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8日晚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建议任命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出任IMF副总裁,自2016年8月22日起生效。他将接任即将于7月25日离任的朱民。
接近IMF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按照IMF副总裁任命流程,拉加德须提前两周通知执行董事会有关任命提议,执行董事会最终只会通过该任命。而若期间执董会无人反对,任命便会生效,无需正式召开会议通过。在提名前,总裁一般都会提前咨询执董会建议与意见,对提名人选达成一定共识。由此,张涛成为IMF史上第二位中国籍副总裁一事基本已无悬念。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驻IMF前执行董事魏本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没有条文明确规定中国一定能占据IMF副总裁席位,总裁在提名上会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可见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十分重要。”
当然,张涛和朱民都已不是个例。此前,财政部官员杨少林在今年2月26日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2016年1月,金立群正式当选为亚投行行长。来自中国的国际化人才,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治理规则的制定,并贡献中国智慧。
张涛将接任IMF副总裁
有“铁娘子”之称的拉加德擅长外交,而在IMF管理层中,她也需要有金融专家的协助。朱民曾是拉加德的“左膀右臂”,张涛未来也将继续扮演这一角色。
在宣布提名张涛时,拉加德表示:“我很高兴地建议由张涛出任下一任副总裁。张涛先生具有很强的国际经济专业知识、公共部门决策能力和娴熟的外交技能。他也有丰富的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经历和卓越的沟通谈判技巧,并对基金组织的政策和程序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曾于2011年至2015年担任中国执行董事,在基金组织广为人知,备受尊敬。”
各界认为,张涛的提名确在情理之中。知情人士称,IMF有张涛的简历,对张涛的经历有很好的跟踪纪录。2011年9月至2015年,张涛在担任中国执董期间,他对IMF的各项工作,包括份额改革和人民币加入SDR都有积极贡献。
从教育背景和工作履历看,张涛兼具国际多边和国内央行的丰富经验。张涛拥有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国际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北京清华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和金融学硕士学位。
1995年至1997年,张涛在世界银行总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局任经济学家;1997年到2004年,在亚开行总部担任高级经济学家;2004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历任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国际司副司长、调查统计司司长、国际司司长兼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2015年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2016年5月升任央行副行长。
“张涛非常聪明能干,英语流利,工作风格务实,是新一代国际型政府官员的代表。他主政过国际司和调统司的工作,专业和政策水平很高;也在研究局工作过,研究能力扎实;最近他又担任条法司司长,主导了对互联网金融立法的框架性工作,法律方面也很熟稔。”一位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金融危机后,应对危机和宏观稳定成为全球首要任务,同时,由于承担了G20主要经济金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IMF成为当今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通过对189个成员国的宏观经济体检(第四条款磋商)和金融压力测试(FSAP),发布宏观、金融、财政领域的趋势判断,来预防危机和解决全球性的难题(例如油价、增长、失业、资本流动、收入分配等),而当危机发生时,IMF的核心任务是救助和解决危机。
当前,包括总裁拉加德和副总裁朱民在内,IMF最高管理层共有五位,其他三位分别是刚连任的来自美国的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去年2月到任的偏重内部行政管理的卡拉·格拉索(她拥有意大利和巴西双重国籍)和去年3月到任的日本人古泽满宏。
2011年7月26日,IMF打破了建立66年来,最高管理层“一正三副”的模式,增设了第四个副总裁职位,也迎来了首位中国籍的高管朱民。由于IMF的最高管理层历来强调地区代表性,且近来年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地位提高,要求增加来自这些地区候选人担任IMF最高管理层的呼声不断提高,朱民在2011年的到任顺应了呼声之势。
迎接全球新挑战
朱民任期始于2011年7月26日,当时全球金融危机余震不断,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相继爆发银行业危机;如今,新任副总裁将要面临的挑战绝不亚于朱民。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判断,当今全球正面临“三元风险”——低增长、低生产率、高负债。这三者的组合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容小觑。全球央行实行量化宽松(QE)多年后,经济情况似乎愈发脆弱、金融市场波动频频,这对于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为先”的IMF无疑是重大挑战。
在朱民担任IMF副总裁期间,其负责97个国家的宏观督导,需要批审90多个国家每年的宏观报告。他所主管的重点区域和国家,包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秘鲁、北欧、中东的埃及和众多中亚国家。而在如今全球联动性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张涛一旦接任IMF副总裁一职,其工作的挑战可想而知。
根据今年4月IMF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新兴市场的冲击给全球的股票价格和汇率带来的溢出效应明显上升,如今全球资产价格波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源于上述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不仅仅美国的政策变化会产生溢出效应,新兴市场的任何政策变化也会对美国产生回溢效应。
不可忽视的是,今年6月发生的英国脱欧事件为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带来了长期不确定性。据IMF测算,在正常情况下,今后3年英国GDP累计会下降1.4个百分点;在极端情况下,即英国投资贸易大幅下降,今后3年英国GDP可能会下降5.6个百分点。同时,英国脱欧将导致全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一系列其他国家公投的呼声也开始出现,这会传导到金融市场,未来市场波动会成为常态。
此外,如何落实G20的各项决议?在人民币进入SDR后,如何进一步扩大SDR的国际使用?如何进一步开展新一轮份额改革,赋予新兴市场更多话语权?这一系列问题也都直接指向新一任副总裁。
今年9月,中国将在杭州主办G20峰会,这也堪称危机后最重要的一次G20峰会,其使命从紧急危机应对转为促进全球增长、推动结构性改革,要啃下这根“硬骨头”丝毫不比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来的容易。
至于IMF与G20的关系,IMF中国执行董事金中夏此前是这样描述的——G20所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特点是,以G20峰会的领导人共识为统领,以南北主要大国的政策协调与合作为手段,以主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参与和落实G20决策为支撑。其中,与如IMF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关系十分关键。
由于G20并没有常设秘书处和工作人员,其达成的许多决定和共识仍需要通过有关国际组织推行和落实,主要方式有提供政治指导、确定工作重点、筹措资金、推动改革等。
朱民今年初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IMF支持中国主办G20,IMF也始终扮演G20技术秘书的角色,提供背景材料、做宏观政策支持,我们也正积极参与中国主办G20的工作。”
紧随其后,人民币将于10月1日正式进入IMF的SDR货币篮子,这也标志着人民币朝着国际储备货币再进一步。
当1969年以美元为基准的“布雷顿”汇率体系崩溃后,IMF创立了SDR。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态称,危机凸显了全球金融体系依赖单一国家货币的风险。周小川称,SDR应该覆盖所有主要国家货币,成为一种“超主权货币”。
去年以来,周小川行长也一直呼吁要积极扩大SDR的使用,这想必也将是IMF的使命之一。“SDR有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增强SDR的作用是一项长期工作,可以开始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扩大SDR的使用,包括使用SDR作为报告货币和发展SDR计值的资产市场。”周小川称。
至于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所幸美国会参众两院终于在去年12月18日批准了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终结了长达5年的僵局。
根据IMF于2010年批准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此外,超过6%的份额比重将转移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就此,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额国。
当然,IMF的使命远不止如此。IMF目前正在讨论下一轮份额检视,即第15次,其最后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
“我很高兴看到IMF的第十四次份额检视已经完成。但是我们并不止步于此,IMF任重道远。”拉加德说,“我相信,在第15次份额检查中,中国将会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她也希望在下一个五年任期内,可以进一步提高IMF份额和本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不符的国家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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