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古道尔：我心仍归荒野-搜狐

　　导语

　　半个世纪前，珍妮·古道尔的坦桑尼亚之旅改变了整个世界对于黑猩猩的认识。今天，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仍然在致力于挽救这个物种的生死存亡。

　　对人类精神的坚定信心，是古道尔对千疮百孔的地球和人类未来抱有希望的最根本的理由，这也是支持她一年中360天在外旅行，奔走在世界各地开会、演讲、接受采访、募集资金的动力。人们经常惊叹古道尔柔弱的身躯里为何蕴藏着那么巨大的力量，我想这是精神的力量、信念的力量，这力量就像古道尔创始的“根与芽”一样：根扎在土壤里，形成坚实的基础，芽获得阳光，穿透泥土的阻碍。

　　漫游家，心随自然

　　珍妮·古道尔在坦噶尼喀湖上M.C.BrownNYT

　　1957年3月的一天，珍妮·古道尔在伦敦的港口时发现她的护照丢了。按照计划，几个小时后她应当登船启程，首次前往非洲。她的一个同学此前搬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外的一个农场，便邀请她到访家中，以助珍妮完成幼时与非洲野生动物为伴的梦想。那一年，珍妮22岁，为凑足去肯尼亚的路费已经攒了两年的钱。这期间她做过餐馆侍应、文书，还趁节假日缺人手的时候在家乡伯恩茅斯（英国南部一个海岸城市）的邮局干过临时工。出发前几天珍妮一直在伦敦，一面向大家辞别；一面为旅途做准备，在切尔西的皮特琼斯百货商店买了些东西——她的护照估计就是那时从包里掉出来了。

　　我们不禁猜想，如果当时不是有人捡到了珍妮的护照和中间夹着的库克旅行社行程单并一起送到了旅行社，珍妮·古道尔此后的人生将会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展开呢？这又会给科学和动物保护界以及我们今天对人类自己这个物种的认知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所幸，后来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拿着她的证件在码头找到了珍妮。“难以想象”，多年后珍妮回忆起那个时刻时仍不禁向我感叹，“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随后珍妮带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和她的母亲与叔叔一同登上了“肯尼亚城堡号”，在船上四处看了看，在甲板上来回溜达了一下，最后透过她客舱的舷窗向外望了望——她要在这儿呆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不久珍妮的家人与她道别离开，轮船在下午四点钟正式起锚。24小时后，当轮船横渡比斯开湾时，船上的大部分乘客正被晕船苦苦折磨，而珍妮·古道尔则伫立船头，如她写给家人的信中所言，“极目远眺，直抵无涯”。她的家书还细致地描绘了轮船随着波涛起伏时海面那变幻莫测的色彩；这也预示了她未来研究中极尽详细的观测风格和赢取了众多读者的文学素养。“起初海面呈深沉的墨蓝色，随之提亮为一抹清澈的黛绿，然后散碎成雪白天蓝相间的浪花；而最美不胜收的是那一叠叠重归浪底的泡沫，在水面下缓缓摊开犹如至纯发青的牛乳，边缘轻柔朦胧。”

　　由于西奈半岛上数月前开始的战事，此时苏伊士运河尚不通航；轮船不得不绕远取道好望角。三周后，“肯尼亚城堡号”进入印度洋，抵达蒙巴萨；古道尔不无伤感地与她的舱友和旅途中结识的几位好友道别：一个工程师，一个家庭女教师，还有一位麻风村的志愿者。然而为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她已经等待了太久了——自年仅八岁时被杜立德博士与泰山的故事所激励，她就立志有一天要来到非洲生活。

　　抵达还不足两个月，古道尔已经拜访了当地的古生物学家路易斯·里奇——彼时内罗毕的白人还只是个小群体，他直接在管辖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为珍妮谋了个职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考验珍妮做重复性工作的耐心和能力，特别是在一次为期数周的奥杜瓦伊峡谷夏季探险中。里奇的妻子玛丽也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她后来在那里发现了原始人类的化石并以此证明了智人的非洲起源。当时是南纬两度的七八月份，古道尔的工作就是在黎明起身，然后花数个小时匍匐在地上用一个镐头清理泥土和石块。晚上的时间用于里奇的自然人类学理论讲座以及聆听他个人的一些验证想法。

