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重商主义的历史启示

　　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来出发，可以看出重商主义具有一些过去曾被忽略了的一些历史意义，也给后起国家一些重要的历史启示。

　　首先，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理论，集经济主义(财富即金银)、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民族国家三位一体，是近代欧洲国家崛起的意识形态旗帜。重商主义就是财富至上主义，当时的表现就是不顾一切地追求金银;重商主义主张的追求财富和对外扩张又代表了正在兴起的西欧民族的利益;而民族国家恰恰是民族利益的载体和实现工具，中央集权正适合贵族王室和新兴资产阶级摆脱宗教统治和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需要。民族主义在经济上靠重商主义实现，两者都需要强大的国家。十七至十八世纪是西欧重商主义的鼎盛时期，在政治上被称为专制主义时代，正是这个道理。(49)可见，西欧国家非但不搞什么“小政府、大社会”，而是一上手就追求“大国家(霸权)、大政府(官僚机器)、大军队(常备军)大权力(中央集权)”。在西欧，重商主义时代就是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时代。西欧的王室不仅“发现新教是使国家权力超过教权和贵族权力的一个有效工具”，同时还“发现”重商主义既可以用来打败国内的封建分治势力，加强专制力量，又可以成为专制主义民族国家增加财富，进而争夺欧洲霸权的有效工具。(50)

　　西欧中世纪的王室贵族为了自身利益，是鼓励和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但是他们的王权有限，政治上既受到宗教的压迫，控制的地域有限，经济上又远不如富裕的新兴资产阶级强大，更没有能力对工商业进行直接控制和干预。有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情况就大为改观。专制主义国王不仅仍然鼓励乃至大力支持工商业的发展，而且由于在政治上控制了比以前大得多的地域，所以就会直接对工商业进行控制、调节和干预，目的是多收税以养兵征战。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庄园经济解体，到资本主义兴起的几百年中，无论是对财富的追逐，工商业的发展，市场扩大，海外扩张，殖民地的征服，这一切无不是在封建王权推动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各国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专制皇帝，如亨利八世、拿破伦一世、菲特烈大帝、彼得大帝、亚历山大、叶卡捷林娜二世，等等。而后，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兴起，通过复辟和反复辟的反复折腾，经过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形式的无数次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交易和妥协，才完成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西方国家的转型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有利于实现民族国家的利益。其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一点，本质上没有改变，至今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形式，即穿上了现代议会民主的服饰。

　　国家干预经济作为重商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和经验，对于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个成功的秘密后来被西方国家官方和主流学者刻意掩盖起来。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兴起，西方国家极力向全世界鼓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理论、“经济人”理论和鼓吹私有产权理论以及“不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等，刻意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这是西方成功经验，是经济改革之路，是富民强国之道，其目的是通过政治误导和制造陷阱，削弱这些国家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削弱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沃勒斯坦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反驳了这种思潮，他指出，“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即至少在16世纪初，并延续至18世纪，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51)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国家权力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时地有所消长，“然而事实上，不管曲线怎样浮动，我们面前看到的却是，在整个现代时期国家权力持续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看来需要并促进了这一增强中央集权与国内控制的长过程，至少在中心国家是这样。”(52)西欧早期的所谓国家干预，主要是三个方向，一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也是强国主义(保护就是强国);二是军事上的强兵主义;三是海外的殖民扩张主义。十五至十八世纪西欧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英国通过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最终战胜法国而取代荷兰成为欧洲霸主的历史经验表明，其原因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能够在政治上帮助英国企业家建立和扩展其经济活动领域，使之超过植根于法国的竞争势力。只有作这样的分析，才能对此有充分的理解。”(53)但是，在当时，经济实力的较量最终是在战场上通过军事力量的较量，也就是通过争夺制海权解决的。因为当时制海权是积累财富的世界贸易链中最关键的环节。英国是在世界市场和世界战场上同时取胜，确立霸权的。所以，英国根本就是靠海军，其次才是靠工业打出了十九世纪的世界霸权。

