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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当下电影行业的乱象，恐怕三天三夜说不完。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信息四通八达，文明开放，观念新潮的好时代。说什么比上个世纪进步多了，多亏了互联网，让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云云。
但是笔者想说，这样想，图样图拿衣服。一百年前的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都比现在要高出许多。
就以公共娱乐生活里最有代表性的电影为例，足可以佐证上个世纪的社会丰富。
虽然在当下有了一种所谓营销的新型行业，使电影能迅速地传播到全国各地，看起来宣传无孔不入，但其手段不过一般，比起民国电影大亨张善琨的营销手段，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是后话。
民国时代，天一公司某一部正在拍摄中的电影片场现场
然而，电影作为公共生活的产物，是与社会生活勾连最为密切的，民国人怎么看电影？
先来一则史料，聊聊民国的观影方式：
在施蛰存回忆与刘呐鸥、穆时英的散文中，就提到他们每天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
在致戴望舒的一封信中说：“晚上时间多半是消磨在电影院，戏院和胡同里面。”
另外，鲁迅、张爱玲是出了名的电影迷，以至于40年代张爱玲都开始自己做编剧写电影，足见当时电影的时髦程度。
民国时期，北四川路宜乐里的奥迪安大戏院（Odeon），是刘呐鸥、穆时英这些当时时髦的“新感觉派”最爱流连之处
而当时的戏院，喝茶抽烟卖东西，聊天恋爱打kiss，都是极其常见的，而且不用担心有人在后面监控你。
据一篇题为《电影院里的形形色色》的文章介绍，观众可谓三教九流，各怀心事：
“一、摩登青年们——他们常挽着异性而往，目的在藉影片里的恋爱故事，以推进他俩恋爱的程度；
二、太太们——她们看京戏，看神怪舞台剧看得腻了，于是到影戏院里来逛逛，藉资调节；
三、绅商们——有闲的绅士阶级，有钱的大贾们，他们每星期看一二回影戏，散散心，解解闷儿；
四、穷小子们——穷小子根本没有余钱给他逍遥作乐，怎么会做电影院的入幕之宾呢？
不过，据我自己的经验；每在心中烦恼，再也气闷不过的当儿，也会发很到蹩脚影戏院去看一回戏。目的在暂时忘了苦痛，给与身心以刹那间的陶醉。
五、评影专家——评影专家的光顾电影院，负有一种使命，和上述四类人物的使命迥乎不同。他们全神贯注于剧情的好坏，导演手段的高妙与否，主角配角表情若何等问题，以为作评论的根据。”（岛生：《电影院里的形形色色》）
那么，问题来了，丰富的电影娱乐，没有人管控怎么办？所以，民国电影审查又是怎么样的？
其实，早在1911年，清政府因考虑到影戏“前往游观者人数甚多，难免有滋生事端之患，由此，上海的“自治公所”就公布了类似于电影检查的《取缔影戏条例》：
“开设电光影戏场，需报领执照”；
“男女必须分座” ，不得有淫邪之影片”；
“停场时刻，至以夜间十二点钟为限”；
“经查属实者，将执照吊销，分别惩罚”。
到了北洋时期，也曾颁布了《审查影剧章程》，规定的范围大都是，不辱国体，不伤风化等社会道德范围内的。由于北洋政府管控力较弱，并没有推行全国，很快，迎来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一个轰动全国的谋杀案，引起了公众的哗然，正是这个时机，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电影检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诞生。
一、公共舆论促成电影审查
1920年的《阎瑞生案》轰动全国。没错，就是姜文《一步之遥》里那个案子，姜文演的正是阎瑞生。