　　青年珍妮·古道尔与恩师路易斯·里奇

　　不无巧合，里奇信奉查尔斯·达尔文率先提出的“人猿同源”的假说，然而这一理论在1957年已经几乎被遗忘了。他认为对野生黑猩猩进行详尽观察可以帮助发现关于共同祖先的依据。换句话说，他正好在寻找一个能够与非洲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人。一天晚上在奥杜瓦伊，他告诉古道尔只有在一个地方能这样做，那就是位于英属坦噶尼喀（在今坦桑尼亚）的贡贝河黑猩猩自然保护区。那里环境险恶没有人类常住，然而很多当地人认为他们死后会在那里重生变为黑猩猩。

　　1960年7月，古道尔乘一艘远远小于肯尼亚城堡号的船只，在坦噶尼喀湖郁热、深邃的水面行驶了几个小时后，踏上了贡贝卵石密布的湖岸。

　　2014年夏天，历时54年后，珍妮·古道尔再一次站到了这片湖岸上：大湖依旧郁热，踩在她透明塑料凉鞋下的湖岸依旧卵石密布。然而此外目光所及之处，景色迥异。丛林再次占据了她第一次支帐篷时清理过的地方，不远处就是林区管理处和一个小宿舍。视线以外的植被中隐嵌着更多供管理员、科学家居住和实验室所在的原木屋。一道码头伸入湖中，一艘船满载着南部小城市基戈马来的一日游旅客，正在靠岸。这番熙攘自然始于1960年古道尔开创于此的工作，后来延续成为了针对动物行为开展的最为漫长而严谨的研究之一。

　　贡贝河自然保护区珍妮·古道尔旧居外的黑猩猩M.C.Brown

　　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古道尔无人为伴。“孤独是一种生活方式”，她曾写道。如今，作为一名奔走于全世界的环保主义者，古道尔无法逃避也并不拒绝与人接触。她和蔼可亲，经常身着卡其裤和散襟牛津衬衫。无论是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的酒店大厅或是即将飞往伦敦的航班上，停留不到两分钟就一定有人走上前来向她致敬。只有在酒店的卧室、故乡伯恩茅斯的旧居或者这里——坦噶尼喀湖荒僻岸边这人迹罕至、五十年前由她开辟的丛林一畔，她才能在热切的人群之外寻得一丝解脱。

　　她的一位老友兼同事告诉我，年届81岁的古道尔把贡贝当做她的教堂和庇护所。然而此程中，这种圣殿般的感觉似乎难以为继，大概由于古道尔难以抑制为自己的事业招募更多同道的冲动。我已经在坦噶尼喀湖上陪了她几天，今天早晨我们原本计划在林中走走，找寻一下黑猩猩。然而在她准备取道的小径上挤满了船上下来的那群游客，古道尔知道她要往那边去一定会被他们截住。站在我们身边的安东尼·柯林斯是一个苏格兰人，主管贡贝的狒狒研究工作，有时候也负责这里附带的生态旅游项目。他问古道尔：“您想去哪儿？”

　　“避开这些人就行”，她说。

　　这时古道尔瞥见了达尼埃拉·德·丹侬·曼尼尼；她是珍妮·古道尔研究所意大利分部的主任，这是古道尔在1970年创办的环保非盈利组织。“看，那是达尼埃拉！”古道尔激动地说。德·丹侬·曼尼尼是来考察基戈马一个孤儿院的；同一时间她也看到了古道尔，满怀笑容地赶上前来拥抱她。后面跟着几个同行，其中一个拍下了德·丹侬·曼尼尼和古道尔谈话的视频，然后每个人都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合了影留念。几分钟后，这群意大利人和他们的导游以及其他游人一起离开，到森林中寻找黑猩猩去了。

