬开通风气，讲求西学。张之洞对此很是支持，捐银5000两作为经费。而强学会的发起人中，也有张之洞的长子张权。有了这两层关系，康有为于11月赴南京面见张之洞，希望劝说他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分会。
当时张对康的评价很高，称赞他“才高学博，胆大识精”，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在上海、广东开办强学会的分会。不过，两人相谈甚欢的背后也另有鲜为人知的隐情。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张之洞次子张仁颋失足落水身亡。思及旧事，张之洞的悲痛又涌上心头。听闻此事，他的心腹幕僚、康有为的广东同乡梁鼎芬出了个主意：康有为向来健谈，不妨多和他聊聊中西之学，如此可以释怀解忧。说来讽刺，如此用意，多少是把康有为当成了大户人家清客相公一类的角色。他若是知情，不晓得会做何感想。
而且，两人的初见也不无龃龉。康有为在学术上的一大特色是提倡“孔子改制”说，即认为六经皆为孔子假托圣贤之名所作，目的是“托古改制”，为改革张本。这也是康有为宣传变法的理论基础。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野狐禅。而张之洞同样厌弃这样怪诞的理论。据康有为说，张之洞曾向他表示，如果放弃这一理论，一定“供养”他，但被一口拒绝。学术上的分歧，已埋下了日后两人疏离的种子。
康有为
康有为旋即前往上海，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他特立独行的观点、我行我素的作风，致使《强学报》一出刊就招致众多指责，如刊登属于非公开内容的廷寄谕旨，宣传康有为个人的学术见解。最要命的是，报头上的日期用的是康有为仿效基督教纪年创设的“孔子纪年”，第一号标明“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看似只是枝节小事，然而以当时的政治观念，用谁的纪年，奉谁的正朔，绝对是关系到“政治正确”的原则性问题。这使得出资支持的后台老板张之洞大为光火。于是，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于1896年初宣告解散。
但康有为实在是个宣传高手，其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广，本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到了戊戌年，一路走红的他已经“上达天听”，被光绪帝召见，授为总理衙门章京，俨然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对此，张之洞极为不快，却又无可奈何。
到了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康有为沦为逋逃海外的政治犯，地位一落千丈，而张之洞对康的敌意则是不减反增。逃到香港之后，康有为接受了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采访，大谈慈禧太后如何压迫光绪帝，光绪帝没有把慈禧太后当作母亲……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快又刊登在上海、天津的报纸上。他以为自己在借助媒体的力量援救光绪帝，殊不知，这些内容一旦落在慈禧太后眼中，恰恰坐实了光绪帝对慈禧太后不孝，且图谋不轨。
自此之后，张之洞将康有为及其一党视为清朝最大的祸患，一再出手打击，尽管这并非一名总督的职分所在。康有为不久移居日本，而张之洞恰是当时在对日外交上最有发言权的疆臣。他与日方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要求驱逐康有为离日。在其不懈努力下，日方于1899年3月“礼送”康有为赴美，由此换取张之洞同意实施中日军事合作。
张之洞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但一趋向激进，一主张稳健；一为政治新手，一为政界大佬；一尊奉学术正统，一宣扬学术异端，这注定了两人必将分道扬镳。
杨锐之死
戊戌变法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幕，是六君子在菜市口的就义。这一幕，同样也是张之洞心头的痛。这是因为，六君子中的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非同一般。
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杨锐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成为受业弟子。后来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又被邀为幕僚。
此后张之洞历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杨锐始终跟随左右。他起初担任的职务是文案，负责处理文书。而在1895年3月底，他受张之洞的派遣进京。按当时的说法，他成了张之洞的“坐京”。
“坐京”即地方官员派驻北京的部下，大致相当于今天各省的“驻京办”，但不公开，主要任务是搜集政治情报。在资讯极不发达的当时，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
戊戌变法展开之后，张之洞对京城政情的需求大大加码，杨锐肩上的担子也重了起来。9月1日，杨锐受光绪帝召见，几天后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一同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人称“军机四卿”。
然而不到一月，形势急转直下。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立即着手清洗她眼中的异己。“军机四卿”是光绪帝独断专行任命的，犯了她的大忌，结果一齐落网。23日早晨，杨锐尚未起床，便被闯进家门的步军统领衙门兵卒抓捕。次日下午，张之洞接到报告，如同五雷轰顶，马上指示京中的其他亲信查明详情，随即多方发电，托荣禄、王文韶、裕禄等中枢大员营救杨锐。他的行动也确实起到了成效，主审的庆亲王奕劻已有意为杨锐开脱。
然而张之洞没有料到的是，9月28日清廷颁下一道谕旨，发布了对所谓“康党”的处置，“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当天下午被处死的这六人，被后人合称为“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是一场体制内的改革，势必有体制内的重要政治力量参与或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在当时，张之洞或许最适合承担这个角色。然而机缘巧合，让他在这场改革中多半位于看台而非舞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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