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金融】曹菊如：在把邮票当纸币的边区打造红色银行-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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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延安市宝塔区南关市场沟，有一座非常别致的建筑，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出现在中国货币上的建筑图案。它就是当年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旧址，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第一任行长的曹菊如，就是在这里协助毛泽民，在看似不可能的条件下，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曹菊如

　　实践中成长的金融家

　　1901年，曹菊如出生于福建龙岩一个贫苦店员家庭，年少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早年为生活计，漂洋过海，赴马来西亚谋生。在国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从事进步活动。1930年，曹菊如回到家乡龙岩，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当时没有办银行的经验，也没有银行的规章制度，他们采用的是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法。有一次红军打土豪得到一本银行簿记讲义，曹菊如就把一张复杂的记账表画下来，进行研究。后来，毛泽民托人从广东买来一本《银行簿记实践》，他们才初步懂得了现代银行的一些制度和记账方法。1932年初，曹菊如调瑞金参与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担任会计科科科长，就是用的闽西工农银行的这套制度。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东的亲弟弟）、曹菊如等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1937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首任行长由曹菊如担任，总行设于延安，下设绥德、关中、三边、陇东四个分行及支行、办事处等分支机构，是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中心。陕甘宁边区银行颇有特色。它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银行，具有中央银行的许多特征；同时，它又兼理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汇款业务，并实行企业化管理。由于陕甘宁边区银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银行，享有许多特权，例如发行货币的特权、代理政府金库的特权、经营公债的特权、领导和管理合作金融及货币交换所的特权等。因此，它也就成为抗日根据地所有银行的先导和模范。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和边区银行行长，1938年冬，中央成立财政经济部，曹菊如任副部长，除了直接领导边区银行工作外，还主持财政经济部的日常工作。

　　发行边币经营货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红色的陕甘宁苏区改为青天白日的陕甘宁边区，边区行政上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使得陕甘宁边区在经济、金融等方面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新的形势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金融要不要与国民党统治区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要不要发行独立自主的货币，总之一句话，在统一战线的新条件下，红色金融事业要不要继续发展，这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又急需回答的问题。

　　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边区不能发行货币，所有货币必须使用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以法币为本位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市场全部流通法币，而法币又以五元、十元券的主币居多，面额较大，一元以下辅币十分缺乏，也就是缺乏可以找零的钱。因此引起物价上升，影响人民生活和边区贸易的开展。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委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要求增拨辅币。但从1937年1月到1938年6月的一年半中，仅设在西安的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兑出辅币2000元，这显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到1938年6月，边区法币辅币缺乏已经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许多人甚至用寄信的邮票代替辅币。为解决边区市场辅币短缺的问题，从1938年6月起，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批准，边区银行用“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开始发行一分、二分的辅币，后来逐渐增发到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以至七角五分的各种辅币。曹菊如行长回忆说：“这种票券在交易中计算很方便，两张是一元五角，四张是三元，既代替了主币，又是辅币的形式，不违反国共合作的协议；光华券与法币等价，作为法币的辅币在边区市场上流通。”到1940年冬，边区城乡基本上已全部流通“光华商店代价券”。

　　1938-1940年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贰分、贰角

　　法币的辅币发放以后，国民党行政院长院长孔祥熙等国民党机构就发出指责，认为延安此举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协议、破坏了国家金融的统一云云，要求边区收回辅币。为此，边区政府郑重答复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国民党西安行营等，指出边区之所以会有此举，完全因为法币固有的欠缺及国民党金融机构的故意刁难。

　　这光华商店是一个什么机构，怎么有资格发行辅币呢？

　　1937年底，中共中央认为有成立一个公营商店的必要，以办理内外贸易，解决边区的军需民用。在此背景下，光华商店在延安成立，由边区银行经营管理，以利于资金的统一调度使用。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中规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政府按月拨付八路军一定数额的军饷，此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一半交送延安，一半买成商品，光华商店九负责进货。除此之外，光华商店还利用专作批发生意的商人与国民党统治区工商业者有传统联系的便利条件，由他们到国民党统治区购进货物，合理定价，使他们有利可图。光华商店则成批买进，供应市场。光华商店在组织土产出口、供给军需民用、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支持货币发行、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9年9月，曹菊如与国际友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商定，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曹菊如亲任主任。事务所引资2万元，办起了纺织、榨油、造纸、缝衣、制鞋、植物油、木工和运输等12个合作社，成为我国革命金融史上的第一次外事活动，也是根据地发展合作事业的开端。曹菊如与路易?艾黎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路易?艾黎送给曹菊如的毛毯，现存放在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肯定并表扬了曹菊如等领导边区银行领导光华商店发行辅币经营贸易取得的成绩。

　　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封锁，经常少发、拖发、欠发按规定应当拨付八路军的军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破坏变本加厉，停发边区的一切经费，并使得边区外援断绝，财政拮据，物资紧缺，贸易停滞，整个经济面临严重危机。陕甘宁边区历史上就是一个经济贫穷落后的地区，“在军阀统治时代，是靠卖鸦片烟来维持国民生计与财政支出的，那时主要的生产品就是鸦片，其他各种物品，大多不能自给。”但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抗战的大后方之一。部队、机关、学校等脱产人员超过10万人，财政负担很重。为了克服财政困难，促进边区经济自给，刺激工农业生产，有力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决定自即日起停止法币在边区境内流通；1941年2月18日宣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明令指出边币是边区唯一合法货币；1941年2月22日训令“各地、各部门，要求务须用政府法令保证边区内部完全行使边币，不准行使法币及其他货币。”

　　至此，边区结束了以法币为本位货币的时期，边币取代法币成为边区的法定货币。

　　边区银行在曹菊如的领导下，开展了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各项规章制度在沿用原国家银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举办了会计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人才；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使得边区银行什么都缺，油墨、纸张都不能保证供给，尤其是纸张成了大难题。为此，曹菊如成立了光华印刷厂并组织技术人员试制成功了马兰草做纸，为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条件。马兰草做的纸不仅提高了钞票质量，而且缓解了边区纸张紧缺的状况。

　　曹菊如在担任边区银行行长三年多的时间里，以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总方针作为边区银行的发展宗旨，一手狠抓发行货币，壮大资金力量；一手狠抓经营物资，以兑换的法币组织物资进口，保障军民供应，从而巩固了边币的币值。

一生奉献新中国金融事业

　　1941年3月，因工作需要，曹菊如告别边区银行行长职务，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协助陈云同志领导财经工作。

　　曹菊如对边区银行的工作怀有深厚的感情，曾主持撰写了《边区金融总结》，总结了抗战时期关于金融问题的实践经验，获得广泛好评。陈云在为《曹菊如文稿》题词时称赞曹菊如“在延安时对货币的作用有过卓越的见解。在这方面还是我的老师。”

　　1945年10月，曹菊如奉命创建东北根据地银行。在曹菊如的主持下，经过长期的卓有成效的艰苦工作，东北银行终于统一了东北的货币，肃清了伪币杂钞。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等职，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曹菊如同志为发展我国的金融事业，建立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所做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是我国金融战线上富有实践经验的、具有求实精神的优秀领导干部。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金融事业。1981年1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本文由《我是投资家》诚意推荐，转载自中国金融家网站，作者李思霖。文中部分资料和照片综合整理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