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133家城商行：不可忽视的精品银行 （民生宏观中国金融机构巡礼系列报告）

　　

　　透视133家城商行：不可忽视的精品银行 （民生宏观中国金融机构巡礼系列报告）

文／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组组长 朱振鑫

执业证号：S0100516020001

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组栾稀

执业证号：S010011609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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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发现大银行多是自上而下产生，即先有总行、后有地方分支机构，缺少从地方向区域乃至全国扩散的自下而上发展壮大的银行。但近年来一个群体迅速崛起，逐步改变了这种格局，那就是城商行。虽然城商行资产规模仅占整个银行业的11%，不及五大行、股份制和农村金融机构，机构数量133家，不足农信社的十分之一，但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城商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五大行，它们更加灵活；相比股份行，它们更有创新动力；相比农信社，他们更加规范；相比外资行，他们更熟悉中国市场。可以预见的是，这群带着城市名字的银行，将成为未来金融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银行新贵。

　　一、城商行过往：脱胎城信，实现蜕变

　　城市商业银行来源于城市信用合作社，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的。

　　(一)

　　由城信社改制，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

　　1、城信社：解决城市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融资问题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引导中国经济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至城市，伴随城市经济改革和发展，各类经济主体的金融服务和融资需求急剧增加，特别是“两小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开户难、结算难和融资难问题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城信社应运而生。

　　从1985年底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成立第一家城信社起，到1994年末，全国共计成立城信社达5200家。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双轨制，以及城信社自身经营管理不规范等因素，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许多城信社管理混乱，风险问题日益突出。1994年，城信社不良贷款率超过50%，风险引爆点此起彼伏。

　　2、城商行：为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而生

　　在2015年城商行年会中，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讲话中提到，“从历史上看，城商行是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为城商行的诞生做了历史定位。

　　针对城信社不断暴露的经营风险，1993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要求各地将城信社合并起来，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1995年，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工作，深圳市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第一家城商行。1998年，考虑到城市合作银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性质，不再适合用“合作银行”的字眼，央行发布《关于城市合作银行变更名称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20年来，城商行数量最高峰时达到150家，经过兼并重组目前有133家。

　　(二)

　　不忘初心，完成质变

　　1、化解存量风险、抵御增量风险

　　2015年，城商行总体不良率为1.4%，低于行业平均水平1.7%。资产质量与1994年比实现了质变，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成功化解城信社遗留的区域金融风险，同时还具备了抵御外部冲击和经济周期的能力。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城商行经过“一级法人、两级核算”、“一级法人、统一核算”、“统一法人、现代治理”的三轮重大改革，逐步消除了城信社存在的散、乱、险等突出问题。

　　化解存量不良资产。在不良资产处置上，城商行按照“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的基本思路，通过“经营成果消化一块、新老股东承担一块、地方政府受让一块”等多种方式，成功化解不良资产1800多亿元，有效化解了经济转轨过程中积累的历史风险。

　　抗住了两次金融危机。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城商行没有发生大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事件，反而实现了逆势而上。经过20年的努力，城商行已经走出风险高企、管理落后的困境，整体上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2、支持小微企业

　　从城信社到城商行，支持小微企业都是其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些年来，城商行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改进授信管理、创新业务产品，在服务小微企业的规模、能力和风险管理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政策层面上，也从业务、监管等多个方面给予城商行服务小微以诸多支持，比如用于小微贷款的专项金融债、差别化的准备金、将小微贷款纳入监管考核范围等。

　　根据银监会的数据，2014年末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高达41.2%，显著高于商业银行20%多的平均水平。城商行连续7年实现了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两个不低于”目标。

　　

　　

　　3、与商业银行监管统一标准

　　城商行在2003年之前由人民银行监管，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由银监会监管。在2009年之前，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发布了一些针对城商行监管的文件，但多为通知、意见性质的指导性规范性文件。随着城商行逐步满足商业银行的经营要求，银监会在对城商行的监管中，逐步将城商行统一纳入商业银行管理，在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市场准入、成立许可等经营管理方面并没有额外的特别的条例进行规定。

　　

　　但除了小微贷款比例以外，在以下两个方面，银监会另有规定：

　　（1）跨省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审批

　　根据2009年 《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城市商业银行在法人住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设立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但其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行和支行，仍由银监会根据监管评级和优化布局等要求进行审批。

　　（2）股东结构要求高

　　城商行的股东应当符合一定的资质条件：

　　一是单一企业持股比例要求。主要股东（包括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一般不得超过20％。二是“两参一控”要求。即同一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入股同质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超过2家，如取得控股权只能投（或保留）一家。三是入股价格要求。企业入股价格应高于银行账面的每股净资产。四是财务会计指标要求。企业成立年限须满3年，财务报表须为合并口径，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30％；加计本次入股后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该企业净资产的50％。