　　“咱们等他们走远吧”，古道尔无奈地说，“我还是想走那条路”。结果没到一分钟，又有人求见古道尔：一个叫西奥多拉·克拉克的艺术策展人，正准备代表保守党参选英国议会。她说她正在前往布隆迪的路上，去那里帮助运作一个保守党组织的当地企业家商业培训项目——她想要合个影。古道尔告诉她（古道尔研究所）要在布隆迪新开一个办公室，还愿意介绍克拉克和“根与芽”项目的人认识，这是她的研究所附属的一个国际青年组织。

　　古道尔不无客套地说：“您要是能动员英国政府支持一下布隆迪的“根与芽”组织那是再好不过呀！”——仿佛克拉克已许诺在先，尽管她毫无此意：“哎呀，这我可不敢打包票！我试着给您吹吹耳旁风倒行”，她说。古道尔给了她一个“根与芽”组织的电话，克拉克走了。

　　“接下来还会有谁出现呢？"古道尔说。“不过，托尼”，她打了打精神说道，“这可是个不错的人脉呀！”又一艘满载游客的船停靠了码头。没等他们赶上前来，古道尔已步入林中。“你看，对于我连贡贝都不再如昨”，她叹道，“变成和别处一样了！”

　　珍妮·古道尔漫步湖畔路遇狒狒M.C.BrownforNYT

　　贡贝地形极为崎岖；植被茂密繁芜，山势自湖边拔地而起，行出一英里半（约2400米）远时高度已达2500英尺（约760米）。保护区不通公路，边界也远离村落；这些特点把人类阻在湖畔，使它成为了黑猩猩的天堂。多半由于我的缘故，古道尔选择了这条易行的道路；就在近两年她还能手攀一条藤蔓登上潮湿陡峭的山坡。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条小溪边，于是一个诡异的时刻出现了——我是否应该搀扶她一下呢？想一想，同行的一位八旬老人只穿着凉鞋走在光滑的石块上呀！我超到她前面站到另一边，等着她把手伸给我——然而她没有。

　　我们抄捷径爬到了山腰的一片自然台地上，那有一处年久失修、林木攀覆的小木屋，这就是拉维克舍——60年代中期，古道尔和雨果·凡·拉维克共居的斗室小家。当古道尔的惊世发现被公之于众时，荷兰摄影师雨果·凡·拉维克受《国家地理杂志》的派遣进驻贡贝。我问她脑海中是否还会时时浮现丛林中与她朝夕相处的那些黑猩猩们，她略带感伤地说：“会的呀，尤其是灰胡子大卫。”这是接纳了古道尔的第一只猩猩；作为群落头领，它的态度为其他黑猩猩带了个头。

　　古道尔的情绪随着前行渐渐高涨。即使是在七月旱季，贡贝依然是一片繁盛茂密的绿林，生机盎然。古道尔对这里每个声响了然于心——每一支鸟鸣的寓意，每一串树叶摩挲的背后是否上有黑猩猩、下有狒狒出没，抑或只是一阵风儿。她也津津乐道于各种动物与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动物如何捉弄人的段子。在林中她好几次看到了一种鸟儿，“就像英国狐一样的颜色”，据她所知此前还没有被确认命名。她还忍不住大笑着回忆起在她来到这里前，剑桥一个动物学家仅凭到贡贝仓促一行就骄傲地炫耀起他所收录的黑猩猩叫声，结果不过是一些非洲野猪的叫声。“我没告诉他”，她说，“何必呢。”

　　这一路上我们一只黑猩猩也没有遇到。这里的科学家和助手们日日追踪它们，像古道尔五十年前一样详细记录它们的行为；他们可以引导我们找到黑猩猩，如同和那些游客一样。可是古道尔说：“我就是不喜欢在周围有一大群人的时候看黑猩猩”；她在贡贝的四天中仍旧一只也没看到。

