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刻本，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为蒙古佛教典籍的总集，是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文化和知识的百科全书，在研究蒙古族历史和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蒙古文《大藏经》由《甘珠尔》（佛语部）和《丹珠儿》（论疏部）两大部组成，蒙古文《甘珠尔》1720年（康熙59年）在北京内府刻印完毕后朱刷，现仅存世8部，国内存6部。蒙古文《甘珠尔》1749年（乾隆14年）在北京内府刻印完毕后朱刷，现仅存世3部，国内存2部。在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刻板朱印后的蒙古文《大藏经》在大漠南北和千里草原上，牵系着中央政府和蒙古贵族的政治交流，供养着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流转着蒙古族的文化传承，但是相对应的印经板却鲜有资料和信息提及，全世界重要博物馆和大型拍卖会也无此藏品信息，甚为遗憾。
2010年，故宫博物院整理重刷《满文大藏经》（清乾隆59年清内府刻原版），在将经版拉往工厂刷印过程中，发现满文经版中混杂着近2万块蒙文《秘密经》、《诸品经》经版，之后故宫博物院对上述蒙古文经板进行了详细整理分类。
故宫藏清康熙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原印经板
经研究，上述经板全部为康熙59年清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原板，其现存和原版对比情况详见下表。同时，原刻板40952块中，佛像插画经板216块、涉756尊佛像，然而故宫现存的原刻板19076块中，绝大部分为纯经文刻板，佛像插画经板仅存4块，更为遗憾的是，在上述经板中尚未发现存有乾隆14年清内府刻蒙古文《丹珠尔》原刻经板。
历史总在不经意间给人意外。即将在2016年11月北京中贸圣佳的秋拍中，出现了康熙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印经板7块、乾隆内府刻蒙古文《丹珠尔》印经板2块，据了解，前些年一个偶然机会藏家在巴黎购藏了这9块原经板。
在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的库房里，我们近距离观摩欣赏了这9块经板。这些经板可以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有3块（见下图），属康熙59年宫廷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经文扉页经板，用于经尾，左右边框分别以汉文、蒙文恭题该函（夹）的经名卷次和页码，经辨识，分别是“诸品经第十一卷下一”、“秘密经第三卷尾”，另一块由于边框被裁切无法辨识。每块全板均由藏传佛教5尊佛像构成，每尊佛像左右下角分别以满文、蒙文直书该佛尊号。
第二部分有4块（见下图），属康熙59年宫廷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上内护经板页，用于经头，左右边框分别以汉文、蒙文恭题该函（夹）的经名卷次和页码，经辨识，分别是“大般若经第五卷上一”、“第二大般若经四卷上一”、“三般若经第一卷上一”，另一块由于边框被裁切无法辨识。每块全板由藏传佛教2尊佛像分列左右、中间阳刻蒙古文“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及每函第一部经名卷数”，每尊佛像左右下角分别以满文、蒙文直书该佛尊。
刷成后经文页如下图内蒙古图书馆现藏康熙蒙古文《甘珠儿》原经页：
第三部分有2块（见下图），属乾隆14年宫廷内府刻蒙古文《丹珠尔》开篇《御制续藏经序》。御制序原有3页，对应3块经板，可惜现仅存这2块。自明永乐皇帝刻印永乐版《大藏经》时，就形成了宫廷内府刻印大典时皇帝“御制序文，以冠经首”的惯例传统。乾隆皇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下旨委托三世章嘉主持翻译刻印蒙古文《丹珠尔》，并撰写《御制续藏经序》为经文开篇，这些信息在这2块经板御制序文字中有所体现，如：“我皇祖圣祖仁皇帝，能仁御世，觉悟群迷，尝取西番藏经译以蒙古文义，外番咸得通习”；“复得先辈章嘉胡图克图原著百千法语经七函”。
刷成后经文页如下图内蒙古图书馆现藏乾隆蒙古文《丹珠儿》原经页：
上述9块经板，镌刻精美，刀法严谨，部分位置还有当年刷印时遗留的朱砂。所刻文字字体规范，汉字楷体端庄工整，蒙古文和满文遒劲庄严，是典型清代宫廷官方书法。《甘珠尔》经板四周刻有西番莲和璎珞纹饰，双层莲花座。《丹珠儿》御制序经板四周刻有7对二龙戏珠（均为五爪龙）。细观这批经板所刻佛像插画，生动传神，意境高远，虽线条绵密繁复但清晰有序，细腻诠释了忿怒像和慈悲像，方寸间现宇宙，显示出精美高超的雕版工艺，以及雕板时那份虔诚纯净的宗教情怀。
康熙55年，乾清门侍卫拉锡开始奉旨主持刊刻蒙古文《甘珠尔》，至康熙59年刻印完毕。通过研究一系列专为此事缘起的奏折和康熙皇帝朱批等史料，我们可以梳理并推测刊刻办理蒙古文《甘珠尔》的一些细节，即：刊经底本使用善寿家藏抄本；刊经的组织者主要是拉锡等人；经费来源布施化缘（康熙皇帝带头布施捐银）；贝勒西哩、贝子善巴喇什等人，组织蒙古和北京的大德高僧远赴多伦诺尔庙校勘经文底本，进行统稿；在皇城内油毡房内，由喇嘛巴克什监制缮写经文；定稿后在妙应寺（今北京白塔寺），由妙应寺大喇嘛诺尔布格隆刻制经板，刷成后经书交付武英殿保存备用，供蒙古王公贵族和大庙请用。同在奏折中，还详细罗列了制作蒙古文《甘珠尔》所需经费，即：“刻制一部《甘珠尔》经诸项费用，耗银合计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两九钱。刷印此一部《甘珠尔》经，需银二千二百八十七两四钱”。
