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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写下这首《鹧鸪天》，自言其志。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二万万女性焉能置身度外，遂有前方甘冒枪林弹雨、后方不遗余力筹粮助饷之壮举。动静之间，终有民国建立。这时，女革命者们却惊愕的发现，新政权完全放弃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承诺，“辛亥”似乎成了一场“过河拆桥”的革命。她们，被无情的“抛弃”了。
以“闹剧”开场的妇女参政权之争
三闹参议院
1912年3月，距武昌起义仅短短5个月，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就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部法律在有关人权的章节中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别的方面都考虑到了，唯独对“性别”一项不置一词。执政者的态度激起女革命者的强烈不满。1912年3月19日，唐群英率领20余名女将闯入临时参议院，要求审议妇女参政权。而议长林森的推诿态度，令女将们异常愤懑。翌日，唐群英率众列队来到参议院求见议长，并要求列席旁听。遭到拒绝后，怒不可遏的女将们砸碎议院玻璃窗，并打翻前来阻止的警卫，闯入议院与议员们进行辩论。双方各执己见，最终不欢而散。21日，唐群英召集了更多女将再次来到参议院，且佩带武器，议长不得不打电话给孙中山，请求“总统府”派兵保护。后经孙中山斡旋，女将们方才离去。
掌掴宋教仁
参议院毕竟是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有很多不是革命党，反对妇女参政尚属意料之中。而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背叛对女子参政的打击尤其沉重。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在女会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等”条款删除了。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却发生了“掌掴宋教仁”事件。唐群英在众多女会员簇拥之下，走上主席台质问宋教仁，删除男女平权这一条，“实为蔑视女界，亦即丧失同盟会旧有之精神，因而要求向女界道歉，并于党纲中加入男女平权内容”。宋仍沉默不语，盛怒之下，唐群英给宋教仁一记耳光。国民党元老张继出来圆场，建议举手表决是否男女平权，男议员竟然无人举手，女会员们愤然离场。在外界看来如同闹剧一般的举动，在当时参与其事的妇女代表们看来则属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为。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党纲，现在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却玩起过河拆桥的把戏。
“新女性”：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
投身革命： “双枪女将唐群英”
两次冲突中带头“滋事”的唐群英是湘军提督、振威将军唐星照之女。受密友秋瑾影响，于1904年秋辞别故土，飘洋过海前往东京。加入了黄兴领导的华兴会。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唐群英作为“两会”中唯一女性，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秋瑾就义的次年，唐群英回国，开始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1月，江浙联军准备攻取南京，唐群英找到时任江浙联军总司令的李燮和，请求将她组建的女子北伐队编入联军。当南京城久攻不下时，某日，几个女子作难民打扮，暗藏短刀、短枪，偷偷混入南京城，伺机杀死了守城清兵。之后，唐群英亲自挎着双枪带领女兵随大军攻城，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光复。此役耗时近一月，既是革命军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更堪称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 “双枪女将唐群英”由此声名大振。
医护救助：张竹君与中国赤十字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三镇光复。清廷迅速调集水陆大军开赴汉口，妄图扼杀起义于襁褓之中，革命军亦渡江前往汉口，在刘家庙阻击清军集结反攻。“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张竹君听闻武汉一带伏尸遍地、江水为赤的惨状后，她便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医生天职。抵达武汉后，赤十字会未及安顿，便火速投入了救死扶伤的战斗。当时随赤十字会从上海前往武汉的杨杏佛夫人赵志道在题为《忆往事》的文章中回忆当年的情形：“……同去六人均被分配于张竹君所主持之伤兵医院，从事救护工作，因均未受过训练，惟遵张调度，或包扎伤口，或伺递溺器、供汤药，间亦与伤兵闲话家常，励其斗志……”“无日不有受伤者送诊，称药量水，日夕大忙。”“队中男女医士及看护员皆热心任事，饥渴劳瘁，虽苦不厌，军士感之，至为泣下。"
运送弹药：花轿上的“革命新娘”卓国华
卓国华也是同盟会的成员。女性在革命中往往不易被注意到，她们利用身份之便，勇敢地担负起运送武器弹药的重任。1911年4月下旬，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即，清廷搜查严格，很难将军火运进城里，于是便想出“假结婚”的妙计。“婚礼”举办当天，她们刻意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让漂亮的“新娘”卓国华在众目睽睽下坐上花轿。谁也不会想到这看似普通的花轿里，其实装满了炸弹和起义所需的武器。大家扮成迎来送往的宾客，把这些武器弹药分送到各个起义点。21岁的卓国华假扮作新娘，用花轿将军火顺利护送进城，被称为“坐在炸弹上的革命新娘” 。
“出尔反尔”：落空的政治诉求
“男女平权”：女性政治意识之觉醒
革命中播下的民主思想，种子一般地萌发出来。男性革命者们争的是人权，在女性革命者看来，这个人权自然而然地包括妇女的人权。男人可以参政，女人也同样可以参政。男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人也应该有。她们不但抱定这样的信念，而且一早就行动起来。1911年12月20日，民国尚未正式建立，福建女杰林宗素就带头发起了“女子参政同志会”，明确宣称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对女性进行参政培训。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女杰们满怀憧憬，积极准备迎接新纪元。
