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周有光1906年出生，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新金融记者曾有幸在2011年因《拾贝集》这本书与周老先生进行对话。
周有光1906年出生，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50岁之后，他转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被人们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可是85%的人都是文盲，所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要。”周有光曾在《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中回忆自己从经济学到语言学的“转变”，“我当时就说这个文字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我说我是外行，不行的。他们说这是个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我就调过来了，和经济学没有关系了，完全搞语言文字学了。”
据中新网对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的采访，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绩，达到了近乎圆满的境界。”
1991年，周有光还将研究从拼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张森根称，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除了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周老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以及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话106岁的汉语拼音之父、语言学家周有光——人间“拾贝”一仙翁
年过百岁的老人，非但思路清晰，甚至又著新书，堪称奇迹。而这一奇迹的缔造者就是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拾贝集》是这位生命不息、思考不止的老人向国人发出的醒世警言。虽自谦“拾贝”，饶有童趣，却妙笔生花，读来如饮佳酿。其中滋味，正如《淮南子·原道训》中所写：“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近日，新金融记者走进“卧室就是厨室，书橱兼做菜橱”的“陋室”，采访了学精德馨的周老。
周老曾说过：“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讲过去的事情，他喜欢以“我有一个笑话”开头。这次同样，他也以一个笑话开了头：“昨天有朋友来聊天，送来一份报，报上讲古巴在改革，古巴到现在还用‘粮票’，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件事儿。文革时，粮票紧张得不得了，我家里人多啊，粮票不够，怎么办呢？我跟我老伴到政协俱乐部去吃饭，在那儿吃饭不要粮票，我们省下来的就够家里人吃了嘛。天天去吃饭不是笑话，可是某天去吃饭我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帝’也没有粮票，这不是笑话嘛！哈哈哈。”
“错位”的人生
新金融：有评价说：“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您有怎样的感受？
周有光：他说得对。这个人生啊，我们青年时写文章，老师常常确定题目，叫“立志”。要你立一个志向，这就是你一生的计划，将来做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想法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对我来讲呢，不可能自己来管自己的人生。因为环境变化太大了。
第一大变化，是日本侵华战争。把我整个计划都打垮了。那时我家在苏州，我在上海工作。日本占领了上海这个大地区，我们决定逃到重庆。在重 庆八年，生活苦得不得了。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炸开，旁边的人炸死了，我没有死。天天是这样子，不是一天两天哪。我们苏州老家有个管家，非常好。我们走时告诉他最多三年，我们肯定能回来，结果一走就是八年。八年以后回到老家，家里住的人他不认得我，我不认得他。老家人没有了，没有人能证明这是我的家了。
第二个大变化，上海解放了，我们那时在美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就回国了。回国以后，不断搞运动。我们当时在特别供应的北京一年都吃不到花生米。改革开放好多年以后，有一个英国人到中国来，他来看我，说：“我很高兴来看你，虽然我没到过中国，但我会讲中国话。我就是用你的拼音在伦敦学的中国话。”他要写一本书，所以到中国来搞社会调查。要在短时间内了解中国，他就访问中国人。怎么访问呢？他把访问分成几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找个代表。他还把访问对象分成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也找个有代表性的人。他找到我，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这书里面的内容，是相当惊人的啦。里面有一篇《三年苦难岁月》中写道，“他们村里一半人都饿死了，家里的9口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他没有饿死呢？——他半夜里到外边割死人的肉来吃。”
我们经历了太多次的动乱。我的母亲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我经过八年抗日、三年内战、文化大革命。所以要计划自己的人生啊，在和平时代还可以，在动乱时代是不可能的。
“入世”的思想
新金融：到今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十年了。您在书中说：“人民‘入世’才是真正的‘入世’。”两个“入世”显然是不同的概念。
周有光：人民“入世”是人民要理解经济的世界，要理解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与时俱进”。不仅国家要如此，国人也要如此。国民进步 了，国家才能进步。
加入WTO，我们国家的成绩很大。联合国有好多国际条约，我们也参加，也签字。有的呢，还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我们已经同意许多国际上的规定了。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做到，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新金融：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我们应该怎样不偏不倚？
