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微信中的“差序格局”-搜狐

扁平网络中的亲疏界限

　　费老与“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的概念。在差序格局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费老眼里，传统中国社会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同时又分属于许多其他圈子的不同层级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藉由这一理论，费老深刻剖析了中国人的公私领域与西洋的差异。与中国人的差序格局不同，西洋人的“团体格局”具有明晰的公私界限：“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

在这样的团体格局中，公私的界限分明，导致以明确私人领域为优先的平台式的公共领域的出现。成员“象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个体的隐私、权利、义务被预先规定，在个体履行公共义务的同时，群体也须对个体的权利做出基于规则的保障。于是诞生了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现代国家概念的发轫，小到家庭，大到社会，都要给出明确的成员、公私界限的划定。

而在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个体依据自己圈子范围界定公私领域的界限。这一圈子，既是“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又是富于伸缩的，因中心个体的社会势力大小而变化的。小到穷困人家的两三家街坊，大到富可敌国的地主官僚，均处于这一格局之内。

在这一格局中，道德与伦理成为维系关系的纽带，并且以自我为中心，“推己及人”式地普及开。在伦理道德起作用的场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纲常里的人生理想；而在道德模糊或失灵的灰色地带，也存在“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潜规则、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主张。其源头，都是自我主义的，而非西洋人观念里的基于平等观念个人主义。

“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

　　微信中的人际交往

尽管“差序格局”的背景是传统社会中以地缘和血缘维系的人际关系，但这一格局，以及它所带来的思考习惯，已经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由我们继承了下来。在现代化迅猛发展、科技发达的今天，它仍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有所反映。

微信这一平台凭借它封闭式的好友申请以及用户体验、点对点的即时通讯功能，成为我们日常在移动终端人际交流、互动最为频繁的社交app。较之于微博、知乎等开放式的平台，其中用户也以身边的亲人、好友、同事、上司、同学等线下关系为主。在这样私密性较高的平台中，我们的人际交往与微博中偏匿名、公共讨论、兴趣交流、陌生社交的交往不同，微信社交更受线下人际关系的影响，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序状态。

　　聊天频率

打开微信，数一数和哪些好友日常聊天的条数及话题，我们会发现，在频率和话题选择上，对于不同的身份，我们会有明显的取向差异：频率上，以和自己生活和工作模式相似的同学、朋友的频率最高，这一方面是为了日常事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关系的维系。对于半熟关系或陌生人，则存在一批“僵尸号”；话题上也存在更加差异化的选择，从基于血缘的强关系，到半年说不了两句话的弱关系，话题包含的情感程度、语气程度，透露的私人信息，都是递减的。

　　对于不同人群，微信用户通过预先的身份定位，从而改变交流的频率与话语方式。细微的身份变化，譬如同学中的同门与不同门的关系，也会带来话语选取上细微的变化。此外，微信中也存在诸如家族群、同学群、老乡群等不同群体。群体间的话语有别，甚至群体内对于不同的成员，譬如同乡的群体内，也会预先考虑不同个体在现实中的圈子里所处的地位，而非一视同仁地对待群内每个个体。这一现象在中年用户中更为常见（以上一句话基于笔者对母上大人刷老乡群的个案观察（微笑））。

　　朋友圈与标签

微信这一产品的标签功能，以及近乎繁琐，但权限开放能够精确到每条动态每个好友的朋友圈权限设置：“谁可以看、提醒谁看”，反映了它在产品设计方面的充分考量。尽管相当一部分朋友圈以公开的状态发表，但涉及个人隐私、个人情绪宣泄、或个人意见表达的状态，几乎每个人在发的时候都会考量一下后果：“银行卡信息会不会被不相干的人利用”，“吐槽会不会让不熟的人对我降低印象”，“今天太浪了，还是别让我妈看到会被打的”……

在差序格局中，站在任意一圈，往外都是公共空间，往内都是私人空间。而对于微信好友的标签及观看设置，让每一条动态都能够以自我为中心，界定好隐私的暴露范围。更重要的是，这一划定并非西方公私领域中的明晰的界限：要么公共，要么私人；而是基于用户个人标准、自由选取、伸缩尺度极大的界限。

朋友圈具有情感宣泄、意见表达、个人展示、事务处理、关系维系等多重功能，也让自己处于被亲朋、熟人、半熟人、陌生人一齐观看的状态。在这一被普遍观看的社交场景中，依据不同信息决定隐私暴露的程度，灵活划定内圈人与外圈人的界限，暗合中国人心理上的差序格局。

非共同好友之间的评论无法相互观看也维持了朋友圈的私密性。尽管分享、互动成为了朋友圈的常态，但在分享与之下，每个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基于其线下的圈子，朋友圈的可见信息反映了个人在好友差序格局中的圈子定位，常常在评论中互动的小群体也有着线下社会网络中的小群体特征。

　　红包中的人情

　　微信红包与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互动，让马化腾成了羊年春节的最大赢家。顺便帮助腾讯打入了移动支付市场与阿里分庭抗礼。到2016年，微信支付的移动支付端已占比32.10%，仅次于支付宝的55.40%。

红包凝聚的是中国人自古有之的习俗。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熟人社会”概念，认为中国存在的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结构，是由于中国文明自己自足的农耕特性：“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而维系社会联系，送礼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在传统社区内部，红包及礼物的使用包括婚丧嫁娶、搬迁盖房、生育做寿、节日等仪式性场合，也包括探病、来往等日常场合。而用途则分两种：维系关系与换取利益。红包扮演了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中，圈子维系的润滑剂与利益换取的手段。这其中不同主体圈子大小、所在其他主体圈子中的层级，反映了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也直接通过红包及礼物表现出来：地主乡绅往往收礼贵重门庭若市，而广大穷苦人家却为送礼入不敷出。

有趣的是，微信红包也同时承担了维系关系与换取利益的用途。当然，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更加平等，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更反映出互联网扁平化的特征。微信红包也往往变成互惠、娱乐的工具。如微信群里上级发红包活跃氛围，情侣之间过节发红包表达爱意。很多情况下，也作为一种不掺杂感情色彩的现金流通、支付手段。但微信红包所传递的意义仍相当一部分源自传统的礼俗社会中的圈子结构：亲人发红包表达亲情，熟人发红包维系关系。如果需要不熟的朋友帮忙，红包也成为比现金好得多的，最不会被排斥酬劳或感谢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