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文章来源南方网。本文由对“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现象的描述开篇，通过国际上越过与未越过这一“陷阱”国家的实例，揭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再立足我国现状，进一步得出我国调结构、惠民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阅读本文，对于加深考生对国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和帮助。更多备考热点查看可关注尚邦公考官网安徽公务员网（www.ahgwyw.com）
发展“奇迹”的背后，最突出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一些城市职工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早在201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习近平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曾强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亚洲和南美国家居多。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据联合早报文章分析，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很难突破1万美元。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情况在中国内地不同程度的已经有所表现。
人均GDP1万美元是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日本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说，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以后七年时间里。
为什么那些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中国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中国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绕不开的道路，针对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本来经济积累到一阶段后，比如：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至1万美元后，给经济积蓄的发展后劲应该更大，因为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强。但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发展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些极富者们各种消费品已经应有尽有，消费倾向非常之低。而消费倾向高的普通百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经济生活负担重，有消费倾向，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
2013年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中国必须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将收入分配改革引向深入。
同时，以打破垄断为核心，释放经济内生活力。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三分之二，民营企业占三分之一，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背后折射的是产业集中度过高，并且都集中到了国企特别是央企之中。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数，这么多的资源都被国企特别是央企占用，那么，留给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这种状况持续十余年，足以看出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企业长期以来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困难。
欣喜的看到本届政府正在致力于大力度放开市场、降低门槛、破除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内生活力。相信这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再者，给消费增长提供基础和环境，把消费潜力彻底释放出来。当然，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根本和长远任务，而当务之急是给居民和中小企业大幅减税降费让利。激活居民消费，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创造宽松环境。本届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有更大利好。
总之，通过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抑制贫富悬殊；打破垄断，激发经济内生活力；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税降费释放消费活力等改革措施，才能真正把资源能源推进、大举投资和出口型经济拉动转到内需消费为主、才能把越走越窄的垄断经济转到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上，也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将会如火如荼展开，这是“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中等收入馅饼
中国社科院曾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建议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
或许，从相关经济数据来看，“中等收入”已走进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中。但是，笼统的中等收入，掩盖了行业与行业间的工资差别，掩盖了同行业不同级别员工间的工资差别，掩盖了各行各业工资增长快慢不均的真相，更严重的是，掩盖了社会分配不均以及社会分配不均下隐含的矛盾等。现实存在着“被增长”、“被平均”、“被中产”等问题。有人说，这是“被时代”的权利贫困，或者说是权利差距。
中产“很丰满”，生活“很骨感”；中等收入“很丰满”，中等消费“很骨感”。而且，有的中等收入，只怕是“中等收入馅饼”，天上掉下来的。
未雨绸缪，考虑“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有必要，但当务之急恐怕是避免“中等收入馅饼”。迷信“中等收入馅饼”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因为它是虚假的繁荣，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甚至会影响到经济政策。那么，中国式中产者，或具备馅饼式中等收入能力人群，就可能由此丢失增加收入的机会，仅仅徒有虚名。我们不要“瘦身中产”，而要实实在在地“跻身中产”，夯实“中等收入”。或许，实至名归的“中（上）等收入国家”也是跨越“陷阱”的前提与基础。
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发展“奇迹”的背后，最突出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一些城市职工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
以上海为例，从2007年上海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高收入行业诸如金融行业、电力邮政等公共事业垄断性企业、科研与技术服务业、采矿业、卫生教育等政府事业单位的工资性收入涨幅远高于上海市平均工资性收入涨幅57%，其中金融行业涨幅达到138%。一些高收入行业的职工人数增幅远远高于全市平均职工人数增幅46%，比如信息行业职工人数增幅为142%。
从上海职工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收入水平快速上升，高收入群体规模不断壮大同时内部不断分化，基尼系数由0.2165上升到0.3081。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伴随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快速国际化、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收入分配逐步分化，中高收入阶层快速形成，收入不平等逐渐显现。
与上海相比，珠三角地区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8年珠三角人均GDP达9019.9美元，其中广州、深圳、佛山人均GDP更超过1万美元大关。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深圳的人均生产总值最高，达到人均1.31万美元。
然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广东目前同时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和最落后的地区。广东21个城市中，仅占全省面积23%的珠三角7市，集中了全省78%的经济总量和85%的财税，而粤北山区7市和东西两翼7市各自的人均GDP，仅是珠三角的1/5和1/7。统计数据显示，2003至2008年广东各区域人均GDP的基尼系数逐年增大，由0.2647上升到0.3057，扩大0.041，显示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程度逐渐加深。
这些数字的对比无疑是十分惊人的。可以说，社会两极分化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因为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是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人手中，相反，一部分居民工作和生活却没有保障，变成新一代的城市贫困家庭。就社会稳定来说，贫困人口的相对增加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素。他们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很多人迫于生活的压力走上犯罪的道路，作出危害公共秩序的事。
由此可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固然重要，但是，各级政府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消除贫困，缩小社会两极分化上来。着力点是“恢复经济平衡”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方向，重心是缩减收入差距，贫富不均。这包括给予下岗工人以及待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向他们提供教育、房屋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摘自光明网）
2013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的决定》，把加快粤东西北发展上升为全省战略，这是助推广东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
“粤东西北加快发展”战略，不仅涉及到粤东西北地区，而且涉及到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和优化发展。珠三角经济要往粤东西北腹地转移，在转移中融合，在转型中升级，珠三角才有竞争力，才能充分发挥珠三角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振兴粤东西北，有益于进一步缩小广东区域经济差距，是实现广东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