　　其他要求：

　　一是行业限制方面，按照银监会要求，限制属于房地产及“两高一剩”行业（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的企业入股城商行。二是关联企业限制方面，严格限制与城商行现有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入股。三是公司性质方面，禁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持有城商行的股权，对相关股权变更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以受理；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民营企业入股城商行。四是拟入股企业不得入股城商行的情形：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核心主业不突出且其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过多；现金流量波动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三)

　　迅速扩张，实现蜕变

　　1、资产扩张速度快

　　与1995年相比，城商行总资产增长40余倍。近十年来，城商行的资产扩张速度每年均超过银行业平均水平。2008年之后，城商行的扩张速度也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16年6月末，全国133家城商行资产规模达25.2万亿元，较五年前增长近1.9倍，年均增速近40%；资产总额在商业银行中占比15.4%，较五年前提高4.6个百分点，年均增速近8.5%。各项贷款余额9.5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5.6万亿元，较五年前均增长近1.4倍，年均增速近30%。

　　2、利润增速高于其他银行

　　与1995年相比，城商行整体利润水平增长超过40倍。虽然商业银行总体利润增速均在下滑，但横向比较，除个别年份低于股份制银行外，城商行近十年的年均利润增速仍处于行业最高水平。

　　

　　3、不良率低于行业平均

　　2005年一季度，城商行不良率高达11.8%。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的改善以及银行业监管的完善，我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已大幅下降。2016年二季度，城商行不良率1.49%，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1.75%，股份制银行不良率1.63%，国有大行的不良率为1.69%。当前，虽然银行业整体不良上升，但城商行不良贷款的比例仍低于行业平均26bp，且是银行业的最低水平。

　　

　　4、丰富银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5家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比仅39%，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大型银行占比在50%左右，加拿大3家大型银行资产占比达90%以上，欧洲大型银行占比多在70%到80%之间。与国际相比，我国银行业形成了多层次、适度竞争、尽可能广泛覆盖的行业格局。

　　这一行业布局的形成与城商行、股份制银行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2003年，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比58%，股份制资产总额占比11%，城商行和城信社共占6%，2015年，这一比例变为，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比39%，股份制占比19%，城商行占比12%。

　　

　　大行服务地方居民和小微企业的成本较高，在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如果银行不主动去填补长尾客户的空白，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也容易造加重金融抑制现象，即便在低利率的环境下，也只有国有企业和大企业能够获得较低的利率，更大范围的小微企业难以获得低息融资。城商行立足地方、服务小微，填补了这一块空白。同时由于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主动谋求发展的经营风格，银行业相对而言处于较为充分竞争的状态，打破了大银行的垄断，形成了大中小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协同发展的行业布局，行业整体对外部冲击的应对速度也更快。

　　二、城商行之重：银行业的毛细血管

　　(一)

　　小微客户多，利润对经济下行更敏感

　　在银行的经营指标中，与GDP对应的应该是营业收入，但是由于该数据的可获得性不高，我们用利润代替营业收入。

　　2010年起，经济增速开始从10%以上区间逐渐下台阶，城商行的利润增速同年也随GDP增速下滑，而大行、股份制及银行业平均利润增速从2011年起才开始下滑。

　　这主要是因为城商行多服务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这些企业由于没有政府隐性信用背书，经营状况对经济周期的反应更为激烈和敏锐，企业盈利的恶化也就较快地传导至城商行的利润表上。相比而言，大行、股份制银行的客户中，国有企业、政府部门更多，这些部门体量大、市场认为其拥有政府隐性信用，当这些部门贷款出现逾期时，银行会优先进行债务展期、债务重组、借旧换新。因此，相对于主要服务大客户的大银行，服务小微的城商行的利润状况能够更好地反应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二)

　　经营状况分化，凸显区域经济差异

　　2015年，虽然城商行总体资产增速、利润增速仍领先于行业平均，但是仍有3家城商行资产增速为负，39家城商行利润增速为负，原因多在于不良率上升、计提拨备上升，导致拨备后利润下滑。

　　三家资产缩水的城商行分别在辽宁和宁夏，39家利润下滑的城商行主要集中在辽宁、吉林、山西、广西、云南、青海、湖北、福建、江西、内蒙古、宁夏、陕西以及山东的非沿海地区。利润下滑的原因既有银行自身风险管理能力不佳，也受区域经济的影响。