《一步之遥》原型就是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
这个小开因为谋财害了妓女王莲英，一时引起全民愤慨，于是，在街头巷尾、影院戏院、小说报刊杂志等，流传着各种以阎瑞生为蓝本的作品，也就是《一步之遥》中所描述的那样，舆论杀死阎瑞生。
阎瑞生的题材取之不尽，这是文明戏《莲英被难记》的广告
1921年，由洋行买办陈寿芝和施彬元、邵鹏、徐达夫、顾肯夫等组成的中国影戏研究社将阎瑞生案拍成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以真人真事、实地真景为号召，该片于1921年7月上映后，票房收入超乎预期。
1922年，明星公司的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张欣生》更卖座，比《阎瑞生》更残酷的是，里面出现了种种残酷镜头。上映后，招致了舆论严厉的批评。
张石川导演的影片《张欣生》剧照
当时上海市区治安不良，租界内白昼行劫、杀人绑票、开枪拒捕等刑案，层出不穷，电影为此背了锅。于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开始担心电影的社会效果，从而提出对电影实施审查的要求。
这放到现在，我国拍出一部《马加爵》或《雷洋》，同样跟阎瑞生有一样的命运，引起社会不良，教唆青年犯罪。
但是，你要知道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民国的电影审查滥觞，简直是自下而上的，是民众呼吁之后，政府才开始作为的。
二、武侠片全面禁映
说起武侠片的滥觞，则来自上世纪20年代。当时武侠小说风靡全国，地摊、报刊文学多以武侠为主，什么《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广泛流传。
根据《江湖奇侠传》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一炮而红，不仅捧红了电影皇后胡蝶，还连拍18集，掀起了武侠片热潮。
平江不肖生与《江湖奇侠传》，这是民国大IP
徐浩峰电影《师父》里播放的那段《火烧红莲寺》就是重拍并制作的，在徐浩峰的电影或者小说《师父》、《国术》、《道士下山》等，或口述史《逝去的武林》等，都在描绘那个武侠盛行的二三十年代。
但武侠片的全面禁映，导致了这一类型的南迁，因此，当时以制作武侠片为主的邵氏家族天一公司，在大陆难以生存。
于是，时隔30年，邵逸夫完成了大哥邵醉翁未竟的武侠梦，60年代-70年代的邵氏电影再次以这个题材蓬勃。
在武侠片大行其道的20年代末，国民政府日益重视武侠神怪给民众造成的严重影响，时值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时期，倡导健康的生活，以利于国民的身心健康，但是，武侠神怪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据说，在1920年代末期武侠神怪影片大盛之时，“一些观众竟公然在电影院里焚香膜拜银幕上无所不能的神怪”，很显然，这些观众并不打算将电影院看做接受国民教育的课堂，而是把它当成了遍布于城乡的神庙。
这样的故事刺激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执政当局，而且很明显人们乐于传播这类关于民众愚昧的传说，以之作为自己痛心疾首的凭证。（《放映空间的“入侵”：1934——1937年新生活运动中城市影院的“教育化”改造》，李九如）
国民党电影审查制度建立之初，着眼点主要在于建构民众对“党国”的认同，具体的表现是严查当时风行一时的武侠神怪片和美国“辱华”、“肉感”影片。
1930年11月立法院通过了《电影检查法》。
民国23年的审查公文
三、抗战时期的电影审查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处在公共租界，日占区和法租界共同管制下，成为“孤岛”。