　　反观中国近一百六十年的屈辱和民族斗争历史，回顾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曲折的崛起和复兴历程，其政治前提和首要的“资本”，还是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政治上独立自主、统一这个前提和老本，也就没有后来初步建立的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离开这一点，其它一切都无政治前提和基础。有了这个老本，才轮得到我们建国以后，搞一点带有“重商主义”味道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通过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把中国真正“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和改革，我们又遭遇“中国威胁”论的围堵和鼓噪。这说明西方极为敏感，也说明我们没甚大错，至少大方向正确。所以看问题既要有全球视野，又要有历史纵深，才不至于被别人蒙骗过去。由此也就不难看出无论是“台独”的“去中国化”，还是近年来大陆某些人“修改历史教科书”和“屠龙事件”以及诸如此类取消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政治和学术闹剧的恶劣性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霸主国家和世界强国从来没有由于全球化而稍微放松一点自己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手法变化多端，嘴上唱着“普世化”的高调，手里做的仍然是民族利益至上。岂止“至上”而足，有资料显示，某些国际极端势力甚至要借“单边主义”搞“赢家通吃”战略，要把80%世界人口也就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打入“垃圾人口”的“另册”，实行“喂奶主义政策”逐渐加以消灭。实际上是搞“新马尔萨斯主义”。至于说西方国家的中央集权，有时候比起东方，不仅并不逊色，而且还要超出。例如美国布什的总统制说打谁就打谁，国会形同虚设，其“专制”和“独裁”，比起别人也毫不逊色。由此也可以看出，重商主义的“幽灵”并没有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它是以不同的形式时隐时现。

　　其次，西欧国家在推行重商主义过程中，在处理国内社会和政治冲突方面采取既斗争又妥协的政治策略，实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室的“双赢”，从而完成了近代社会转型。在重商主义富民强国的目标方面，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王室政权的目标一致，共同对抗宗教神权统治。前者拥有财富，但需要问鼎国家权力;后者既需要财富，又需要扩大政治权力。所以它们相互斗争又相互勾结和借重，最后借助人民的力量，共同推翻神权，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贵族既掌了权又得到财富，转化为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共同实现“光荣革命”，牺牲了中下层老百姓的利益。这是西方国家近代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时期的两大阶级双赢(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双赢”以后，继续推进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和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三百年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实际上再次面临社会转型。这时候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空前激化，使得资产阶级政府通过限制垄断、调节再分配，通过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建立社会保障等措施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后来更进一步通过罗斯福新政和建立“福利国家”等措施，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这种重大政治让步是垄断资产阶级向早期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室的“光荣革命”学来的。但是，需要指出，战后发达国家的这种“双赢”是通过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范围实现的，是通过加剧南北矛盾和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为代价实现的。做到这一点，这是西方国家独有的优势。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以后，国际体系的转型出现了新的有利于资本的形势。这次国际垄断资本右翼变妥协战略为反攻战略，再到赢家“通吃”战略。能否迫使其采取妥协战略，实现当代世界劳动与资本、穷国与富国的某种“双赢”，取决于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斗争。离开必要的国际斗争，就没有世界和谐，甚至就没有人类的未来，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中国崛起的空间。中国现在一面追求和平崛起，一面倡导和谐世界。这两样，哪一样都离不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喊口号的斗争也是斗争。以斗争求崛起，则可能(不是一定)崛起，以退让求崛起，则一定不能崛起;以斗争求和谐，则和谐存，以退让求和谐，则和谐亡。这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经验。普京有一句名言：“谁软弱，谁就被消灭。”这是俄国人痛定思痛的结论，也是国际政治规律。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实现这个愿望，实现和平崛起，取决于我们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实现最优的平衡。有些人一味追求所谓“中国魅(媚?)力”和“‘软权力’崛起”，其实不是强国之道。(54)

　　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政治妥协，对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和建设和谐世界，有没有可借鉴之处?这要看怎样理解政治妥协，谁向谁妥协，谁向谁不能妥协?如何理解斗争和妥协?或是既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一切要以中国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从国内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国际说，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这些战略目标都是需要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实现的，斗争是绝对的，妥协是斗争的特殊形式。