　　城商行由于营业范围受限，因此其盈利状况受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可以看出，利润下滑的城商行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商行总体盈利状况尚良好。通过观察利润负增的城商行的分布，既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区的发展不均衡，也可以看出部分省份省内区域经济不平衡，如山东东部沿海地区（青岛、烟台、威海）城商行的盈利状况整体优于其他地区、浙江北部城商行的盈利优于浙南地区。

　　

　　(三)

　　利率风向标：债券市场的最大交易机构

　　相比于M2增速、银行资产增速等衡量广义流动性的指标，我们发现城商行资产增速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关性最高，而M2、银行资产增速与无风险利率的相关性反而稍弱。而按照金融学常识，长期国债收益率可以视为反映全社会对流动性供求的基准利率，宏观金融指标涵盖的信息更加全面，与长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关性应该更强，而不应该是单一机构的指标。

　　

　　但这一点从微观层面上可以得到解释，虽然国有五大行国债持有量最大，但是交易不频繁，城商行虽然持债占比不高，但却是债券市场上交易规模最大的机构。虽然城商行的定价能力并不如大行，但是城商行的定价意愿比大行更强烈，频繁交易更容易促成基于机构自身供求的价格发现，因此长期国债收益率与城商行的资产增速的相关性更高。

　　

　　(四)

　　走在金融自由化的前端

　　从城商行服务小微的初衷来看，城商行已然为防止我国金融抑制做出了卓越贡献。利率市场化后，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城商行在投资银行业务、理财资管业务方面也走在了行业前端。通过对比经济下行之后、利率市场化前后央行两次货币宽松城商行资产增速的不同反应，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从货币政策传导角度看，央行宽松，在信贷市场上会经由银行贷款传导至银行存款，表现为银行资产增速上升以及M2增速上升。这一传导效果在2008年的宽松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但在2011年底至2012年中的宽松以及2014年底至2016年初的宽松中，却没有看到类似的传导效果。2011年的货币宽松，银行总资产增速略有上升，但城商行资产增速和M2增速均在下降。2014年底开启的宽松，情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城商行资产扩张迅速，但是银行总资产和M2的反应却很平淡。

　　

　　这两段货币宽松，其实都反应了同一个问题：货币仍在金融体系内，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城商行在两次宽松中资产增速的不同反应主要源于利率市场化。

　　2011年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贷款利率有下限无上限，相对于拼资产，以价补量是更稳妥的维持利润增长的方法。但是2013年利率市场化之后，在贷款利差收窄的情况下，传统的以价补量的方法行不通，城商行只能通过扩大资产的方式提高利润，但是不同的是，资产投向结构的变化，投资类资产占比上升，贷款资产占比下降，2015年城商行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衍生金融资产和贵金属投资）占生息资产比重达36.23%，比2014年增长了10%。这部分投资主要投向了债券、股票、非标以及并购基金、产业基金等。投资银行业务和理财资管业务成为城商行经营的新重点。

　　城商行这一资产结构的改变，也顺应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方式正在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化，但更确切的表达是，由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向以银行为主导的直接融资转变。因为，在整个融资体系中，银行依然是最大的买方，而城商行则是这个大买方中最为积极的参与者。

　　三、城商行之变：小而灵是生存所需

　　在提到城商行和农商行这些地方性金融机构时，常常会出现一个溢美之词“小而灵”，意思就是由于规模小，所以应对外部变化的调整较快。但事实上，城商行除了在小微业务方面的创新确实走在市场前列以外，在表外、理财、非标、同业、票据、买返等诸多互相重叠的创新业务上，更多是依据外部环境变化被动做出的调整，由于规模较小，调整速度快，即便失败也可以及时进行调整，因此城商行敢于进行业务转型、金融创新，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上可以看到城商行应对经济下行、金融改革、金融监管的速度和程度均高于其他银行。

　　(一)

　　经济下行：贷款比重下降

　　根据133家城商行的资产负债数据，超过一半的城商行的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在40%以下，甚至有30%的城商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低于30%。而总体经营风格同样激进的股份制银行，资产结构调整远不如城商行幅度大，超过60%的股份制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仍在40%以上。

　　城商行贷款比重的下降，一方面是其应对经济下行的被动调整，信用风险上升，放贷意愿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民营企业的信贷需求下降，双重因素叠加导致其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下降。

　　

　　(二)

　　利率市场化：息差收窄、非息收入上升

　　利率市场化初期，我国商业银行确实出现了息差收窄的情况，城商行受利率市场化的冲击明显。根据133家城商行已公布的数据测算，2015年平均净息差约2.8%，较2012年下降近30bp。大行方面也受到了冲击，工商银行2015年净息差2.47%，较2012年下降20bp左右。

