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网消息 “前两年中国债务确实是有些问题，现在务问题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3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2017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发布”分会场作出上述表示。
李扬表示，债务无所谓好坏，需要与其他指标对比才能显出好坏，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债务利息支出和新创造收入之间的关系。2013年之前，中国企业新增利润覆盖且超过利息成本，国家GDP新增量覆盖甚至超过整体经济支付利息，从2013年之后开始弱化，但从2015年又出现转变，利息支出重新低于GDP增量。
对于2015年以后出现的这种转变，“一方面是GDP下滑没有那么快，再就是“三去一降一补”，都是一些降低成本的举措”，李杨分析。
他还称，解决中国债务问题，除了从金融面来入手，还要从实体面尤其从企业面入手，因为中国的金融问题说到底是国企问题。现在看起来，中国还是有决心在做这件事。
以下为李扬发言实录：
王波明：我估计也包括中国增长是没问题的，但是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债务，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您结合着亚洲发展，您是金融方面的专家，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李扬：今天上午我讲了一上午的话，主要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成果在这里进行发布，成果的题目叫“管理结构性减速中的金融风险”，正好也和这个题目契合，中国现在正在减速，我们给的一个解释是结构性变化，是因为结构性变化造成的减速，减速过程中会有金融风险。后来记者提题，其中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对亚洲经济起到了压舱石作用，朱镕基总理一句“人民币不贬值”，使当时动荡的亚洲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了。他说你比较一下，现在的中国和那时候的中国有什么区别？当然中国现在遇到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也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说人民币如何如何，或者中国的增长如何如何。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些现象，现在全球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国家超过7%，观察一下都在中国周边，基本上没有和中国有接壤关系的超过7%的很少。可能没有像朱镕基总理当时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这种简单的关联，但是有更复杂的关联，使得中国在亚洲更加举足轻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能够把自己稳定下来，使自己的一些风险不至于演变成危机，那么对亚洲就是最大的贡献。
说到债务问题，我今天上午专讲债务，因为我们连续编了中国12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很多媒体和研究界都知道这个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使用我们的成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向企业，向地方、省市县编，希望用比较科学的框架把中国的账算清楚，债务问题等等就很清楚了。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简单地看债务无所谓好坏，它一定有一个和别的指标相比较才能显示出好坏来。一个很重要的比较，就是债务利息支出和新创造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在2013年之前没问题，企业的新增利润覆盖了它的利息成本还有余，在国家来说GDP的新增量覆盖了整个经济支付的利息还有余，我们新增的储蓄债务有余，从那之后就有点弱化。
王波明：这个事很简单，当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覆盖起来容易，你那个说法就是一直下降，它肯定是一个恶化的过程。
李扬：如果说我们能像西方国家一样搞负利息，成本也下降，两个都下降，但是中国有一段时间在收益率下降、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利率没下，成本上升了。所以应当说前几年中国经济是最困难的时候，整个社会上哗然，企业说我们都为银行打工了，到最后还不够。私营企业跑了不干了，国有企业硬挺着，要吃老本去还息了，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至少从数据上来看，从2015年转变了，2015年利息支出又低于GDP增量了，一方面是GDP的下滑没有那么快，再一个是“三去一降一补”，它都是一些降低成本的举措，所以又恢复正常了。据我们的研究，说实话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前两年确实是有些问题。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印证，中国现在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占GDP的8.2%，高于美国，这不是说中国的金融多么有效率，而是中国多么垄断、多么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也和我们刚刚说的成本和支出的比较是相会印证的，就是看起来贡献大，什么叫贡献大？你拿的都是别人的利润，这样一个好数字到这边做成本比较的时候你是成本，互相印证。我觉得数据是能解释通了。如果解释通的话，中国情况开始在好转。2016年就好了，2015年是个焦点，在2013年的时候一下子超过去了，后来又下来了。
王波明：你展望2017年，是渐入佳境还是什么意思？
李扬：我只能说没有恶化，比较稳妥一点来讲就是说没有恶化。再加上这个事已经引起关注了，我想下一步我们如果能够在金融改革方面有些切实的举措，这个事情就不会出大问题。当然对解决中国债务问题，除了从金融面来入手，还要从实体面，尤其从企业面，因为中国的金融问题说到底是企业的问题，是国企的问题，所以这两面都得解决。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决心在做这个事情的。金融部门为什么利息收入这么高？你看看中国的表就知道了，整个资金在金融利息里转，A银行到B银行，B银行到C信托，C信托到D证券公司，D证券公司到E保险。我一个学生算过账，他说一个交易，比如说某一个实体部门需要有一笔钱，这笔钱按照现在的监管规定出不去，能出去的又没钱，于是他就要通过合作，通过金融间的交易平均四次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每交易一次就加减息，所以就把成本加上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大规模的同业交易？监管套利，监管之间出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理顺监管体制成本还会下来。如果国企改革坚决抵搞下去，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从企业角度着手，因为简单的去杠杆或者减债务，拿一点好钱去还坏钱，中国现在有这个办法，就是你不要搞七八年又来一次，因为中国七八年前就有一次，解决了之后又来了，我们不说再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要根除它的体制机制。现在我自己觉得有关部门是认识到这一点了，我同时担任好几个单位的顾问或经济学家，比如说债转股这是一个很大的事，这是我们去杠杆一个非常大的举措，我在做主要的顾问。再比如说去杠杆，这些事情都在做。
所以我们可以向亚洲交代的是，我们给亚洲、给世界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我们只要稳定了，亚洲就稳定了。我最后再说一个故事，几年前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参加东盟“10+3”会议，在这种代表团里我就是一个小角色，以前我没有研究过欧盟，所以我就在观察，我发现叫东盟可能是一个当今世界上最松散的国家联盟。你看东盟十国间的贸易不到10%，当年的欧盟启动的时候70%多，这是国家间的交易，它有这个基础，东盟没这个基础，但是它和中国的交易都非常高，这也确实显示出中国在亚洲的作用。我们至少在用贸易支持世界，下一步我们还会用投资连接亚洲和世界，我们会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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