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 洞见

　　【导读】

　　中国式的儒商精神，其实与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相较并无逊色，反而更多一些人情味。这种儒商精神，并不立足于对上帝的敬畏，而是建立在人对自己良心负责的基础之上。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长久以来，学者们都以为世界的管理学和经营学，是地中海周边为起源，发展了一套特殊制度。欧美挟其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威风，席卷世界市场。于是，大家以为他们那一套管理学和经营学，乃是最先进、也是最完备的。然而，从历史追溯发展的途径，这一套管理学和经营学，自从十七世纪以后，本身经历了许多变化，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并不是落地就拥有完美的制度。再从别处历史来看，在中世纪晚期，迄于西方力量压过回教时，回教世界也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商业版图笼罩地中海到印度洋，以及大半个欧亚大陆。

　　又从比较近代的历史来看，日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在十九世纪才突飞猛进的。他们一方面从欧美学习近代企业文化，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界也拥有一些自己的发展特色。以其中著名的案例言之，松下系统——这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其本身的管理精神，却是将中国的儒家阳明学与佛家禅宗的精神结合，转型为松下的管理方式。他们有一个“松下塾”，经常在此机构训练自己的干部。

中国的企业发展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春秋时代，五霸之首齐国进行整体的改革，将封建制的管理转化为在国家体系下的专业管理。《管子》这部书，不一定是管子自己撰述，可能是由不同的学者，将齐国发展的历程，和后来的主要特色，总结集合成书。那一段齐国的经验，是在庄园经济以外开拓了市场经济，这使得齐国的国力不是仅仅立足于土地的农业生产，而是以其国民相当部分力量，投入专业的生产—例如海产和盐业，以外销换取利润，支撑国家的整体发展。

　　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中，诸国都想要尽可能发展自己的实力，仅仅依仗土地的收入是不够的。而且因为列国本身不断开拓疆土，也开发非农资源，以此转化为财富，用来维持国家继续发展，以便在列国竞争之中争取有利的地位。这些国家，是在列国体制之下，发展国际交易。在中国广大经济网内，列国之间既有竞争，也彼此依靠，其实和十八、十九世纪以后，欧美世界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态，颇有类似之处。

　　战国以后，秦代以及汉初，从《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可以看到，以城市为基础的作坊生产、运输业和零售业，都已有相当规模。活泼的经济和都市化，两者之间有惊人的关联性——举例言之，以零售熟食为业的商人，竟富可敌国，宛若今日的麦当劳。

中国经济在汉代以后，有一个长期的停滞，市场经济转化为实物经济。唐、宋之间，中国才有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货币代替实物，又成为交易的主要媒介。在唐代大帝国的安定环境之下，贸易交流获得强大的活力。举例言之，这个时期，为了国内货物的交流，国家设立了专门监督和管理资源流通的转运使。宋代的经济特色，乃是有一些专业的榷场与作坊。一部分是国家的专利，一部分是由国家掌管相当部分的经营，生产的货物包括钢铁、瓷器、五金用具、茶、酒等类。这些国营或是半国营的企业，拥有一批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当时中国生产的钢铁，据我一位老同学Robert Hartwell根据《宋会要》统计，产量超过当时全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宋代，尤其是南宋，海外贸易的收入支撑了南宋半壁江山，居然使其富足繁荣百余年。这些国营企业和半官营的海上贸易，都具有利用专才的特色，其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不是一般商业可以提供的。

　　明清时代，尤其是十六世纪以后，因为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地区的经济，正如欧洲经济一样，因为以白银作为货币，出现所谓价格革命的现象，刺激经济快速发展。虽然欧洲人士，尤其西、葡、荷、英，前后掠夺美洲财富，成为最大的赢家，中国却吸收了美洲白银相当部分，扩大了内需市场的规模。

　　明初，永乐时代，郑和六次下西洋的大局，实际上已经将中国与印度洋之间的海陆交通，连接成为海上的康庄大道。但永乐以后，中国采取闭关政策，不再有官方主持的海上贸易。那些“海商集团”，乃是沿海居民自己发展的私下贸易，将中国的商货转贩给欧洲商舶。当时，其实已有相当数量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商人，建立了国际贸易的基地。但是明廷并不鼓励，而且还将其视同海寇，加以惩罚。虽然形势如此诡异，中国的企业界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肆应之道。那些“海商集团”挟其白银收入，在各处设立收购商货的据点，将货物转运到港口，然后与西方商舶交易。仅以白银和官方发行的铜币二者间的兑换而言，就是相当复杂的经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后半期出现许多长袖善舞的大商人，他们以政府无法管制的贵金属，兑换官方发行的铜币取得厚利；再从货物的收购和转运之中，一层一层地，获取利润。

明代商人，以汪道昆为例，此人交游广阔，其经营企业的范围，跨越不同行业。很多商人也都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士，在从事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他们将儒家的人际关系和彼此尊重等理念，灌注于企业经营的过程。明清两代，安徽的典当铺和钱庄、山西的票号，许多都是跨越数百年的大企业。余英时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的儒商精神”。

除了这种以货币兑换和汇兑为专业的金融业以外，清代出现一些老字号，各自在其专业的范围之内，发展规模庞大的企业。例如，丝绸布料的商号“瑞蚨祥”，制药业的“同仁堂”，和几家山西的著名票号如“日升昌”等店家，他们专注于经营一种事业，可是分号遍布全国。那些零售业的大商家，他们定下的货品标准和价格，包括收购原料、产品以至于零售的价格，都有全国同行追随。同一行企业内，设立统一标准，并不经过政府的约束，而是由市场本身的调节得以确认和肯定。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可说是已经相当地现代化。山西的票号和安徽的钱庄，灵活地运用不同地区间的汇兑差额，以及货币的充盈或不足，将其转化为采购货物、转运、零售的机制。他们也参与国际贸易，北路茶叶的外销，其终点是在东欧与北欧。这些国际贸易的经验，由于票号是专家经营，世世代代经过学徒制度，训练自己的职员，才能够达到如此高度的标准。