　　面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城商行及时调整了资产结构，其非息收入占比在近三年也出现了显著上升，主要上市城商行非息收入占比上升幅度均高于工商银行。以宁波银行为例，宁波银行在2013年三季度非息收入占比仅10.75%，截止2016年二季度，这一比例上升至28.45%。但即便如此，城商行的非息收入占比仍然低于工商银行（34.5%）。

　　

　　(三)

　　互联网金融：挑战+机遇

　　互联网金融对城商行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互联网金融改变了整个银行业的竞争生态，但城商行跨省设分支机构需要银监会批准，互联网技术的运用突破了传统银行经营区域的限制，对部分城商行带来了机遇。

　　目前，131家城商行开展了网上银行,118家行开通了手机银行服务，44家开通了直销银行业务，占比分别达到98.5%、88.7%和33.1%。从这三个比例可以看出，城商行应对互联网金融的迅速以及其主动融入互联网金融的态度。

　　

　　同时，由于城商行规模小、调整速度快，其在互联网金融方面敢于创新。包商银行在小马Bank失败后，很快进行调整，利用自身牌照优势，聚焦小微企业和认可线上金融服务的个人用户，成立了全新的、纯线上的互联网银行。截至2015年末，包商银行互联网银行已拥有超过30万用户，资产总额逾8亿元部分。

　　此外，城商行的一些互联网金融服务产品甚至领先于行业水平，如江西银行推出手机离线支付产品，在当地公共交通领域实现了手机银行闪付功能，兰州银行推出了兰州拉面O2O等。

　　(四)

　　监管升级：资产扩张渠道的变化

　　虽然城商行一直在快速扩张，但是其资产扩张渠道在近十年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按照资产负债表的科目来看，基本呈现贷款扩张向同业扩张转移的趋势，在同业资产扩张上，受监管因素，体现为2014年127/140号文后，买入返售资产占比下降，同业存放、应收账款类资产上升。

　　

　　按照资产标的是否在银行表内体现的角度来看，呈现“贷款-存款”表内扩张的方式向“理财-投资”表外扩张方式转变，即由资产驱动负债变成了负债驱动资产。根据2016年理财半年报，截止2016年6月底，城商行理财余额较2015年底上升21.82%，商业银行平均理财余额增速11.83%，城商行理财增速远超其他银行，是其自身负债增速（11.39%）的两倍。委外理财、资管计划均计入应收账款类投资，可以看到应收账款类投资比重近几年来不断上升。

　　

　　四、城商行之局：生存难题，分化明显

　　(一)

　　生存难题：利润、不良与监管指标

　　虽然面临经济下行、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等多重冲击，城商行的资产负债表还是逆势扩张。2015年，城商行资产增速25%，远超银行业总体资产增速16%、五大行资产增速10%。

　　相对于2013年前坐收经济增速和高利差红利环境下的资产扩张，2015年城商行的资产扩张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利润增速仍在下降。

　　

　　商业银行在经济下行信用风险上升时期仍要进行资产扩张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资产排名，而在于通过资产扩张维持利润正增长。如果经济下行、不良上升的背景下，资产规模保持不变，为了满足拨备和资本的要求，其利润必然下滑。拨备和资本在上升，还要维持利润增长，就需要增加拨备前的营业利润。营业利润从何而来，一是增量，二是涨价，而利率市场化挤压了涨价的空间，银行想保持利润增长就只有选择继续增量。因此，城商行的逆周期扩张，并不代表了其在经济下行时仍能找到实体经济的优质资产，更多程度上是为了扩张而扩张、为了生存而扩张。

　　

　　(二)

　　生存难题：政府加杠杆，难改“资产荒”

　　2015年下半年以来的“资产荒”是银行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资产荒”并不是找不到资产，而是由于负债成本上升，缺乏高收益低风险的资产。这种“荒”与利率市场化之前稳赚固定利差形成鲜明对比。

　　投资类资产主要仍配固定收益，总体收益并不高。传统的大类资产中，货币基金利率仅2.5%左右，股票和大宗商品在经历过暴涨暴跌之后，对银行的风险都太大，出于控制可预期的损失考虑，其表外配置比例也有限。委外理财主要资产仍是债券。截至2016年6月底，债券、银行存款、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是理财产品主要配置的前三大类资产，共占理财产品投资余额的74.70%，其中，债券占比40.42%，非标资产占理财投资余额的16.54%。非标资产中，收/受益权占全部非标债权类资产的33.18%。

　　

　　授信资产面临信用风险，非标扩张受限。授信类资产中，优质贷款利差低，利率高的贷款风险也高，非标资产方面，房地产等高利率主体投资回报率的下行和银监会的监管收紧导致非标等高收益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实际供给和需求均现萎缩。