孙中山的许诺：“女子有完全参政权”
早在东京同盟会时期，唐群英便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对于女子参政问题，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向来在理论上也是支持的，并做过这样的承诺。1912年1月5日，国会尚在筹建，林宗素代表女界谒见孙大总统，要求他当面承诺允许女子参政，孙中山当即答应了下来，面允“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的许诺。消息公布，对于要求参政权的妇女是一极大的鼓舞。她们纷纷成立女子参政团体，响应林宗素等人要求参政权的呼声。
多次上书：女界权利之争
1912年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时，唐群英等闻知其中未写入男女平等的条文，即于2月26日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书曰：“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参政权不可……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但3月11日公布之约法却根本未提男女平等，女界一片哗然。于是3月18日唐群英面呈《女子参政同盟会上孙中山书》，请求将约法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下的“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删去，“或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以明确表示男女之平权。这些女革命者们根据《约法》有关精神请大总统向参议院提议，“以重法律，以申女权”，要求修改《约法》，使女子参政权得到宪法的确认。但根据临时参议院的最后决定，认为“惟兹事体重大，非可仓卒速定”，实际上否定了女子参政权请愿案。于是，在当日上午，便出现了文首唐群英等人大闹参议院的风波。
“过河拆桥”？谁抛弃了女革命家
“多数男人之公意”
当林宗素代表女界谒见孙大总统，得到当面承诺允许女子参政的消息见报后，立刻引来非议。无论是老革命章太炎、手握军权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还是状元公张謇，都表示不满。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写信给孙中山说：“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足未明定法令”，这么说也就罢了，后面紧接着又批评妇女们是无理取闹：“而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字里行间对女人的蔑视表露无遗。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团结不同的政治势力，总归要做出一些牺牲，妇女参政权就属于被牺牲的内容之一。孙中山在他复函“同盟会女同志”时称：“……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
雾里看花：孙中山的两种说辞
武昌起义以后，尚在美国的孙中山四处游说，曾公开表示：“中国宣告民主后，中国妇女将得完全选举及被选举权，不特寻常议会可举妇女为议员，即上议院议员及总统等职，妇女均得有被选举权。”在女革命者争取参议权的过程中，也大体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孙中山的内心思想如何呢？在孙中山在回复章太炎等人的质问时曾说：“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而即据以登报，谓如何赞成，此等处亦难于一一纠正。” 对此，林宗素特发表宣言，对于孙中山以“毅然许可并允登报宣布当时问答之语”为“个人闲谈”，表示“不禁骇诧”，极其不满。据历史学家李细珠研究，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两方面的表态令人雾里看花，事实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当时并不认为女子有参政的知识与能力，因而关于参政权问题只能是高悬理想而已。国民党的机关报《民立报》亦曾发表社论，对于“女子果宜有参政权乎”的问题表示怀疑。（李细珠：《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
舆论另一面：暴力化的民国女权
关于民初女革命家争取政治权利一案，舆论并未“一边倒”地予以声援。相反，对于女英雄们的上演的“全武行”，许多媒体并无好感，在报道中常会使用“燕支虎”（胭脂虎）、“雌威”等贬义性词汇，批评她们为“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之人”。据说，唐群英事后也感到后悔，曾找到宋教仁，主动检讨了当时的失礼之举，不过这已经改变不了她的公众形象了。1913年3月14日，《申报》“自由谈”刊发了一篇署名曼倩的文章《女权与今日》，便不留情面的批评了女革命家的行为——“以光怪陆离之异彩以炫幼稚之国民，而自居于英杰，为社会之前导，其行义之不检，竟一至若是。其极吾不暇言女权如何之适用，吾且为女权蒙垢，吾且为女权含冤矣。”由此更引发了一个更普遍的观点：由于女性受教育的人数有限，普遍水准不高，大多数女子对法律和政治一无所知，即使赋予其参政权，也只能是徒然当作摆设。这中间或许有偏见吧，但女权主义者自身，是否有可反省的余地呢？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民初女界参政权之争，终以失败收场。女革命者的失意，不仅展现了男权话语体系中的性别冲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初“共和”的严重制限。孙中山在为宋教仁开脱时说，我们现在头号任务是保住共和，男女平权可以稍稍往后一点。如果共和维持不了，男子的权利都没有，女子权利就更没有了。由此可见，革命党人已将“女权”摈斥于“民权”之外，视之为民主政治的附属物。
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舆论所指，女革命者要求被赋予政治权利自是一种进步，但请愿采取的暴力手段有待商榷，如此光怪陆离的行径为女权蒙上一层不光彩的面纱。如何合理合法的表达政治诉求，是民初民主政治缺失的一堂课。时人痛切指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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