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古代的贺年卡-搜狐

　　贺年卡是人们在年节时相互赠送吉祥话语的一种文化现象。

　　我国最早的贺年卡是用竹、木削制成的，曰刺。刺者，“达也”（《文心雕龙》）。“亲者登堂，疏者投刺”（《燕京岁时记》）。投刺，即“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事”（南宋学者周密《癸辛杂识》）。有了纸张后，社会名流都喜欢在纸上亲自题写贺辞，到正月初一这一天，专门派人投送，相互拜年，谓“节序交贺之帖”，又称“名帖”。一帖名家手迹，虽比不上巨幅大轴，却别具一格，亦足珍视，每多收藏。

　　(出土于马鞍山三国东吴名将朱然家族墓中的木质“刺”。文辞格式为：□□朱然□将问起居宇义封)

　　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说：他家藏有北宋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人给一个名常立（字子允）者拜年的名帖“石本墨迹”。《秦观名帖》的文辞、格式为：

　　观敬贺

　　子允学士尊兄

　　正旦高邮秦观手状

　　正旦，正月初一。敬贺正旦即恭贺新年。手状指亲自签名。秦观（1046——1100），字少游，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书法钟王，小楷姿媚，遒劲可爱，有飘飘凌空之气”（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又如“水边游女，顾影自怜”（元·赵孟頫语）。

　　有趣的是，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述其表舅换名帖一事：“余表舅吴四丈，性滑稽。适逢元日，欲投贺刺，无仆可出，徘徊于门。恰逢沈（子公）有仆送刺至。遂引其至堂，酒肉相款。沈家仆酒足饭饱，抱刺一一投去，未觉有异。其所投皆吴刺也。乡里传为笑谈。”其实，吴四丈只不过是效仿五代著名学者陶谷的“陶谷易刺”故事（曾造《类说》），与投刺人开了个玩笑罢了。若这故事可信，那么，贺年卡的广泛使用，迄今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贺年卡的日趋广泛使用，尤其在官场中，平日未必相识，元日也要望门投刺。北宋江休复在《江邻几杂志》中记有一执政官深苦此事的诗，其中有二句是这样写的：“躁因修贺刺，懒为答空书。”至明一代，投刺贺年之风更加盛行。褚人获在《坚瓠集》中也称：只要某人有名气，“素不相识，道路不揖者，而单亦及之。”时人讥为“虚礼”。难怪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数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贺年卡的用之甚滥，也给“投刺者”带来很大的负担。送贺年卡的仆人到被送家的门口喊上一两声，留下贺卡就走。主人闻声开门，送帖人早已不见。杂剧中称“那送帖的比兔子跑得还快。”因之，贺年卡又获得“飞帖”的雅称。故而，有的人家在大门上贴个红纸袋，上书“接福”或“代僮”字样。有的在门前设簿籍（又称门籍）专门登记投帖拜年者的姓氏，以备表示谢意。

　　在古代，贺年帖本用来互相拜年请安，然而到了一些阿谀之徒手里，却往往成了他们奉迎讨好权贵们的工具，挖空心思地在刺帖上做文章。比如，唐朝李德裕当政时，前往投刺者觉得光写个名字不够恭敬，便在名帖上既具衔，又写上拍马屁一类的字样。“名刺”变成了“名状”。又如在明代，有人为了博取太监刘瑾（看过京剧《法门寺》者大概都会记得这个名字）的欢心，便用红纸做帖，一时闹得京师的红纸价涨十倍，足见到刘瑾那里投刺的有多热闹。又，严嵩权倾朝野之际，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用红绫制名帖，以赤金绣严嵩的名字，而严府的门房通报主人后，即将金子抠下，成了最先的得利者。宰相张居正颇有政绩，但喜欢“独好尊大”，于是有人用织锦做年帖，大红绒为字，并在其名字周围用金钱绣成蟒龙蟠曲之状，可谓豪华。更有甚者，想方设法与张居正套近乎，如具下款时，不是亲戚拉上“眷”；不是世交套上“通家”；不是学生也要充当“门生”，甚至有的自称“门下小厮”、“未面门生”、 “将进仆”、“渺渺小学生”等等，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