电影人纷纷离沪，一批南下香港，一批前往汉口，重庆，滞留在上海的影人或因家庭状况难于成行，或选择坚守以待静变。
于是，战后的电影产业形态，可分为上海，武汉，重庆，香港四种局面。
非常时期，电检所关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孤岛”的影片，这些影片数量不少，拍摄于特殊的地域和时间，虽然其制作不受日本控制，但毕竟不能大张旗鼓地公开宣传抗战，而且由于环境的因素，题材多为古装和武侠，情节打打闹闹，表演和制作粗糙。
整个上海的影坛古装片盛行，1938年前后共创立了20多家制片公司，形成一种“复古”潮流。可从1938年以后的电影刊物中窥见当时状态。
民国的电影杂志市场供需两旺
其中，销路极广的《电声》杂志尤以独立评论的姿态树立了批评界的威望，他们对于上海影坛疲软的状况接连不断进行口诛笔伐，这种评论文章频繁出现在1938年之后的“卷首语”——《我们的话》栏目中，电影行业情况堪忧：
上海与香港方面因在外人租界的庇护之下，一般电影公司对于影片的摄制方面，非但没有前进，而且整个的影坛似乎笼罩在神怪，色情片的乌烟瘴气之中。……除摄制鬼怪，色情片外，还有一种将无声旧片翻摄为有声片的潮流。摄制古装片也在风靡，此风至今还在方兴未艾。八一三以来上海与香港方面的电影事业几有复兴之势，但摄制方针固然要不得，这一方面果然由于环境使然，但制片公司与导演们的消沉与斗志，也不能不负其责。（《电声》1938年）
电检当局认为这类电影“甚少右关于建国与革命之事者，但以社会教育伦理意义上言，此类商营公司之影片似尚有存在之价值，其中如有涉及爱情浪漫之情节者当即调回严予以复查。”
这些影片的被删剪比例甚高，多数被删剪场景和镜头都是因为被认为是庸俗、荒诞、打斗、胡闹、调笑的情节和场景。
以1939年具有审查争议的《木兰从军》为例，在“孤岛”上海和陪都重庆，更经历了一番审查波折，足见当时民族矛盾的尖锐给电影文化等的巨大影响。
在片中，有一个段落，木兰打猎归来与小同伴一起唱着：“太阳一出满天下，快把功夫练好他，强盗贼来都不怕，一齐送他们回老家”。
但这一个“太阳”二字迅速引起了重庆地区的反感，由于日本是太阳旗，本来打算振奋国民士气的《木兰从军》，就这样被舆论指责为卖国影片。
电影大王也是电影营销祖师爷张善琨
但是，长袖善舞的电影大亨张善琨灵机一动，将原片中歌词“太阳一出满天下”置换为“青天白日满天下”。更使此片在重庆放映的境遇发生翻转性的变化——极富争议的“太阳”隐喻摇身一变成为替民众代言的国防电影。
这样的史实，同样从侧面反映了民国的电影审查，是善于倾听民意的，基于舆论的审查是对社会公共文化负责。不难看出，在整个民国时期，“电影与教化”是当时民众的普遍共识。
四、《乌鸦与麻雀》的滑稽过审
1948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电影检查处也随着政府东搬西躲，起不到原有的职能。1949年4月下旬，昆仑影片公司正在拍摄的《乌鸦与麻雀》因“破坏政府”被强制停拍成为民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最后一次“作为”。
《乌鸦与麻雀》电影海报
这部被誉为“中国解放前电影的最高水平”的杰作在全国临近解放时完成。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逼近上海，电影检查处撤离上海，后辗转搬至台湾。
至此，国民政府近20年的电影检查制度，还有尊重公共空间与社会舆论的那个时代，一起宣告了终结。
附：民国电影审查的奇葩理由大全
（摘自《电影世界杂志》）
1.民初时期（1922-1931）
1922年，《张欣生》：三犯在死刑前，补入忏悔语。
《代理阔少》（《无愁儿女》）禁映。
《浮花浪蝶》剪去男女戏水一幕；《深宫情侣》剪去长时间接吻两段；《快乐舞女》剪去勾脚和长时间接吻二段；《风流剑侠》剪去船中接吻一段。
2．国民党前期（1931-1937）
