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感怀、思念,再忆巴金的真性情与真心灵。“这是一本回忆录,关于巴金的回忆录,是我与巴金老人接触过程中的一些有关记录。
“我写这本书,不作任何修饰和渲染,只是力求做到真实、准确,希望是一份完整的记录。我宁可写得笨拙些、质朴些,也绝不损害原貌。只有这样才是对巴老的尊重。”
《明我长相忆:走近巴金四十年》悉心记录了作者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直至二〇〇三年这四十年间,与巴金面对面的交往过程。巴金晚年创作《随想录》,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积极倡导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对青年人的挚爱与鼓励,坚持独立思考,桩桩件件、点点滴滴的真实记录,呈现了巴金晚年四十载的经历与状态,被予以完整记录和保存的对话和书信材料则还原了巴金当年的所思、所言、所感。作者以自己的亲历亲见,向世人再现了巴金的真性情、真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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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
文 | 陈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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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时代,有一件小事曾经深印在我脑中,久久不能忘却:有一个时期,我常常看到大姊倚门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埋头看书。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动也不动地在那里读啊读啊,天色渐渐昏暗了,母亲已经好几次呼唤我们吃晚饭,但是大姊仍然端坐不动,却还发出了唏嘘的悲泣声。原来她在读巴金的《家》。她为书中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流下了同情的热泪。我当时很诧异,这是一本什么书,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但这个谜,是在我长大以后才渐渐解开的。
我最早读课外书,是在小学三年级。第一本启蒙读物是《三国演义》。有一次,我在外祖母家度假。那个地方没有别的同龄小伙伴一起玩耍。外祖母看见我一副落寞的样子,忽然想起,说:“你到阁楼上去看看,那里有你舅舅的书,看看有没有你爱看的书!”外祖母没有进过学校,不知道那是一些什么书,但她晓得那是可以让我消磨时光,相当于玩耍一样的。我在那里很容易就找到一套《三国演义》,崭新的,装订成四册,刚拿上手,就被吸引住了。虽然是半文半白,我半懂不懂、囫囵吞枣,却也兴趣盎然地把它读完了。后来几乎每年暑假,只要没有别的书可看,没有别的玩耍,我就会把它重读一遍。可以说是它领我走进了文学殿堂,看到了另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从此我看演义小说,看武侠小说。稍长大后,不满足了,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然后是鲁迅,外国文学名著。范围渐渐广了,书也渐渐读的多了。
那时,在我家附近,有一所图书馆,是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设在浦东大楼最高层。图书馆规模虽然不大,但比较健全,藏书较丰,够我这个中学生看的了。一个月交两角钱租金,每次可借两本书,随时可换。几年以后,这个图书馆的文学书,我大致上都借阅过一遍。
《家》(开明书店版)第四版封面
我从这些图书中,接触到了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和道理:历史、地理、社会、人生??我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广阔、陌生、新奇的世界。我开始懂得了人生的忧患和苦难,人间的是非、善恶和悲欢。比起我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经历的清贫困苦的生活要更丰富,更可歌可泣。它使我欢乐,振奋,也使我流泪,感伤,也因此开始编织各种色彩斑驳的梦幻。在那样熏陶感染中,铸造我自己的性格和灵魂,升华我自己的情感和襟怀。这些书中所蕴涵的向往自由、民主,崇尚爱和人道精神,张扬个性解放,反抗专制黑暗压迫??的思想力量实在太大了,长久地深深烙刻渗透在我的思想、情感、血脉之中,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命运。
对于我来说,巴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启蒙老师。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了爱,懂得了爱人类,懂得了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使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是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也许,巴金的作品对中学生更有吸引力些。因为热情洋溢,宣泄苦闷,渴望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自由翱翔,正符合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怀。巴金就像站在人生入口处的诗人,在呼唤引导着我们。也正如但丁说的那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让我们勇敢地迎接人生的风暴吧!
