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南旭光(1978- )，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E-mail:nanxg@163.com；张培，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重庆 400052
来源：《电化教育研究》2016年 第9期
内容提要：起源于实体经济领域的“互联网+”，正在强力渗透和变革着教育领域，不仅将重构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还将重塑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但是，对于“互联网+”教育的认识并不统一，此中争论颇多，已经涉及“互联网+”教育的本质问题。在对此展开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发展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本文从重塑教育理念、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基础设施、变革运行机制、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学习分析等方面刻画了“互联网+”教育的实践逻辑及发展路向，以期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提供借鉴，促进“互联网+”时代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 键 词：“互联网+”教育 现实争论 逻辑内涵 发展路向
标题注释：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在线教育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XJA880004)，2016年度重庆市决策咨询与管理创新项目“重庆市‘互联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发展机制创新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cstc2016jccxAX0008)。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自2015年3月起，缘于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就迅速成了一个热词，引发了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国务院于2015年7月颁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并明确了“互联网+”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等11项重点行动计划之后，“互联网+”已然上升为国家战略，被认为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如今，“互联网+”正在加速与各行各业的融合沟通，推动着既有业态的优化、重构、创新并不断催生着新业态的诞生，一种全新的“互联网+”生态逐渐形成，而且渗透至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
与此同时，伴随着不断被“神化”的互联网思维的发酵，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互联网+”教育也被赋予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不仅理论研究者纷纷围绕文件所提出的“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做文章，探索如何优化、改造、创新传统教育行业，一些高等院校也祭出了“互联网+”办学特色的大旗，而且BAT等国内互联网大鳄也纷纷布局教育，“在线教育”成为风险投资的宠儿。可以说，眼下的“互联网+”教育正呈现风生水起之势，被当作了一种“无边界”的教育革命，似乎一场史无前例的“互联网+”教育的大格局就要形成。
然而，面对着“互联网+”教育这个话题，我们发现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对“互联网+”教育的认知并不统一，而且争议还较大，甚至影响到如何看待“互联网+”教育的本质问题。显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互联网+’教育到底应该‘+’什么、如何‘+’”这一命题还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二是实践中的“互联网+”教育基本被等同于“教育+互联网”，属于教育的“线上化”。即便是在线教育，至今还没有产生能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且被认为比较成熟的“互联网+”教育模式。换句话说，就在当前阶段来看，除了一些形式上的改变之外，“互联网+”并未给我国教育带来太多的实质性变化。那么，基于这两个方面现象的存在，在“互联网+”时代，该如何厘清对“互联网+”教育的理论争议，剖析现实的发展困境，探求健康发展的路径就成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所在。
二、“互联网+”教育的现实争议及内涵厘清
不可否认，“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给经济升级带来新动力的同时，也给当今的社会、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通过“互联网+”解构和重构传统的教育行业，与教育深度融合以实现“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已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互联网像魔法棒一样与周遭的一切“无所不连”，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创想和探索“互联网+”教育的新模式。但到底何为“互联网+”教育，不同研究者和实践者有不同的理解。
现在，较多人认为：“互联网+”教育可以“让每个人都能通过互联网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这种理解背后的逻辑就是“让未来的一切教与学活动都围绕互联网进行”。正是因为互联网本身是一种技术，“互联网+”教育就是要通过一种技术带来革新。在他们看来，“互联网+”之于教育，更多的是被作为支撑环境、呈现方式、教学手段来发挥作用的。“互联网+”教育其实更多的是“教育+互联网”，这表示了教育是主体，而互联网更多的是工具。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教育就是在线教育，如张忠华和周萍基于“互联网+”的本质在于在线化、数据化这一认识，认为应该通过创建“互联网＋教育”新平台，开发并利用好“互联网+”的优秀资源库，实现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的数字化，并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1]；王晨和刘男也认为，“互联网+教育”必然引发教育产业经历一场由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所主导的深刻变革……传统的教育模式将逐渐被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在线教育，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2]。也有人认为，“互联网+教育”就是形成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未来方向[3]，如平和光和杜亚丽就认为，“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而‘互联网+教育’则是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新常态背景之下的重要体现……就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教育行业进行深度交融”[4]。还有不少学者将“互联网+”教育看作是“学习”的变化。刘宏森则认为，“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转化、储存、学习的方式”[5]，互联网成了一个没有墙壁阻隔、没有时间限制而且拥有顶级教师的大课堂。在刘云生看来，“互联网+”之于教育，是一种变革的关系，“是一场从质性到量态都发生深刻变化的大尺度变革，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教育革命”[6]，标志性特征是出现了以个性化菜单制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化教育，需要教育理论、教育技术和教育制度的“三重创新”。真格基金合伙人冯新也多次谈道：“真正的教育革命并非互联网教育本身，技术并不是根本的，而是它在教育领域对教育理念、学习理念、办学模式和学习方式上的真正变革。可能一百年以后人类不再学习‘教育’这个词了，只有学习本身还存在。”[7]
