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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育，要转向对生育权利和人口发展的服务思维，不能迷恋于红头文件的力量和作用，化解社会的生育焦虑，需要实实在在的鼓励举措。
9月18日，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
如果对于宜昌的计生历史有过了解，相信并不会对这封公开信表示惊讶。一方面，即如公开信中所示，目前宜昌呈现超低生育水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不足1人;另一方面，宜昌的长阳、五峰两县，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就推出了普遍二孩政策的试点，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生育率反弹。2015年，亦有来自宜昌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宜昌试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但是，宜昌公开信，很容易让人想起1980年代，为鼓励“一胎化”而发出的公开信。正是有着上述历史背景，现在发红头文件呼吁二孩生育，又让人生出一种现实的荒诞感。
不难看出，宜昌卫计委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呼吁和鼓励生育二孩，是对人口生育现状的顺应与先行试点普遍二孩经验的回应。但实质效果，恐不容高估。
从不少国家的案例来看，社会生育率的提升并非易事，比限制生育率要难得多。典型如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生育措施，却至今未走出低生育率陷阱。这既与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有关，也与社会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生养成本的提升有直接联系。换言之，要提升社会生育意愿，仅仅呼吁是远远不够的，也不是发红头文件就能解决的。
宜昌的人口生育形势，其实并不具备特殊性，而是可以说，是当前我国低生育率现状的缩影。不管采纳何种统计口径，我国当前的整体人口生育率，都远低于正常人口更替所需要的水平。很可能，未来发出类似公开信的，宜昌并非是唯一一个。而隐含在其中的一条主线则应该得到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回应，即中国的计生政策亟待更鲜明的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变。
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诚如专家所言，今天社会超低生育率的形成，还并非简单是生育政策限制的结果。这决定了鼓励生育，若仅仅只是对计生政策松闸，效果将很有限。推进计生部门的服务转型，对生育行为进行正名，提升社会福利保障水平，都应有系统性的优化。而鼓励生育，更不容只局限于“小气候”和特定群体。因为社会生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从来就非孤立的，它必须基于整个社会生育权利与福利保障水平的提升。与宜昌发公开信鼓励生育二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一些地方还尚未认识到低生育率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计生服务和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都仍待加强，甚至出现过学校要求教师必须排队怀孕的现象。
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不该仅仅是态度的转变，更应是治理理念的升华。要将控制型的计划思维，导向对于生育权利和人口发展的服务思维，不能迷恋于红头文件的力量和作用，化解社会的生育焦虑，需要实实在在的鼓励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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