电影检查委员会：存在三年，共审长片2511部，国产588部，进口片1923部，禁映国产片87部，进口片71部。1934年权力移交中央电影审查委员会
1931年禁映《火烧红莲寺》、《车迟国》、《飞侠吕四娘》、《劫后孤鸿》、《孤岛妖影》、《双剑侠》等一批武打神怪片。
《桃花泣血记》删去有关占卜的描写。
《歌场春色》修改主角不敬父老，逐妻致死各节。
《一个上海小姐》删去影片中骂“他妈的”一句，以及和妓女同宿之情节。
《关东大侠》，删去片中杀狗充饥之情节。
《情欲宝典》，修改男童追逐戏弄女子之情节。
1933年上映的大部分影片均经过删改——
《上海二十四小时》被扣了近1年，修改上映。
《中国海的怒潮》剪去了全片的1/3。
《脂粉市场》结尾被改。夏衍报纸上声明：“此节非出原作者本意。”
《女性的呐喊》审查时决定禁映，“烧香”后剪掉一千多尺。
1934年的描写工人生活斗争的《香草美人》被大幅修改，并在江西禁映。
反映农村困苦生活的《丰年》被勒令改为“光明”结尾。
《三姊妹》删去警察索贿情节。
田汉编剧的《黄金时代》删改了大量情节和台词。
阳瀚笙编剧的《逃亡》因其“重心在于暴露社会弱点”决议“不准出国。”
《歌台艳史》命中拥挤买票的镜头被认为“有损民族尊严，危害党国。”而勒令删除。
《再会吧，上海》删除接吻和化妆跳舞镜头。
《神女》删除妓女与游客住宿旅馆的镜头。
《春之花》删去台词“不是我有几个姨太太吗？全送给人家了，就是谁要，谁拿用。”
《船家女》删去歌词“没钱的卖身去妓院。”
《健身运动》中女子拔河和跳绳的场景，光线不佳看似裸体剪影，被删去。
进口片：
《美油灯》，《不怕死》，《猫爪》三部描写中国落后的“辱华”影片均被禁映。
《真假姑母》删去假姑母裤子脱落的镜头。
《门当户对》删去女人洗浴场景。
《小拆白》删去男主角在舞场向女主角调情及女主角随之返家各节。
《人海潮》删去戴小帽蓄辫纸华人待者得的镜头。
《野人国》删去华侨在木场聚赌的场景。
《恩怨夫妻》删去夫妻同床一场。
《珠怨思凡》删去卧室和火车上两场“狂吻”戏。
《春波荡漾》脱衣见脐和露小腿的镜头均予删除。
3.抗战期间：（1937-1945）
伪满地区治安部电影检阅股。1940年共审片3420件，日本影片1750件，“满洲”影片1360件，中国影片111件，德国影片125件，美国影片28件。
1939年后每年删剪的影片大概在300部左右。
国民党机构：
1941年共审查影片1213部，其中：
国产的《淮南北建设记录》、《无双女侠》、《潘巧云》被禁映。
《孤军血战记》、《檀岛风月》、《香港夜话》、《琼花劫》、《征空壮史》、《英烈传》、《巨舰风光》等“不适合当前国际形势”的7部美国片被禁映。
《翠屏山》删除女主角和和尚的调情对白。
《荡妇》删除中半裸入。
《天涯歌女》中“唱不得白山黑水徒心伤。”歌词。
《女僵尸》中“杀你们真正的敌人。”对白。
《迷途的羔羊》中“户籍薄”，“爱国论”和中国全图镜头。
《家》中“我们都是收别人的支配……。过着这凄凉的日子。”台词。
1942年《夫妇之道》删去国旗镜头。
《重见光明》删去“暖和的光明重照耀。”歌词。
《无花果》删去“想不到老爷爷死得这么惨”“这一次冤枉死掉的人不知道多少万啦”“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岳飞韩世忠……所以叫做爱国”等多段台词。
1943年审查通过2035件，其中日本影片344件，国产片169件，“满洲”片42件。不受理（即无法上映）59部，其中“不合时宜”9部。如《家》。全部2035件影片都经过删减。如《碧海情天》被剪去头尾，改为《痴情怨侣》。
4.战后时期（1945-1949）
中国戏剧电影审查所：针对战后国统区。
1946年5月至1948年9月，共审查3331部影片，国产片709部，美国影片1970部，英国311部，苏联260部。
禁映29部，国产片9部，美国影片16部，苏联影片3部。
删剪197部，国产片164部，美国影片2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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