事实上，“互联网+”教育并非局限于“在线教育”，也并非是简单的“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相结合”的O2O模式，而是会给教育全领域、全过程、各环节带来更多、更强劲、更深刻的变革，以至于将重塑一个开放创新的教育生态系统。陈丽教授指出：“互联网+”教育“不是在线教育，而是一种变革的思路，是要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创新教育的组织模式、服务模式、教学模式等，进而构建数字时代的新型教育生态体系”[8]。这是因为“互联网+”可以引导教育行业从封闭转向开放、教与学之间的界限和关系不再那么彼此分明、教育机构和非教育机构的组织边界趋于模糊、教育领域自我更新进化的能力不断加快等。吴南中认为，“互联网+教育”就是“通过信息网络技术为教育注入互联网基因，实现以互联网为支撑的生态化的教育，以满足互联网经济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实现教育全局性发展、战略性转型”[9]，并认为其核心特征是开放、大规模、关注人、运营模式颠覆、注重生态。南旭光则基于他对“互联网+”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范式”的分析，认为“互联网+”教育就是“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教育的转型升级，抓住外部机遇，壮大资源禀赋基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推动办学模式改革创新，提升教育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综合竞争优势”[10]，并进而指出“互联网+”教育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互联网+”驱动人才培养，变“工具”为“范式”，推动人才培养过程的数据化、在线化、柔性化、开放化等。其实，教育是具有较强环境依赖性的行业，在当前的工业4.0时代，互联网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信息网络的范畴，成为一个集物质、能量、数据和信息为一体且相互交融的物联网，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而上升为矛盾主体，从需求、供给到学习支持服务等全流程对教育行业进行改造。当然，互联网对教育的改造将是一个漫长的、渗透的融合过程，需要教育模式的不断变革、教育内容的持续更新、教育资源的逐步丰富、教育形式的不断变化、教育组织的互动耦合、教育评价的日益多元等。
要厘清“互联网+”教育，我们必须再回到对“互联网+”的内涵认知上。就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现有观点来看，对“互联网+”的理解应该分为两种。第一种理解正如《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的那样，“‘互联网+’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11]。当然，这是来自政策制定者的理解，其特点是“重资产+技术”，着眼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工业，旨在通过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从而提振当前我国不景气的经济；二是刺激新型消费，旨在通过电子商务进一步改造商品流通模式，推动内需及外需增长，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第二种理解是来自互联网企业(主要是BAT三巨头)的认知。其中，腾讯对“互联网+”的定义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12]。阿里巴巴所认为的“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13]。而百度方面则认为，“互联网+”计划是互联网和其他传统产业的一种结合的模式，比如线上和线下结合。这种理解的特点是“轻资产+服务”，不管是腾讯、阿里巴巴，还是百度，最后都是“数据+”。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数据企业，数据将成为企业的直接财富、创新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的观点或许对此种理解有所回应，他认为，“互联网+”泛指“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从互联网产业不断向传统产业延伸、渗透，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14]，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互联网及数字技术能够嫁接到更多的传统行业，必将大大推动经济社会有质量的发展，进而释放出更多数字化红利。
不管如何理解“互联网+”，其中的“+”都并非加法，而是逻辑内涵极其丰富的“化”。我们说“互联网+”各个行业，并不是它与各行业的简单连接，而是通过双向连接，产生互动、渗透、协同、耦合，最终出现大量像“化学反应”一样的创新和融合。所以，结合以上两种对“互联网+”的认识，对于“互联网+”教育，我们其实应该这样来理解：首先，要把“互联网+”教育看作新常态下教育发展的新范式，它回答的是教育与这个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如何进行“耦合渗透”和“互联互通”的。其次，我们应把“互联网+”的思维主动或被动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它回答的是人才培养活动、教育教学活动如何实现“互链互补”和“互动互融”的。第三，“互联网+”的实质在于人才培养模式、学习模式以及办学模式创新，它回答的是教与学、学校和社会、供给和需求之间如何实现“多维对接”和“立体协同”的。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那么“互联网+”教育就可能流于形式，其真正的价值取向和功能作用会大打折扣。
三、“互联网+”教育的实践逻辑及发展路向
“互联网+”提速了教育领域的变革，也为教育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基于“互联网+”作为发展范式而驱动人才培养这一价值取向和发展逻辑的“互联网+”教育正当其时。但是在当前发展环境下，要想真正实现“互联网+”教育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建设的滞后，也有中观层面的管理机构和发展指导的缺位，还有微观层面的平台建设、体制机制、培养模式等实现条件不完善，根据前述有关学者进行的研究以及本文对此所做的实践考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对“互联网+”的认识比较浅显，不能突破“工具观”来整体把握“互联网+”教育的内涵；构成“互联网+”技术应用体系的“云＋网＋端”的基础设施方面整体还比较落后，大数据资源开发与共享的难度较大；现有教育的产业链还不够完善，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存在壁垒；传统教育机构大都是在教育体制内办学，普遍缺乏从传统教育向“互联网+”教育转型的动力；教育机构的内部组织架构及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够灵活，难以适应“互联网+”教育的需要；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比较明显，存在教育资源、教育信息技术的滥用和泛化问题；对学习的研究不足造成人才培养模式及学习模式创新不够，未能真正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互联网+”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方法以及学习成效评价手段比较单调，缺乏弹性和个性；学习者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于被动地接受学习，还不适应需要主动学习、混合学习、分享学习等特征的“互联网+”教育。这些因素都势必为发展“互联网+”教育或者加速传统教育的改革创新带来现实阻滞。