　　在这种“资产荒”的情况下，低价负债和低风险的优质资产的可获得性成为银行走出“资产荒”困境的关键。而不论哪一项，城商行在与大行的竞争中均不占优势。

　　广义政府加杠杆，城商行无优势。存款方面，高息揽存是城商行竞争的主要手段，客户粘性不如大行，受利率市场化冲击大。贷款方面，考虑到我国当前企业部门面临的债务约束，加杠杆主要源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房地产调控又意在抑制居民部门过度加杠杆，因此广义政府部门加杠杆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主要渠道。但是政府基建项目的金额巨大，根据银监会规定，单一集团客户授信总额超过贷款行资本金余额15%，应当组织银团贷款。因此在广义政府融资的争夺中，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竞争优势更强，规模大的城商行还可以与大行竞争，规模较小的地方城商行很难独自承接大型基建项目。因此，在这种“加杠杆”的方式下，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对接不上城商行所能提供的资金供给，相对于大行，中小型城商行的资产更“荒”。

　　(三)

　　个体差异大：量上的差异

　　1、资产规模

　　根据已公布2015年年报的城商行的数据，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商行为北京银行，2015年底资产总额18449亿元，最小的城商行为枣庄银行，资产总额161.70亿元，两者差距达上百倍。

　　

　　2、利润增速

　　受区域经济和银行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影响，在经济下行不良上升的背景下，城商行的利润增速在2015年明显分化，30%的城商行利润增速在20%以上，但也有33%的城商行利润增速在0%以下，即利润下滑、同比负增。利润增速排名前三位的城商行2015年利润增速超过了100%，而排在最末位的大连银行利润增速则约为-100%。

　　

　　(四)

　　个体差异大：资产结构差异化

　　虽然城商行总体贷款占资产占比不高，但是其非贷款类资产配置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银行的资产端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项目：贷款、同业存放、买入返售、应收款项类投资、可交易及可出售金融资产。其中同业存放、买入返售、应收款项均涉及银行的同业业务。应收款项类投资和可交易金融资产的区别在于，应收款项类投资多为资产管理计划、委外理财等表外业务项目，最终标的资产无法在银行表内体现，而可交易可出售金融资产多为用自有资金投资，资产入表。

　　我们按照资产规模大小将城商行分为四个梯队：10000亿以上、5000亿-10000亿、1000亿-5000亿、1000亿以下。

　　1、大型城商行：投资方式不同，资产结构各不同

　　资产规模在1万亿以上的大型城商行有三家：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三家银行的资产结构各不相同。三者在贷款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比例差别不大，在除贷款外的资产扩张方面，各自侧重点不同。

　　北京银行运营风格相对保守，同业存放占比14.42%，为三家最高，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的同业存放比例仅3-4%左右；江苏银行侧重于通过自有资金投资金融资产扩大资产规模，其可供出售和交易性金融资产规模占比最高，为16.01%；上海银行的风格相对激进，贷款（35.98%）和同业存放（3.19%）占比分别为三家最低，应收账款占比高达20.83%，

　　对比来看，在投资性资产方面，北京银行偏向同业存放，江苏银行偏重自有资金投资，上海银行较为激进，表外业务规模大。

　　从整体资产结构上看，北京银行偏向于同业、投资、交易“全资产”发展，上海银行偏向于投资类资产，江苏银行则偏向交易类资产。

　　

　　2、中型城商行：贷款占比均在40%以下，“轻资产”典范

　　在5000亿-10000亿规模的中型城商行共6家，分别为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盛京银行、徽商银行、天津银行和杭州银行，这六家银行总体风格更为激进。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均在40%以下，南京、盛京、天津银行的应收账款比例均在20%以上，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的可供出售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比例在20%以上。其中，盛京银行应收账款比例（33.42%）已超过贷款比例（27.30%），宁波银行可供出售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比例（35.77%）超过贷款比例（34.67%）。

　　

　　3、中小型城商行：结构差异大，个别银行表外投资规模超贷款

　　在1000亿-5000亿规模的中型城商行共57家，其中约9%的银行贷款占比在50%以上，还有57%的银行贷款占比在40%以下，15%的银行的贷款占比在30%以下。我们按照贷款比例从中选取了三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台州银行、吉林银行、唐山银行）来看其资产配置差异，唐山银行应收账款类投资占比极高（53%），已超过贷款占比（23.68%），而吉林银行的可交易金融资产比重很高（32.25%）。

　　