　　再次，我们对于近代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作用估计不足。所谓重商主义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主义、航海运动等许多种思潮和运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中民族主义代表利益主体。在近代欧洲，宗教和国家都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随着重商主义退出，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作为主导近代全球化进程的核心思想先后披上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人权的外衣。历史证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还是别的主义，都代替不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五百年了，并没有一个全球帝国出现，所有的强国都是民族国家。欧盟本质上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深入骨髓，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旦落到某一个具体国家，就穿上了民族“服装”，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民族主义被西方国家妖魔化，成为后起国家的紧箍咒。动不动发达国家就要拿出来念一念。而我们一些人，好象也有些“神经衰弱”，惟恐沾了民族主义就输了理。近年来随着和平主义、绥靖主义等思潮在国际上泛滥成灾，在我国，民族主义竟然已经被公然称之为“逆流”加以声讨，这是什么信号?其实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从来就没有衰落过。他们推行的全球化，其实是“美国化”，本质上是要用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主义来同化我中华的民族主义。作为个人，愿意拥抱全球化成为所谓“国际人”，其实是某些人说的给美国人“当孙子”，那是个人自由。其实给人家当孙子，人家未必接受。例如黑人歌星麦克尔·杰克逊，本来长相挺好，歌唱得也棒，非要“漂白”皮肤，结果变成“不人不鬼”的样子，自取其辱，又是何苦?君不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主义骤然膨胀，图穷匕见，咄咄逼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的冲突”论的出笼就是明证。尽管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曾不断放出种种烟幕，长时期刻意淡化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色彩，突出所谓“全人类价值”，但是麒麟皮下还是露出了马脚。环顾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都在尽其所能地推动国际分工体系朝着有利于本国政治和经济的方向发展。只要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存在，民族主义就会通过经济活动对国际关系施加影响。只要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存在，国家之间就有冲突，这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而与民族和利益关系很大。全球化和民族化是当代同时存在和发展的趋势，是一体两面。许多国家虔诚地追随全球化，到头来却发现“全球化”长着一张自己并不喜欢的美国面孔。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色”，这个提法本身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创新。报告关于“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和“弘扬传统文化”，“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以及“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阐述，实际上是对近年来西方泛起的种族主义思潮和相应的国内“去民族化”逆流以强有力的回应。

　　再其次，重商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发展和战争都是硬道理。重商主义追求的目标极为明确：财富和权力(政权和霸权)。两者相辅相成。谋求财富，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和对外扩张;谋求权力，才能获得财富和保护财富，才能长保“富贵”。财富和权力最终靠战争(实力)解决问题。十九世纪末英国对美国让出霸权地位，没有发生战争，是由于自知实力不够。没有国际市场和对外扩张就没有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换言之，国际市场和对外扩张是重商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内在的要求和属性。无论是托马斯·曼的重商主义理论，还是西欧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谋求实力，通过发展和战争实现对外扩张，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就是通过史无前例大规模的国际殖民，实现了西欧国家人口的全球化。“由于廉价和可靠的旅客运输服务的发展，欧洲移民大量涌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巴西。从1820-1913年，英国人口的净流出量大约为1200万人(其中一半来自爱尔兰);从欧洲其它国家流出的人口大约为1400万人;”“移民寄回的汇款帮助了其祖国的经济发展。人口迁出减少了贫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加快了爱尔兰和意大利的人均收入增长。”(56)考虑到1820年欧洲人口总计只有1.693亿，(57)则1820-1913年期间欧洲向其它大洲的移民占总人口的15.36%,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我们看到，在向现代社会转型和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进程中，欧美国家占尽先机，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当初一边转型，一边“走出去”。这种为欧洲国家带来无比巨大利益并大大减轻了这些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内部矛盾和痛苦以及支撑其崛起为强国的资源条件和国际环境，早已一去不复返。十九至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几经改变，但霸权国家统治的基本特征没有变化。轮到发展中国家刚刚实行“走出去”战略时，已经是步履为艰，而且满世界鼓噪“中国威胁”。西彦有云：穷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现在的国际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当严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迟到者。中国不追求霸权，不搞扩张主义。但是，中国有权力“走出去”并实现自己的正当利益，也需要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最主要的是三条。一是遵守和影响现行“游戏规则”。但是还不够，还需要适时适当地改进和完善规则、机制，这是另一种对建立和谐世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表现。还要看到，现行“游戏规则”归根结底不是为了保护后起国家利益的，而且光靠规则也不足以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需要第二条，有能力用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更要有硬实力，要“软硬兼施”)来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历史经验和“国际惯例”，归根结底与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并不矛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利益的一往无前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政治意志。否则“自己”都“没有”了，还要和谐世界何用?这方面一定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新中国开国一代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开国元勋为代表的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品格和风范。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华复兴，酝酿、铺垫和准备了一百六十多年，才有今天的新局面。今天的国人，肩负的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历史责任和重托，成败利钝，在此一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能没有这样的认识，否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无法赢得未来。政治智慧永远需要，但是归根结底，要有这个民族志气。

　　【郑彪 察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