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家”在汾阳-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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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西路家”这个称呼并不陌生，这是汾阳人对位于其西部几个县区人群的称谓。这首先源于地理位置之别，更多的则是区别两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前的贫困岁月，还代表着文化底蕴深厚的汾阳人骨子里的优越感，反映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与西山县人之间文化与心理上的差异。作为回应，我们叫汾阳人为“东路家”。

　　我出生在山西柳林县，也即“西路”其一。几个月大的时候随父母来到汾阳，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于是又把我送回柳林，随姥姥姥爷一直生活到五岁左右，又回到了父母身边，自此在汾阳这片土地上生活至今。

　　从小耳闻“西路家”的称谓长大，心里总是有些不悦。几十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汾州大地日新月异，我们对这方土地的情愫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已经没有了“东西”之分的芥蒂，成为了真真正正的汾阳人，成为这里发展变化的见证人与参与者。

　　儿时的记忆很清晰。那时候的天很蓝，但也有点百无聊赖的感觉。父母在吕梁煤炭工业学校工作（当时校址在汾阳），诺大的校园没有几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于是每天在沙堆上自个儿玩着玩着就趴那儿睡着了，醒了再接着玩。无聊的时候，找个小树枝儿扎单位解放牌大卡车轮胎的气门嘴，把小脸凑到跟前，听着咝咝的跑气儿声，感觉很爽，但也因此赚到了母亲的一顿挨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院子里出现了两个小姑娘，起初一块儿玩耍很是开心，我骗小姑娘闻铁盒里的雪花膏，趁其不备把一盒雪花膏往人家脸上摁，弄的小姑娘活脱脱的像七品芝麻官的样子，然后在小姑娘哇哇大叫声中逃之夭夭；还记得一起玩蜡烛，把另一小姑娘的头发烧掉一大缕，惊慌失措地夺门而逃。

　　小时候很多人说我乖，其实是蔫淘。姐姐大我两岁，是上小学的时候才回到父母身边，在姐姐上学之后，那个小学成了我的新乐园。姐姐在西大街前进小学上学，我每天都会去学校等姐姐放学，在人家上课之后，趴到门缝偷看，看腻了，就爬上城墙瞎逛荡，渴望自由的心如同城墙上的野草般疯长....

　　那时，汾阳城虽不算大，但柳林县城与之相比，无论规模还是繁华程度，自不可同日而语。最难忘的就是逛鼓楼底的百货大楼。小时候，对百货大楼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有就是门儿多，感觉东南西北好多的门，经常转晕，常常是这个门进去，那个门出来，于是便没了方向。以至于一直觉得，如果一个很高档的楼没有足够多的门，总觉得档次上会差很多。后来陆续有了红杏、大世界、恒鑫、玉石、玛玲等商场，楼越来越高，商品越来越丰富，而孩童时对这个世界独有的视角中所呈现出神秘与美好却永远留在记忆中。

　　那时候，老家柳林经济落后，文化生活也很匮乏，县城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影剧院。而汾阳的省运电影院和汾阳剧院在当时来讲那是相当有规模的。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看电影。父母单位经常发电影票，于是每次看电影都跟过节似得，《快乐的单身汉》、《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三十九级台阶》、《高山下的花环》等等，都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记忆中，汾阳剧院当时经常会有戏剧的演出，印象较深的是晋剧《乞丐与状元》，那次跟着大人们看演出人山人海，差点把我走丢。后来，省运电影院拆掉，汾阳剧院改作他用的时候，我还伤感了好一阵子。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一个地方发展经济的同时，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场所也应该同步发展，在商业化越来越浓的今天，我总感觉荧幕内外的人似乎都少了一种阳光般的快乐与执着。

　　童年这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像某种基因一般植入体内，拉近着我与汾阳这片土地的距离。这种感觉很奇妙：我属于这里，这里是我的乐园。这种心理的认同与归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小时候，经常听父母聊所谓“西路”和“东路”的差异。父亲是老师，口才很好，他的经典段子就是用柳林方言有声有色的叙述“西路家”初见火车时的惊呼声：啊呀呀，这狗日的火车，趴下还跑这么快，要站起来跑还了得？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笑话中充满了揶揄和快乐的自嘲。而老妈则说，她来汾阳后，看到人家去种地都是骑自行车，觉得很是惊奇。因为在我们老家，由于地形和经济的原因，农民种地从来都是“11”号车，骑自行车出行是种奢侈的享受。而这种差异在饮食习惯上表现的就更为明显，我们老家吃饭习惯“烩一锅”，就是把所有食材混在一起炖。而汾阳家是小碟子小碗，着实精细和讲究。出于自尊的缘故，我们总要挑个理儿：穷讲究，一样儿摆一盘，也不嫌麻烦。不过，现在想想也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候经常有人学舌我们的方言口音，笑话我们西路家居家生活的粗笨，这也算是一种本能的反击吧。如今，父母做饭也像真正的汾阳家一样，把各色食材分别料理。而我们“西路家”的一锅炖也在星级酒店登堂入室，作为一道特色菜肴供人品味，从营养学上讲，多种做法都值得推荐。

　　还有一个让我们“西路家”嗤之以鼻的就是“平川县”的男人。在我们老家农村，男人是从来不上锅台的，女人干那些活儿天经地义。这样明晰的男女分工自是农耕社会的传统，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当看到汾阳男人系着围裙带孩子做饭浆洗衣服织毛衣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从鼻腔里哼几声儿。孰不知，这其实是“西路家”在观念和文化上的落后，对男女角色认知上的滞后。如今，我已成长为一个典型的居家男人，享受烹饪美食的乐趣，享受用艺术装点生活的愉悦。而我父母亲，这么多年了，角色分工变化似乎不大，已经形成了习惯，与思想落后无关。

　　“东西”之分，或多或少在我心里留下一些自卑的因子。打小，亲戚都不在周围，生活圈子比起周围的孩子会小了很多，觉得自己是这个环境中的另类。上学后，总反感别人说我们“西路家”如何如何，所以学说汾阳话异常用心，自然学的很快，内心深处很想尽快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到今天，我还能在“东西路”方言之间进行游刃有余的转换，而无一丝违和之感。在以后的日子中，我参加过很多演讲、辩论之类的活动，证明人的各种经历自会有他开花结果的时候。

　　后来，初中、高中、大学，按部就班的日子一步步走了过来，我也成为了这座城市一名添砖加瓦的建设者。

　　如今，我的老家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西路家”走出山沟沟，成为“东路家”；而汾州大地也实力愈强、魅力日增、活力绽放，越来越多的“汾阳人”走进山沟沟，寻找新商机、谋求新发展，也成为“西路家”。“东西”两家日益变成了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携手并进的好兄弟。我们生活的城市街道越来越宽，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信息传递与沟通越来越畅通，两座城市间的交通前所未有的便捷。更重要的是生活其中的人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大气，所谓“东西”之称谓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寓意。

　　我们这些在汾的“西路家”，不论心理认同还是生活方式，已经渐渐融入了这里，如果按照“ABC，American，born Chinese”的叫法依样画瓢，我及我的父母这两代人应该叫“FBL，Fenyang born Liulin”，而我家十岁的闺女，若有人问她是哪里人，她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汾阳人！来源：《汾州乡情》2014年第4期作者：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