　　古道尔第一次来到贡贝三个多月后，她在山脊上行走时遇见了一个白蚁窝。距离一百码开外，好一阵她才意识到那前面黑乎乎的身影竟是一只黑猩猩。她伏在地上，肘膝着地匍匐向前爬了50码（约45米），然后看到那只黑猩猩拿着一根长长的草叶爬到了白蚁窝的上面。它在上面坐了一会，不知道摆弄了一阵什么——古道尔的视线被它的背部挡住了所以看不到。她也不敢凑得太近，要再过上一段时间黑猩猩才可以适应她的存在。等它爬下来后，这只后来被她称作灰胡子大卫的黑猩猩溜达着来到距她10码远的地方才发现了她并骤然停了下来。她注意到它脸上那种只能被称为“震惊”的表情，然后它转身逃走了。

　　两天之后，古道尔回到同一个地方，又在那里看到了灰胡子大卫，不过这次它是和另一只黑猩猩一起。这次她才看清灰胡子大卫在做什么。她的发现后来于1964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证明了黑猩猩会使用工具——用草叶从白蚁窝捉虫子——这一发现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自然界唯一会使用工具的物种！更多的发现接踵而至：黑猩猩会捕杀动物并食肉；它们会谋划针对群内成员的武力袭击；黑猩猩还拥有复杂的社交生活，展示了此前被认为只有人类才具备的情感能力。这一切都始于她26岁那年——连一张大学文凭都没有的古道尔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直到今天仍然是灵长类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在苦苦探究的问题，它为此后的研究指明了整个方向。一些行为五十年来仍未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针对它们所提出的种种解释仍旧经受着古道尔工作的质疑。

　　珍妮·古道尔与黑猩猩，雨果·凡·拉维克摄

　　灰胡子大卫接纳了古道尔的出现后不久，她就可以走近抚摸黑猩猩的幼崽或者喂给它们香蕉了。（古道尔后来尽量克制这些做法，比如喂香蕉可能会改变研究对象的行为并导致数据失真。）那时，里奇已经从国家地理学会赢得了足够的支持以继续奥杜瓦伊的发掘工作，他也告诉了领导层他支持的一个年轻姑娘已经和野生猿类交上了朋友。古道尔的第一本书《我的朋友们：野生黑猩猩》在1960年代中期由《国家地理》杂志社出版，尽管学界反响寥寥，她仍凭借此书成为了公众名人。虽然古道尔没有本科学位，剑桥大学依靠里奇的推荐破例录取了她攻读博士学位。古道尔向我回忆起在剑桥时的一幕——当那本书问世时，她博士还没毕业，剑桥的导师气急败坏地骂道：“这这这，这就是一本大众读物！”她几乎因此被系里开除；而身为女性且容貌秀丽的她也没少因此被动物行为学家们嘲弄：她怎么能给自己的实验对象起名字呢？还以为它们有感情？有社会生活？她在那搞些什么鬼？

　　今天，人们遵循古道尔的方法已经记录了从蚂蚁到蓝鲸各种动物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她为现代野生生物学奠定了基本原则。古道尔也先于卡尔·萨根（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理论物理学家）和尼尔·德格拉希·泰森（物理学家、著名科普作家）等，成为了第一位致力于沟通大众文化的科学家和传播者。她激励了无数的科学家，从“拯救大象计划”的领导者到“红猩猩项目”的主管人；与此同时她还为其他女性科学先驱敞开了一扇大门。在这过程中，她和当年的里奇一样从严治学，对60年代末开始来到贡贝的那些研究生们夜夜拷问。

　　珍妮·古道尔，雨果·凡·拉维克，和“虫虫”

　　1964年，古道尔与凡·拉维克结婚并生养了一个儿子，小名叫做“虫虫”；虫虫在贡贝度过了整个幼年。依靠古道尔在剑桥所获得的严谨训练以及国家地理学会和斯坦福大学的财力物力支持，她将贡贝建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研究基地。1975年遭受了来自湖对岸的扎伊尔叛军一次袭击后，古道尔和美方人员撤离了基地几年。由于斯坦福撤出资金，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这一机构前途渺茫；然而来自坦桑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古道尔缺席的情况下坚持研究，数据收集工作仅仅中断了一天。

