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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追寻半生，远涉重洋，好不容易觅得一副温暖肩膀，却又无情地先她而去了。
从此，再深情的诗篇，再高超的弹奏，都无法抒发心底的那份凄凉与悲哀了。那份深入骨髓的绝望，伴随她至人生的尽头。
1962年3月16日，爱玲搭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此后三十多年里，她再也没有踏上这块曾经那么熟悉的土地。
按原计划，爱玲应该在18日到达，可赖雅17日就跑到了候机大厅，一个人，从朝阳初升等到晚霞满天。第二天，他与女儿一起去接爱玲，两人默默相望，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回到家，赖雅已经准备好了咖啡和麦片粥。爱玲又为自己炒了蛋，一时，香气四溢。她有些倦了，斜倚在沙发上，看着赖雅认真地做汉堡和沙拉。待饭菜上桌的一瞬间，她觉得幸福极了。在“家”的怀抱里，所有的不快和委屈，都是可消解的。她兴致勃勃地讲着“东方之行”的种种际遇，当然，那些失意、心酸，都被巧妙隐去了。
赖雅在国会图书馆申请了一个桌位，每天从早开始在那儿办公，爱玲仍旧习惯在家里写作。
日子就在这样的温慢中，一点点度过。
1964的6月20日，电懋公司的老板在一次空难中丧生。因种种原因，总之电懋公司要被解散了。爱玲为电懋写的最后一个剧本，没有了拍摄成电影的可能性，这些年来，为电懋写剧本一直是她的主要经济来源。而电懋的解散，意味着从今往后，爱玲“财路”的中断。
为了维持生活，爱玲只好想尽办法节约开支，先是把家从皇家庭院的简朴公寓搬到了廉价公寓。另一方面，还想尽办法多增加收入。在麦加锡的帮助下，爱玲得到了一些写广播剧本的机会。
此后，还改编了几部西方小说。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创造力的展现无疑是最重要的，而做一些改编工作，只不过是“养家糊口”的工具而已。
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创作自己的作品。那部她曾寄予厚望的，并花过大量心血的《少帅》也被搁置。此时，她内心的苦楚是可以想见的。
祸不单行。赖雅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经过几次中风，又摔倒过一次，终致瘫痪，大小便失禁。
这给爱玲增添了很大的压力。每天除辛勤笔耕，赚取家用外，还要承担看护的责任，照顾赖雅。她就睡在起居室的行军床上，悉心照顾赖雅，毫无怨言。虽然她已很尽力，但总觉得做得很差劲，有些力不从心。
公寓里少了昔日的温馨快乐，一种阴郁与沉默开始笼罩。赖雅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深居简出，看着心爱的女人为自己受累，他感到深深的内疚。
后来，爱玲申请了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因不放心别人照顾赖雅，她到牛津之后不久，就把赖雅接了过去。为了照顾他，又要写作，爱玲很少参加学校里的活动。
八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的创作仍没有进展，在夏志清先生的推荐下，她又去了哈佛大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做驻校作家。因此，1967年4月，爱玲又带着赖雅来到了麻州康桥。
不管生活多么艰难，爱玲始终对赖雅不离不弃，也许最让她迷恋的，就是那份平淡的家的温馨，以及最朴素的爱与关怀吧。
那段时间里，赖雅已病入膏肓了。这个曾经快乐坚强的男人，现在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整日恹恹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也许，他会偶尔想起年轻时候吧，那时的自己激越昂扬、快意江湖，如今却是英雄垂暮。
每天看着爱玲忙时忙出，喂他吃药，帮他擦身子，心里愧疚极了，今生，他已欠她太多太多。
赖雅的一个表亲来看他，他却把头转向墙壁，并要求他离开。赖雅是个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之人，只是他不想让朋友看到他这个样子。他一生都希望给朋友带去快乐和温暖，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从没有改变过。
爱玲是懂他的。多少个寂静的夜里，爱玲默默祈求着上苍，能让赖雅多活一天在世上。许多时候，爱玲坐在赖床床边，相顾无言，心里却万般苦楚和留恋。
赖雅还是永远地离开了爱玲，他说过他们要永远不分开，可是，他食言了。那是1967年10月8日，窗外有秋叶随风而落。
在美国，她失去了惟一亲近的人，她又是一个人了。在此后漫长的30年中，她一个人独对清灯，与影为伴。
爱玲至死，都是以赖雅为自己的姓，以赖雅夫人的身份自居。
多年前，她曾说过，“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里最悲哀的一首诗。
又有几人能相携走过一生，移情也好，死别也罢，总有一个人先走，无论谁先放手，都会疼到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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