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隐现“人口拐点”信号 谁走了,谁还在?

　　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力是政策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早上7点半，家住北京双井的孙女士挤进了北京地铁10号线，前往中关村上班，“人都被挤成了照片”。顾不得与陌生人严重挤压的尴尬与苦恼，她很庆幸自己赶上了这班车。她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实际上，这条北京最繁忙的地铁线路，在2015年全年减少了近1亿人次的客流量。

　　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面对人口疏解，哪些人走了，哪些人会留下，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

　　北京核心区人口

　　比重下降

　　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同时，城六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

　　广州人口

　　增速放缓

　　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上海人口

　　负增长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

　　是什么

　　驱动人潮？

　　“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起码从‘账面’上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基层官员 压力陡增

　　考核指标

　　人口疏解甚至排在GDP之前

　　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在上海，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下降。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也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级大会上，区级官员谈起人口疏解指标都十分谨慎认真，不像说起GDP那样‘谈笑风生’。”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当一个城市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人口的增加就是必然的结果，做人口减法比做经济加法确实要难。

　　记者在2016年北京地方两会看到，核心城区都将人口疏解问题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起码从‘账面’上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并以搬迁市场、拆除违建、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积极推进。”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说。

　　是什么

　　留住了他们？

　　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17.6万人。

　　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厅服务员、厨工的岗位缺口与求职人数比高达9：1。

　　务工人员 不愿离开

　　都是刚需

　　努力在政策夹缝中寻找机会

　　在地方政府强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同时，北上广的巨大资源虹吸效应，仍然让大量疏解目标人群不愿轻易离开。

　　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曾经让很多人看到在超大城市奋斗打拼的艰辛，但实际上，为了能留在北上广，很多外来人口努力在政策夹缝中寻找机会。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房租，证明了高中低各层面外来人口对于这个大城市的刚性向往。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说，从银行给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放贷的角度看，地产投资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风向标，北京、上海地王频出，恰恰印证了其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在小店被疏解的同时，仅在北京东二环至东四环沿线，至少有十家大型购物餐饮场所数以万计的中低端劳动岗位都是刚需。

　　记者日前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危旧房改造后的新型社区看到，尽管小区里每套房子都价值数百万元，但在楼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条条长长的、坑洼不平的通道尽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仅1.5米宽的狭长走廊两旁，每个出租屋门口都堆放着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还有自行车等各种杂物。走廊的尽头是公共洗手间，挤满了忙着洗漱和方便的住户。空气中飘散着油烟、香烟和发霉的气味，隔着墙也能清楚地听到出租屋内电视机的嘈杂声。据“二房东”介绍，这类地下出租屋内多住着从事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和厨师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

　　吸引力

　　带来了什么？

　　地产投资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风向标，北京、上海地王频出，印证了其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被疏解者 层层转移

　　并未走远

　　从核心区走向周边，形成“村外村”

　　今年4月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显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17.6万人。而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厅服务员、厨工的岗位缺口与求职人数比高达9：1。

　　在这种情况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层层向外转移。位于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交界处的孙河乡，截至2014年底的户籍人口2.2万人，而流动人口达5.6万人。记者多次在孙河乡沙子营村调查，2016年，随着产业调整、清理违法群租房等措施，该村外来人口从高峰时的1.6万人减少至七八千人。离开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还有数千人搬到了位置更远的顺义、昌平等地。

　　胡刚表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违建遍地，在传统村庄外形成了外来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观点

　　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

　　除了北上广面临的虹吸效应与功能疏解之间纠结，大城市还面临人户分离带来的户籍人口机械迁入与“拖着不走”的问题。据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区，由于教育、医疗资源相对集中，不少人青睐将户籍迁入，给城市人口管理带来很多弊端，也与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记者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拿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区户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约20万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人户分离是北京人口疏解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在北京人户分离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括国外定居、调离北京、异地交流任职、经商人群等等，这些人“人不在户籍还在”。

　　不管是哪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当下超大城市受限于资源与环境压力出台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将继续在实践中寻找平衡点。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据新华社、新华社客户端、人民网

　　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