那时,我不仅狂热地读巴金的书,还买巴金的书。虽然家境清寒,并无余钱可供我买书。我就把每天买早点的钱节省下来,日长天久,铢积寸累,陆续买得一些自己喜爱的书。《灭亡》《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火三部曲》《巴金短篇集》??等等,我都曾拥有;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书我也都有,散失了一些就又设法补买,有的旧版本至今仍还保存着。
刘旦宅先生为巴金小说《家》所作的插图
当然,随着自己心智的成熟,我的读书范围更广了。但是,巴金的书,的确是我读新文学书的起点,也一直是我喜爱的。
正因为巴金作品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中有深远影响,在四九年后文艺界领导人不断对巴金旧作提出批评,强调要清除其消极影响,告诫青年多读工农兵文艺,不读或少读巴金、冰心的作品。到了一九五八年,上面号召插红旗、拔白旗,大批老知识分子就被当作资产阶级“白旗”,遭到批判和冲击,成了迫害的对象。文化打手姚文元最会揣摩上面旨意,率先发动了对巴金的大批判,先后发表了好几篇长文,声称:《灭亡》《家》中宣扬“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它起着思想上的腐蚀、破坏作用”,有些青年读了他的书,“严重的发展到反党。这点在去年鸣放中,是暴露得很清楚的”。姚文元还说,觉慧出走以后,有可能“变成一个反动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因此批判肃清巴金思想,是“青年们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⑴从而煽动起许多高校学生、报刊对巴金围攻,制造了种种可怕的罪名;甚至说巴金的作品引导青年堕落,仇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等,把青年成了“右派”的根由也挖到巴金身上。这些可以置巴金于死地的政治罪状,用心是非常险恶叵测的。
可是,即使在这样高压的政治环境中,在这场持续了半年多的大批判中,仍然有许多人顽强地发出支持巴金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参与这场批判的杂志《文学知识》,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曾发表过一个“来稿综述”,称:对巴金作品,“全部肯定这两个‘三部曲’(指《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有七十四篇,否定较多的有四篇,基本肯定又有所批判的有三十五篇”。如果说,这也可以算是一次准民意测验的话,还有那么多的青年读者不避政治风险,公开站出来为巴金作品辩护,恰恰说明了这场批判的惨败。一九五九年四月,这家杂志又公布了所收到的有关稿件竟多达近千件。可见人们是怎样关注着巴金和他的作品的命运。许多外国通讯社、学者、作家也有公开撰文报道、评论此事,反映了他们对巴金的重视。
《家》的手稿早已遗失,这是仅存的几页之一
我想,对这件事可以作为一个小小旁证的是:我的二妹那时正在上海第六女中读书。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她悄悄地从我的书柜里取去《家》《春》《秋》,不仅自己读,还借给她的同学读。当我发现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几本书已经过多少人的传阅,最后又流落在何处,再也寻找不回来了。据说学校图书馆仅有的一套,众多的学生是很难有机会轮上借到的。因此,我对这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出版的、我自己极为珍惜的书的“失踪”,在遗憾的同时,却也无可奈何了。
六十年代初,我曾因为写稿需要,到上海图书馆调查了解过文艺书籍出借情况。可惜当时使用的笔记本在“文革”时丢失了,没有留下具体数字。但是,巴金小说的出借率仍然是最高的几种之一,却是确实无疑的。更不必说,“文革”后,《家》重印再版时为人们抢购、畅销的热烈场面,后来也还一直成为出版社经常重印的书目之一。更不必说稍后新写作的《随想录》所带来的又一轮新的冲击波,八十年代,依然活跃着大批的“巴金迷”。
时光荏苒,我也已垂垂老矣!回忆起曾经哺育自己成长、带领走过青春岁月的这些精神上的导师,不能不满怀着感激的深情。而我又有幸,从一九六三年初次拜识巴金老人,断断续续有所交往,迄今已有整整四十年了。其间,又不断得到他的关爱、教诲,听到过他许多次率性随意的谈话,甚至还有两次长达半个月左右朝夕相处的日子,有意无意深深感受到他处世待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独有的人格魅力,使我的灵魂常常受到冲击,得到洗涤。我想把我的这些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告诉读者,对于人们认识理解这位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真性情、真心灵,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参考作用。
这算是我们这次文学之旅的一个起点,让我们一起走近巴金吧!
⑴ 分别见于《中国青年》1958-19,《读书》1959-2。
本文摘自《明我长相忆:走近巴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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