这些“儒商”的精神，在企业内而言，他们重视从业人员本身的企业道德，职员忠于企业，企业照顾职员的终生。他们也注重严格的考绩，以决定奖惩。他们的企业精神，以“同仁堂”为例，标榜“合药虽无人见，用心自有天知”；他们以自我警戒的敬业精神，坚持专业制药的水平。这些大商家，都拥有庞大的财力，同行之间，他们会尽力扶助中盘和各处的零售同业，编织为一个同业之间的巨大网络。在网络内，同业之间遵守同样的企业精神，保证诚信和服务质量。企业界与政府之间，也有互动的关系。例如，清代中叶以后，凡有国家大事，都有这些大商家接下挹注的任务。江浙的商号“胡庆余堂”，其主持人是那位“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曾经承担左宗棠大军的后勤业务。

清代晚期，国家在各处征收的税收汇到中央，再由中央分散到地方，支付全国政务。这一工作并不经由类似中央银行的机制来处理，而常常是由这些大商号执行。官、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私人利益的结合，而是商家在合理的利润之下，替政府完成转运的工作。这些大商家，通常都会担起地方社会福利的任务，救苦济贫也是从自己的小区开始。同业之间，对于需要帮助的同业人员，他们通常也给予必要的援助。

　　中国式的儒商精神，其实与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相较并无逊色，反而更多一些人情味。这种儒商精神，并不立足于对上帝的敬畏，而是建立在人对自己良心负责的基础之上的。

　　自从十九世纪末期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一步步卷入世界经济圈。今日所谓全球化的经济，其实不是二十世纪突发的现象，而是自古以来，逐步开展的长程演变。在最近这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卷入世界经济。二十世纪的前半段，以沿海几个大商铺为中心，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与回国留学生，以及外商的买办，彼此观摩合作，逐渐形成中国式的现代企业伦理。

　　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现象为例：我的故乡无锡，是中国近代纺织业与面粉业的中心。几家无锡的企业人士，虽然以上海作为发展的中心，他们的分厂和分店却遍设全国。山东、湖北的企业家们，发展同样的企业时，往往从无锡的同业间借才，聘用无锡的专业人员，建设他们自己的工厂。

　　无锡荣家的起家，是由于他们能灵活使用无锡当地的“仓厅业”（米市的存积）和蚕丝的茧行，将本来可能呆滞的资金，运用于开展新的机器工业。他们将学徒制度和专业的学校训练合并为一，培养了一大批有用的干部。这些地方的从业人员，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正由于家庭之间彼此监督和观摩，荣家企业的干部们，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他们自己从业的精神以诚信为主，求利反而在其次。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怎么利用广大的人脉编组信息网，收集世界和国内的商情和市价，企业总部得以借此筹划长远规划，和近期的政策。

　　二十世纪前半段，中国现代化的企业，已经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上海、广州、天津的华商，其经营的层级和效率，都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毋需从西方学习“现代企业管理方法”。

　　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自 1949年国土分裂为二以后，也划分出两条路径。台湾从七零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其实依仗的并不是从西方学习的经验，而是当地的企业家经过了长期探索——一方面延续二十世纪前半段，沿海商业都市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台湾的企业界，也学习日治时代日本发展现代企业的精神—二者彼此扶掖，台湾才能够在不到二十年间，迅速地完成企业的现代化，也使得一个小小岛屿的经济，跻身世界经济的前列。

　　中国大陆的经济，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走了一些冤枉路，好不容易才逐渐回到市场经济应有的经营方式。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无可讳言，在这段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是重要的因素。然而，最近这二、三十年来，民间自动自发的经营，已经逐渐建设出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 。

　　在这个时期，世界经济也发生很大的转变。一方面，由于科技发展，开发了许多新的资源，也出现许多新的技术，以生产新的产品；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的需求，信息的流动促进了物资和资金之间的流动。凡此，都是全新的现象。中国企业界，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在这方面学习的速度颇为惊人。我们可以瞻见的前途是，世界的大企业，将逐渐从“一条龙”式的经营，切割为分段的转包。如此形式，将有利于每一个经营的环节。会有许多专业团队，在信息流动的条件下，参与物流和全球经济的不断重组。这一趋向，和中国唐、宋以后出现的现象，其实相当地类似。

前述明清时代大商家的经营，同行之间的互济和一层层的分包，都是常见的现象。以当时信息流通的条件，他们尽其可能，快速地将讯息传递到有关的单位。他们分担风险的方式，也因为同行之间的互助以及跨行企业的合作，实际上已具有共同保险的形式和精神。以上这些发展，吻合中国过去长程发展的传统。今后，大概可以很容易地蜕变为中国式的经营方式，有望在世界的企业文化中独树一格。

我们尤须注意：中国过去注重建立诚信，直至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商人的商誉乃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企业内部的协调和互助，以及企业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出名的和谐。可是到最近，中国的商誉常因有“山寨版”的伪造产品而受损，或使用次级原料，或制造过程中偷工减料，种种劣迹使得“中国制造”竟已是恶名昭著。中国企业界应为此汗颜。如何消除这一恶名，就看中国的企业家，能不能从过去汲取经验，重新注意对得起良心的“人本”精神。

来源：《中国慈善家》10月刊

作者：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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