　　4、小型城商行：贷款比例高于前三个梯队

　　在资产规模在1000亿以下的银行中，仍将贷款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重资产”银行较多，贷款占比在50%以上的银行达到了30%，这一比例远高于前三个梯队，绝大多数银行贷款占比均在30%以上。在非贷款的资产配置方面，也是各有差异。我们选取了四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可以看出潍坊银行在各项同业资产配置方面比较均衡，丹东银行应收账款比例较高，而济宁和东营银行则侧重于自营资金进行交易性投资。

　　

　　(五)

　　个体差异大：资产质量差异大

　　城商行在不良率上的差异也很大。根据已公布不良率的90家城商行的数据，18%的银行不良率在2%以上，27%的银行不良率在1.5%至2%之间，35%的银行不良率在1%-1.5%，20%的银行不良率在1%以下。不良率最高的为大连银行（3.89%）,最低的为唐山银行（0.06%）。

　　

　　五、城商行之困：监管与风险

　　(一)

　　信用风险上升

　　随着经济下行、信用风险的不断暴露，城商行作为服务地方、服务小微的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也在上升。由于其区域化、长尾化的服务特征，其信用风险的控制难度也在加大。比起小微长尾客户，城商行最难防范的是区域性的政府投资项目或大国企带来的信用风险。大行体量大，一家央企的违约并不会对大行产生过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体量较小服务地方的城商行，大客户的违约对其盈利的冲击是巨大的。

　　1、不良率动态上升

　　虽然城商行的不良率处于银行业较低水平，但是2013年以来，城商行的不良率也呈动态上升的趋势。

　　同时城商行还有许多隐藏的信用风险点，比如表外授信业务，即便将委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监管，委外理财所投的非标资产违约也不会直接反映在账上，但是该资产的收益状况却会影响城商行的健康运营。因此，如果将表外授信项目也纳入不良核算，那么城商行的实际不良率可能比现在反映出来的数值要高得多。

　　

　　2、关注类贷款上升

　　由于银行贷款的五级分类，商业银行自己调节的可行性较大，因此其掩盖不良的一个方法就是将其纳入关注类贷款。

　　我们根据133家城商行已公布的年报数据，计算出2011年以来城商行关注类贷款占贷款余额的占比，可以看到，2013年以来，城商行关注类贷款比例持续攀升，从2%一直上升至3%以上，个别银行（如汉口银行、柳州银行、潍坊银行等）关注类贷款的比例甚至超过了10%。

　　这批关注类贷款可以进行债务展期，让其借新还旧，通过进一步提高企业杠杆率缓解银行暂时的风险暴露；也可以通过债务重组，在账面上平衡企业的高杠杆；还可以在今后几年逐步挪为不良，这样在表上反映出来的不良率就是温和上升的、而不是一下子跳升的。不管通过哪种方法，如果企业的盈利状况没有改善，关注类贷款迟早转为实际不良。

　　

　　3、拨备率红线

　　不良率上升之后，多家银行（包括工行等大行）出现了拨备率不满足150%的监管红线的情况。城商行总体拨备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16%），但也呈动态下滑的趋势，并且个别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经低于或逼近150%的红线。

　　

　　(二)

　　“理财—投资”：市场风险、监管风险

　　投资类业务扩张，一般有两个资产投向：

　　一个是仍然投向授信资产，这一现象兴起于2011-2014年间，“4万亿”带动了大量的基建、地产的投资需求，城商行当时受制于合意贷款规模，通过各种信托、资管计划加通道投向授信资产。

　　另一个是投向资本市场，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近两年，利率市场化之后城商行负债成本上升，逼迫其去追逐高收益的资产，然而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市场就成为了新的资金去向，城商行通过委外理财、资产管理计划等多种方式投向资本市场，包括债市、股市以及产业基金等。

　　这一资产扩张渠道除了隐藏了信用风险以外，还隐藏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和监管风险。

　　如果是预期收益类的理财，其作为城商行的负债，具有一定刚兑特征。根据2016年9月份的数据，城商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3.99%，同时期的一年期国债收益率、AAA级企业债收益率都远不能满足接近4%的预期收益率要求。

　　机构只能加杠杆、长久期或者投向收益更高风险更大的资产，必然会导致负债端的风险承受能力与资产端的风险不匹配、资产负债的期限不匹配，加大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在资金投向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市场风险和监管风险成为了城商行面临的新风险。

　　

　　(三)

　　票据案：防不胜防的合规风险

　　2015年以来，银行业内票据案频发，城商行尤为突出。票据案大部分作案手法简单，多源于银行自身内部管理问题，但涉案金额相当巨大，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商行来说，一个违规人员往往牵涉多单票据，金额多在数十亿以上，将直接影响到银行自身生存和发展。