这部耗时4年、耗银43,000余两的清康熙宫廷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镌刻经板总数应为40,952块，其中佛像插画经板216块、涉756尊佛像。然而沧海桑田，时至今日故宫仅存原经板19,076块，其中佛像插画经板仅存4块，更为遗憾的是，故宫现无乾隆14年宫廷内府刻蒙古文《丹珠尔》原经板。纵观世界各大博物馆，也暂未发现收藏有上述原经板，近年来各大拍卖也未曾有见。因此，这次北京中贸圣佳2016年11月秋拍的7块佛像插画经板、2块乾隆蒙古文《丹珠尔》御制续藏经序经板，十分难得珍稀。
最后，我们再简单梳理下清康熙内府刻《甘珠尔》佛像画的艺术风格及影响。康熙56年开始制作的蒙古文《甘珠尔经》经版, 是继藏文《甘珠尔经》经版之后的又一重要活动。它不仅成为蒙文《甘珠尔经》的最早经版, 也是所有蒙文佛经经版中的佼佼者。该经板由全国蒙古族同胞共同集资, 历经数个春秋, 耗资巨大, 才得以问世。《甘珠尔经》经版的制作成功, 为康熙60年开始制作藏文《丹珠尔经》经版的工作, 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并为以后的清内府藏、蒙古、满、汉等文种《大藏经》得以问世, 创出了一条道路。同时，康熙宫廷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佛像插面的艺术风格，继承自明代宫廷佛教写经，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清代宫廷藏传佛教图像的艺术风格蒙古文大藏经佛教版画。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主要说明：
◆从时间顺序来看，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藏传佛教图像学传承发展，是经处于承上启下的时间位置。经研究比对，明代景泰皇帝完成了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康熙8年清宫沿袭继承景泰《甘珠尔》佛像插画艺术风格完成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康熙59年又沿袭继承了上述图像风格完成了蒙古文《甘珠尔》的刻印。同时，乾隆59年（1794年）宫廷内府刻印的满文《大藏经》，大家公认最为精美，这部经在康熙59年蒙古文《甘珠尔》刻印之后的74年完成。经比对，满文《大藏经》的版式设计、插图形式、装饰纹样以及整体风格，基本是按照康熙蒙古文《甘珠尔》的风格来刻板和绘制的，尤其是桃形佛龛、光芒身光、细双边光头、背景四块云等多处很相似，整体风格非常接近。
◆《清代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记载：“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库掌四德、五德将西番红字《楞严经》一部经头经尾红字花纹佛像上用金描画不能盖住红色，并查得中正殿东配殿现供《甘珠尔》，经绦一条随铲子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经头上的佛像二尊，经尾佛像五尊，着中正殿画匠喇嘛画五彩颜色其边线，花纹红字不必描金经绦准用。钦此”。根据上述记载，可以肯定满汉藏蒙四种文字的清宫内府《楞严经》是按照康熙蒙古文《甘珠尔》的版印插画上五色彩绘模板，经研究比对故宫现存实物，两者风格确有相似，从而推断康熙蒙古文《甘珠尔》佛像插画的图像艺术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宫藏传佛教的图像学。
◆康熙蒙古文《甘珠尔》佛像插图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造像度量经》。《量度经》最初为梵文，在中国不易普及，佛像工匠都是师傅传徒弟，口授心记，并不完全知道要旨。乾隆7年（1742年），《量度经》被乾隆西番学总管仪宾工布查布编译成汉文，工布查布本就是蒙古人，从小深受康熙蒙古文《甘珠尔》佛画艺术风格影响，在成年后编译《度量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潜移默化加入康熙蒙古文《甘珠尔》的风格和仪轨，比如《度量经》中护法明王像的形象、动态及外围桃形身光，明显继承了蒙古文《甘珠尔》的金刚手造型风格。
综上，康熙宫廷内府蒙古文《甘珠尔》精美独特的佛像插画艺术风格，对清宫藏传佛教图像艺术和造像艺术有着一定的影响和感染力，直接影响了乾隆59年刻印满文《大藏经》这一清代最大的佛教盛事。作为康熙皇帝带头布施化缘筹措经费的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画，其精美细腻程度甚至超过了半个世纪后刊印的清朝政府投资的满文《大藏经》的版画插图，可见这批9块印经板，是可以经过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艺术珍品，承载着蒙古族人民对藏传佛教的虔诚发心，甚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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