　　在实现了她幼时的梦想25年之后，古道尔突然做出了一个事业上的大转折——从科学家变成了环保主义者。1986年，她参加了芝加哥的一个灵长类研究会议并注意到会上报告的论文中出现了一个共同话题。“在人们开展研究的每个地方，森林都在退化消失”，她说，“这令人无比震惊！”

　　于是在1990年代初期，古道尔乘一架小飞机从正上方飞越了贡贝一次。这次飞行给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她意识到这条狭小林带正在被周边52个急速扩张的村落包围蚕食，村中住满了贫穷而绝望的民众。过去多年中她来往于湖区，也注意到了保护区边缘的毁林现象，然而不足以让她看到飞行中所见绵延数英里的裸露山地。为保持基因多样性，贡贝的黑猩猩需要到达保护区外的宜栖地才能和其他种群发生接触。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如果为贫穷所迫继续砍伐森林以获取耕地和燃料，这样的黑猩猩宜栖地将不复存在。这次飞行使她认识到如果周围民众的生存状况不能得到改观，黑猩猩的命运也将每况愈下。如今，古道尔每年有300天花在路途中奔波，为保护森林和可持续发展鼓与呼。“我到现在还难以想象竟然有一个人成天四处跑着做这些事情”，有天在布隆迪时她告诉我，“而这个人就是我！这一点也不像是我干的。”

　　伊曼纽尔·米提提，是一个主管珍妮古道尔研究所贡贝环保行动的当地人；他在加入研究所之前是一个护理员，并且也对外来人的意图抱有怀疑。“外来人很狡猾的”，他说这（在当地）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当地人害怕恢复森林会导致保护区扩大使他们丧失田地。“但是我们通过医疗教育、小微贷款和其他一些项目证明了，我们是为他们（当地人）着想的”，米提提说，“他们现在很高兴看到古道尔博士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珍妮·古道尔与德拉克·布莱斯森

　　如今已经很难辨明，在古道尔的心目中黑猩猩与人类孰轻孰重。她相信自己为这二者所做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平心而论，结果似乎更加偏向于人类。周围几个村子的部落长老、民选官员和群众都告诉我们，古道尔研究所在本地开展的工作帮助他们改善了收入还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和教育。而黑猩猩从中得益几许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克雷格·派克是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野生动物保护进程的一位教授，也于1970年代初期在贡贝做过研究。长远来看这些环保行动对贡贝黑猩猩是否有所裨益？他对此提出了质疑：“坦桑尼亚的开发援助项目我见得多了，基本都难以落到实处”，他说，“在贡贝周围种点树肯定聊胜于无。但是你要想到黑猩猩的未来，就会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像这样的地方太多了。”古道尔研究所希图保护贡贝周边的黑猩猩栖居地，以便它们能扩张地盘以对抗近几十年来所遭遇的数量锐减。但这项事业花费甚巨，并且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每一方手中都掌握着决定这项合作生杀予夺的大权。成功，为时尚远。

　　基比拉保护区一个咖啡店，古道尔促使当地人从事导游以助收入

　　但是古道尔觉得时机已经临近。她说在过去二十年中自己没有在任何一张床上连续睡满过三周。她游说过美国参议院和国务院，与世界银行进行过谈判，也向许多贸易组织和公司首脑施加过压力。她说自己刚刚说服了一群木材企业老总采用有助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业守则。她曾致力于将野生黑猩猩定为濒危物种，最终使得美国国家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建议圈养黑猩猩获得同样的待遇。在一次晚宴上，她意识到旁边坐的恰好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兰西斯·柯林斯，于是向他解释了为什么研究院应当停止在黑猩猩身上开展医学试验。古道尔并没有得到“立马禁止”的答复，但是柯林斯考察了这个问题并咨询了其他机构的意见，最终他认为囚养360只黑猩猩对人类健康的确贡献甚微。他在2013年宣布美国家卫生研究院将把豢养黑猩猩的数目削减到50只。