　　因而在风险不断攀升时期，监管层数次发文要求规范票据业务管理、排查票据风险，但在今年126号文之后，天津银行、宁波银行、龙江银行仍出现了多起票据违规案件。7月，银监会城商部再次发文要求城商行自查票据风险，明确指出了目前城商行票据业务还存几大风险：票据业务专营治理落实不到位；实物票据管理混乱；与票据中介联手违规交易；资金划付违规操作；员工行为管控不力。

　　城商行在通过票据业务抵消贷款规模从而达到资产扩张目的时也应尤其注意相关业务的合规风险和隐藏的信用风险，以免得不偿失。

　　(四)

　　资产利润率低，盈利能力不高

　　虽然城商行的资产、利润增速均高于行业平均，但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较低，大部分城商行的ROA在1%以下。也就是说城商行的利润增长基本就靠拼资产，而不是提高资产收益率。

　　盈利能力不高，一是由于做小微贷款的成本较高，虽然小微企业的利差较大企业较高，但考虑成本之后，小微贷款的利润率并不高；二是由于对当地的大客户，城商行的议价能力也并不是很强，对区域外客户的获得难度也很大；三是在于非息收入方面，虽然近几年飞速提升，但总体来说，非息收入占比仍然是低于大行的。

　　

　　(五)

　　资本充足率：低ROA+不良上升，资本计提难追资产扩张

　　资产增速快、资产利润率低、不良率上升，共同造成了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难题。不良率上升和资产扩张均使得风险资产增加，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资本计提也要相应增加，资本从利润中计提，但是其利润增加又跟不上资产的增加，如果要满足资本充足率，必然要牺牲利润，资产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可以看到，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这与两者的激进扩张不无关系。

　　

　　为了减少对利润的损耗，当前城商行主要通过发行次级债、上市等方式补充资本。从2015年5月23日至2016年10月23日，城商行共发行次级债1502亿元，明显高于其他商业银行。目前共有14家城商行在A股、H股、新三板上市，上海银行正在IPO进行中。

　　

　　六、城商行的未来：“百年老字号”

　　在2016年的城商行年会中，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对城商行未来发展战略时提到“城商行无论采取什么业务模式，都要着眼长远发展，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为建成‘百年老字号’打好基础”，“百年老字号”这个字眼首次出现在监管层对城商行的未来的定位中。因此，城商行在迅速扩张之时，也应该思考：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否快就是好。

　　(一)

　　立足长远，关注风险

　　回顾如中国银行、山西票号这样中国金融史上“百年老字号”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们在经营中一直很注意风险控制、重视服务质量。历史上山西钱庄的汇票业务，200多年没出现过一次案件，其中一些合规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

　　当前，信用风险已然是银行面临的最明显的风险之一，但可以注意到大部分城商行贷款占资产比重已经很低，非信贷业务发展迅速。同业资产、表外业务不断扩张，传统的信贷风险不再是银行面临的唯一或主要的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开始日益凸显，监管升级也是城商行面临的风险之一。

　　资产类型繁多，其风险性质也更为多样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监管风险均称为城商行潜在的风险点。在风险管控上，同业资产和表外业务涉及的机构较多、融资结构复杂，银行也很难对其产生的风险进行全面和适当的管理。

　　同样，监管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宏观审慎监管目前面临有框架无指标的困境，如何衡量这部分业务对银行的风险，往往都要到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监管层才能够注意到，比如2014年的非标、2016年的理财，均是在业务发展了几年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监管层才加强监管。

　　城商行作为金融创新的先行者，不能等到监管收紧才注意规范，从而加大业务调整难度，而应从自身运营角度出发，建立和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成为风险管理的先行者。

　　(二)

　　混业经营，金融集团

　　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不良双升、利差收窄，给城商行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城商行通过优化资产结构、丰富表外业务以寻求突破，然而城商行在业务创新过程中又遇到了监管从严。于是，混业经营、提供多样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成为城商行选择的道路之一。目前主要由以下三种方式：

　　1、获得相关非银金融牌照、成立子公司

　　大型城商行在这方面走在前列。目前，北京银行已经拥有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同时进一步下沉网点，设立了4家村镇银行。上海银行已经成立了基金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正在推进上银国际有限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的设立。江苏银行以发起人身份设立苏兴金融租赁公司。南京银行通过入股的形式进入金融租赁行业，并投资组建鑫元基金公司。宁波银行以基金公司为母公司，先后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两个子公司。西安银行与比亚迪合作成立了汽车金融公司。