周有光：每个国家都是“双文化”，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双文化”之中。晚上要点的电灯，马路上跑的汽车，每天吃的冰激凌，这都是国际现代文化的表现。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中国的孝父母，这就是很好的传统文化。可是中国古代的孝父母，有个缺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孝父母是对的，可父母做的错事你也说好，这是不对的呀。所以今天的孝父母，一方面要继承我们的传统。另一方面，当父母有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劝劝他们，不能跟着错误走。
新金融：您在书中多次提到常识，说“常识不是静止的，是不断更新的。”常识也是与时俱进的？
周有光：“五四”运动提出两样东西，一是科学，一是民主。常识就是科学的基本知识。科学在前进，常识也在前进。譬如，在我的祖父一代，太阳绕着地球转是常识。我们这一代就变了嘛，地球绕着太阳转成了常识。
新金融：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而且恰逢“五·四”青年节之际，您对我们当代的青年提些建议好吗？
周有光：不只是青年，老年也是一样。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你的眼光如果处于封建时代的话就不行了。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你要了解全球化，就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
“独到”的生活
新金融：周老有“三不”：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为什么啊？
周有光：生日、年节，花时间、花钱。年节买来好多东西吃，把我的肚子都吃坏了。过生日、年节，家人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挺好的。吃东西应该和平时差不多。你要添菜，可以添一两样，不要搞得很多，浪费，也没有意思。年老了，更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不立遗嘱。人家有财产的立遗嘱，我没有钱，没有财产，立的什么遗嘱呢？
新金融：您养育孙女长达六年。现在好多孩子都是由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带大。您有什么样的经验要讲给他们呢？
周有光：在现代社会里，孩子不应当由老人来带。这本身就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什么叫福利制度呢，就是国家应该对孩子负责任，不是爷爷奶奶来负责任。“啃老”就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缺陷。
新金融：老来读书，您喜欢读与历史、文化相关的，这带给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周有光：我是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不做学术工作了，随便看书、看报。每天看报都是世界大事嘛，每天接触的都是时事。时事与历史是分不开的，不懂历史就看不懂时事。所以看的历史书也多一点。看书嘛，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独立思考，看书就得不到东西。
新金融：让您终身受益的书是什么书？
周有光：看《论语》吧。孔夫子的书会让你终身受益。
新金融：您与老伴（张允和）长达70年的婚姻生活，在人们眼里一直是“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的一对老幽默，两位老寿星。而现代社会中离婚率越来越高，您能不能给点儿婚姻、爱情保鲜的秘诀啊？
周有光：这没有什么秘密。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好处。譬如，“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妇之间，不只要有爱，还要有敬，这就不会吵架了。我和老伴儿是“举杯齐眉”，上午喝红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杯的。
另外一点，现代社会女子有了工作，能够独立生活了，不用去依赖男子了。但是这也不能随便就谈离婚，因为离婚造成太多的社会问题，自己受到的精神痛苦也很大。
采访手记
Tips1：（采访前）
因为要去北京采访周老，我便赶往天津古文化街，准备在那儿为周老选一份津味儿十足的礼物。虽然下着绵绵春雨，但来这儿的人还真是多。直到我走进一家“杨柳青年画世家”时，才从店主那里得知，原来这天是妈祖诞辰（农历三月二十三）1051周年纪念日，天后宫举办“情系两岸，平安吉祥”盛大的祭祀大典以及天后出巡活动。就在这家老店门前，我特意为周老录下了这场庆典皇会的盛况。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为周老买下的“福寿双全”的杨柳青年画定比平日更多藏了一份深意。当我把年画和皇会盛况的录像给周老看后，他笑着说：“这是传统的东西。哦，好得很，真有意思。谢谢你。我有一个外甥在天津，我几年前去过天津的。天津现在搞得很好。”
Tips2：（采访中）
按照周老的指挥，我从他身旁的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英国人记录中国历史的书。用完以后，当周老的儿子（周晓平）将书放回去的时候，由于放错了地方，周老的语气显得有些着急：'别别别别，你帮我放在这里，我要常拿出来看的。这边这边这边……'
Tips3：（采访后）
离开周老家前，我向周老提出合影的请求，他欣然同意。我说：“我请保姆进来帮我们拍吧。”周老略带顽皮地笑着，“不用出去叫，我这里有这个——无线电铃。” 说着，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类似门铃的小东西，按了两下。果然，周老的儿子很快就进来了。拍照的时候，周老还不忘评价了一句：“她这个手机，很好。”我心想：这真是个既传统又新潮的老头儿。
周有光，1906年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出版过《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朝闻道集》等专著30余种。
新金融记者 李香玉
责编 晓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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