　　你可能会觉得，在一次豪华晚宴上说动一位联邦机构首脑就一项政策做出改变，与隐居丛林对灵长类行为进行观察分类相比，需要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罗伯特·萨伯尔斯基，斯坦福的一位灵长类学家和《灵猿回忆录》的作者，曾表示“从事野生生物学需要极大的耐心——这可能听起来不甚浪漫——即对重复和枯燥的忍耐力。”他曾花数年与狒狒起居同处，他告诉我这对于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的他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古道尔的影响。“很难预见一个观察猿猴多年的人会有一天全副精力去影响那群呼风唤雨、有权有势的要人；灵长类学家很少会对这个感兴趣的。”

　　然而古道尔和美国、法国、坦桑尼亚、布隆迪的政府官员以及硅谷那些高管的交际多少证明了，这二者所需的能力似乎还是相通的：耐心、毅力和洞察力。古道尔观察了黑猩猩没几个月就发现它们的行为与人类如出一辙。如今也许返本归宗，她与黑猩猩共度的时光增进了她对人类的理解，使她无意中获得了强大的直觉、帮她说服了无数人。

　　沿着湖岸距离贡贝林区管理处和客舍几百码的地方，古道尔为自己保留了一处小房子。这是她和凡·拉维克以及虫虫一起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后来她和第二任丈夫德拉克·布莱斯森共居之处。布莱斯森是一位地道英国人，却在坦桑尼亚的民选政府中任职。这房子算是有一扇门，但窗户上却是蜂窝形铁丝网——足以把动物挡在外面却能让贡贝的清风穿堂而入。房子里散落着旧的《科学》和其他一些杂志，上面登载着古道尔的文章；如今核心期刊上仍会有一些她的署名文章，但基本上是她点头许可而没有亲自参与的研究。有点吓人的是，这房子仍然放满了狒狒与黑猩猩的头骨和其他骨骼。一天下午，窗外涛声拍岸，我们在房中谈论着她从事的社会活动和之前作为科学家的生活有何不同。“我觉得我和人们在一起能做的无非就是谈谈话（以施加影响）”，她说。“要是和黑猩猩，你休想改变它们半点。”

　　贡贝河自然保护区珍妮·古道尔旧居内部M.C.BrownNYT

　　我提到她努力对人们表现得没有威胁。“是呀”，她认同这点，“我不会咄咄逼人的。”当她和一位参议员在走廊里只有个把分钟时间谈话时，她也会同声相求以示亲近，关切地询问对方一位亲戚身体是否康健。“你会尽量寻找共同的话题，绝不会贸然跑来大抒己见。”

　　不过萨伯尔斯基有一点说得没错，与她作为环保主义者的工作相比，古道尔和黑猩猩共度的时光更加使她惬意。“有人问我：‘什么你还会回到这里？’”她在基戈马的古道尔研究所和一群坦桑尼亚政府官员探讨耕地保护政策时说：“因为我毕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贡贝的森林中度过的呀！”

　　（基戈马的珍妮-古道尔）研究所同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室一同位于一幢单层U型红顶建筑中，其中包括联合国难民署，他们在布隆迪内战期间致力于救助难民。古道尔在“飞越贡贝”之行后创办的本地环保机构也在这里，几乎成了当地有志青年为了找工作和其他机会练习英语口语的消遣之处。

　　罗伯特·奥马利是一个在贡贝做研究的博士后，他当时正好也在，就给古道尔看了些他研究的黑猩猩“高家”一族的照片。古道尔碰到“高家”最早的成员“高伯林”时它才出生几个小时；后来它成为了部落雄性头领，而在1989年它被最终打败屈服后古道尔给它带了些香蕉，那之前还被喂了药以帮助它从伤势中早日痊愈。如今，它至少有九个后裔在贡贝茁壮生息。