　　2、与股权投资基金战略合作，打投贷联动

　　战略合作也是近年来城商行开展综合化经营的重要方式。比如近来的“投贷联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商业银行提供信贷资金，股权投资基金（如PE、VC及政府引导基金）提供股权融资服务，共同为中小企业、科技型企业以及部分政府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北京银行、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一些城商行已经开始积极探索投贷联动业务。北京银行成立国内首家由银行牵头成立的创客中心，探索投贷联动模式，目前，北京银行已与九鼎投资、深创投、天星资本、同创伟业等近百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江苏银行采用与政府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合作等方式，设立了10只“投贷联动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已超过250亿元，配套专项贷款超过350亿元，已培育上市或新三板挂牌科技型中小企业近300家。此外，地方政府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也会优先让本地的城商行参与基金的投资和项目的配套贷款。

　　3、同业结盟，合作共赢

　　由于城商行之间进行跨区域的兼并重组拥有很多政策障碍，因此成立各类联盟采用抱团合作的战略是近几年城商行发展的新趋势，既有利于大型城商行拓宽业务覆盖区域，又有利于小型城商行获得优势资源、提高管理能力。

　　2015年2月，陕西城商行合作联盟成立；2015年上半年，天津银行发起成立由15家环渤海金融机构参与的“环渤海银银合作平台”；同年8月底，厦门银行与哈尔滨银行共同发起“一路好游·畅行无忧”银行联盟，并在资源池中投入了数百家特惠商户和合作伙伴；同年9月中旬，青岛银行倡导发起，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省份的其他22家金融机构签订了“一带一路金融联盟”合作协议；2015年城商行年会上，包括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在内的20家“千亿级”城商行，签署了“建立城商行流动性互助合作机制倡议书”。除了城商行自身结盟之外，也可以选择和大行结盟，比如莱商银行在2016年上半年与中行莱芜分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内容涵盖授信、国际业务、信用证、债券承销、代签承兑汇票、理财、银团贷款、投资银行等十多个业务领域。

　　通过实行抱团战略，城商行不仅能够在风险暴露期中寻求同业支持来走出经营困境，同时还可以通过合作实现资源互补，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

　　扎根本土，优化服务

　　异地扩张还是扎根本土，一直是城商行经营路径选择中的一个问题，但银监会已经替城商行做出了选择。2014年以来银监会对城商行跨省设立分支机构的审批收紧，从近两年城商行年会中银监会领导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监管层对城商行的定位比较明确，要求其甘心做服务地方服务小微的银行，未来城商行仍以区域内发展为主，将服务做精做细，为地方和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特色化的服务。

　　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一直是城商行的竞争优势所在。尤其对于局限于本地的规模有限的城商行，必须坚持小微，将长尾客户做深做细，利用网点优势，服务做到家，设计贴近当地的特色产业、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的金融服务方案；精耕细作社区金融服务、市民金融服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这样才能在与大银行的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比如兰州银行的兰州拉面O2O、青岛银行的港口金融、泰隆银行 “三品”“三表”“三三制”的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贵阳银行的社区银行上门服务等，均抓住了所在区域客户的特点，最大化地便利客户的融资需求，提高了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

　　(四)

　　加强同业合作，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

　　从资产结构中可以看到，城商行的资产结构差异化已经十分明显，一些银行的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在60%以上；一些银行贷款比例却不足30%，同业、投资比例较高；还有些银行贷款、同业、投资类资产齐头并进。

　　贷款比例较大的“重资产”的模式在经济下行、利差收窄的情况下，盈利空间小、风险潜力大。而后两者，“轻资产”和“全资产”的模式是当前商业银行转型的主要模式。

　　两者看起来有所差别，但核心要义都是为客户提供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从业务发展模式上看，不管是“表内+表外”、“理财+投资”、“零售+投行”还是“投贷联动”，都离不开与同业金融机构、非银金融机构的合作。对于仅有银行牌照的中小城商行来说，综合化金融服务对自身团队的要求较高，与其提高人力成本，不如寻求与合适的金融机构合作。城商行不仅仅要做资金的提供者，同时也要做金融服务的组织者。

　　(五)

　　引进战略投资者

　　当前银行资产质量下滑，是战略投资者进入的好时机。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帮助城商行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

　　银监会一直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城商行，未对民间资本进入城商行设置特殊规定和歧视性政策。根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5年末，民间资本占城商行总股本的53%。

　　以四川为例。2015年以来四川7家城市商业银行发生股权转让金额近20亿。2014年，绵阳市商业银行转让股权引入五矿集团；2015年，德阳银行控股股东也变更为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将持有的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5608.35万股转让给了天风证券，天风证券持有宜宾城商行的比例达到14.57%。四川金顶转让乐山商业银行部分股权给生命人寿关联方深圳国晟，目前生命人寿累计持有乐山城商行股份总额达到7.62%。

　　从经营数据看，四川这几家银行在2015年的资产、利润等指标上总体表现良好，拨备覆盖率均在2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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