　　古道尔看着视频乐不可支，上面是一只发情的年轻雌性黑猩猩在徒劳地摇晃一根树枝以引起旁边一只雄性的注意。“太逗了！”她说，“她干嘛不像惯常那样直接把臀部伸到他面前呀？”“我也没弄明白。”奥马利说。“它们真是一个神奇的家族”，她说，“就像我们所见一样生生不息！”“真的非常繁盛”，奥马利赞同不已。“那对双胞胎里谁更厉害些呀？”古道尔问道。“高金金，她女儿也一样。我特别喜欢观察高家，因为它们就是这么一个族群，特别喜欢相互陪伴。”

　　“它们真是无忧无虑呀，是不是？”古道尔说，双目像被锁在了视频上一般。

　　古道尔很少能拥有如此悠闲的时光。就在我们从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出发去贡贝的当天，她一清早回复了些电子邮件；然后会晤了当地的政府官员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大使；偶遇了一个来培训当地人做酒店管理的美国家族企业；最后坐一辆没有空调的丰田巡洋舰越野车行驶了四个小时，中间还不断停下来到各地的根与芽组织视察。当我们开出城外的时候，视野中拥挤的交通和棚户区逐渐让位于大片棕榈树和木薯田，接下来是一些村寨，都是用同样的桔色泥土烧制的砖砌成的小房子。午饭刚过，天气暑热，古道尔两天前刚从伦敦飞过来，我以为她会打个盹。然而，她拿出一杆笔和一个记事本开始谋划如何给布隆迪的根与芽组织少花些钱买一辆车。由于途径一座失修的桥我们不得不绕路而行，几个小时后正碰上壮观的日落。“喔！”古道尔双手抚胸赞叹道，“看啊！”

　　从布琼布拉前往坦桑尼亚边境的路上M.C.BrownforNY

　　当我们到达坦桑尼亚边境时，夜幕已经降临。理论上说，这时候要过境已经太晚；之前有人曾在这时到达被遣回去了。柯林斯从车上下去找穿制服的布隆迪哨卡守卫说情，我和古道尔留在车上赶蚊子。“能把讨价还价的事留给别人我太高兴了”，她说，“一般这事都得我来。”

　　边境守卫说如果坦桑尼亚那边的人放行他就让我们过去，所以我们又沿着湖岸开了一百米到坦桑尼亚的哨卡，那边的人也同意了。记录了我们的名字和护照号之后，守卫还要看看我们以便与护照上的照片对照。他拿手机上的光源照了照古道尔的脸说：“您看着有点疲惫呀。”

　　“要是你也会疲惫的”，她嬉笑着说，“我今天给那些部长和大使们扯了好几个报告了！”柯林斯问她要不要趁边境官查证件时坐一会儿。“不不，我可不想坐着！”她说，我都坐了一天了。我还想在这儿跳跳舞呢！”说着她就双手插兜，在光溜溜的水泥地上来回摇曳起来，精神勃勃才不管有没有音乐。

　　半小时后，一轮明月在山间升起，我们正快速穿越波涛汹涌的湖面。古道尔嗅着空气中味道的变化就知悉我们快到保护区了，这是那里特有的浓密植被所散发的馥郁气息。

　　古道尔已经一连工作13个小时了——这是漫长的一天，不过成效卓著。她上次来布隆迪时是2013年，当时和法国大使盖里特·凡·罗素讨论了布隆迪威彦达保护区的局势：该国数十年内战期间逃离的难民正在返乡，可能会在保护区边重建家园。她告诉凡·罗素当地政府无力守卫保护区的合法边界。今天一次会面中，凡·罗素告诉古道尔他已说服法国政府筹集了资金以雇佣护林员；他们也会资助一些外围项目，以期向民众宣传保护森林有助于开发旅游业和当地经济发展。

　　“你知道听到这些对我意味着什么嘛：‘因为你上次到访，我们才得以做成这些。’”她说，“你也不知道需要什么人才能促成什么事；但是只要我还在做，事情就有进展。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仍在奋斗不止。”

　　译自《纽约时报》2015年3月13日

　　主人公 / 珍妮·古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