为了回应如何突破以上现实瓶颈因素以促进“互联网+”教育健康发展，如果以“互联网＋”教育的价值取向为出发点，基于“互联网+”作为一种“发展范式”的内涵视角，我们便会发现：重塑教育理念是基础，健全法律法规是保障，完善基础设施是支撑，变革运行机制是关键，加强学习分析是手段，创新办学模式是核心。所谓路径决定成效，我们基于其中的因果关系便可以刻画这样一个各要素之间相互协同、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环形框架图，从而有效把握“互联网+”教育的实践逻辑并勾画其发展路径，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互联网+”教育的实现路径框架
(一)重塑理念认知，强化“互联网+”教育发展逻辑
“互联网+”教育不仅仅是两个字段的组合，其中的“+”具有无限开放性，使教育的宗旨逐渐转向学习者开放、学习地点开放、学习方法开放和学习理念开放，从而产生“互联网×”的效应，为教育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体现了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的驱动，为经济新常态及“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我们要深刻理解以下几种理念认知，推动教育的转型和变革[15]。第一，“互联网+”时代所倡导的平台思维是开放、共享、共赢的思维。开放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连接，才能通过平台规则、平台运营机制的创新，有效激励教育领域的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同，聚合双边或多边的组织优势、市场规模，打造一个多元主体共赢互利的生态群落。第二，“互联网+”背后是大数据技术的有力支持，可以从海量信息中获取各参与主体在不同场景下表现出来的精准信息，才可以据此挖掘出数据资本，准确地定位、区分和连接合作伙伴，精准、快速地挖掘学习者的有效需求，更加有效地实施教育的“个性化定制”。第三，“互联网+”时代的任何组织机构都是嵌入到社会之中的，与周遭的一切结成的是一种网状关系，网络思维正好是依靠群体行动求解复杂问题的良好方法，可以在教育的多元参与者特别是学习者之间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第四，随着互联网和新科技的发展，不同产业领域、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化，大规模的跨界融合和产业链的纵向和横向整合进一步加速，教育、学校和社会组织之间也在逐渐融合，人才培养的“中间地带”趋于消除，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只有把握住以上几种理念认知，“互联网+”教育才可以有效创新发展。
(二)健全法律法规，构筑“互联网+”教育发展保障
“互联网+”时代，我国教育领域改革的内部张力和关联程度在不断扩大，教育改革发展的复杂性、动态性、系统性也在不断增强，暂不论单一方面的改革已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现实中“互联网+”迅速发展带来的教育领域的诸多不适应就要求必须得到一揽子的有关政策制度的配套支撑，才能保障“互联网+”教育的创新发展，这涉及合作办学制度、教学教务及学籍管理制度、课程学分市场认证制度、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制度、社会监督评价制度等都需要与时俱进的变革和完善，而事实上我国法律的滞后性在“互联网+”时代更加凸显[16]，针对“互联网+”教育的立法工作尤其如此，势必影响其改革发展及实施进程。所以，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建立引导、促进“互联网+”教育健康发展的法规、标准、制度和机制，启动“互联网+”教育的战略规划，从国家层面确立发展“互联网+”教育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预期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等，同时要出台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互联网+”教育的实质性政策，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以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推动教育发展，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互联网+”教育的良性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性、虚拟性、即时性加之其信息的碎片化、海量化等特点，必然引致各种价值观和不同文明的彼此碰撞、相互交流、交织融合，从而使得网络环境下的多元文化逐渐融入人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从而使得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冲击，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互联网+”教育的价值观引导，不仅要加强有关制度建设，还要建构坚强有力的可操作性措施，从而建构一条基于“互联网+”教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路。
(三)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互联网+”教育发展支撑
“互联网+”教育既是传统教育的升级，也是创新甚至是颠覆，但是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某种意义上讲，教育信息化既是“互联网+”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承载“互联网+”教育发展的基本载体。在教育领域广泛地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促使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双向互动、深度融合，从而促进教育领域的全面改革、发展与创新[17]，这就是教育信息化，它可以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促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环境的形成。然而，尽管我国近年来教育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其综合水平还比较低，“互联网+”教育的环境支撑能力还比较薄弱。首先，政府要持续加大资金保障，将支撑“互联网+”教育发展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加大综合信息平台和大数据系统建设及技术研发投入，特别要充分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模式，逐步引入市场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和标准接口建设，打造高效的“互联网+”教育软硬件环境支持系统。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构建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开发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库和精品在线课程等，还要建立资历架构以及全国性的学分银行认证管理平台，规范“互联网+”教育的学习成果管理。其次，要推进“互联网+”时代教育数据的开放共享及安全保障，要进一步促进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类教育机构之间的数据转换和跨部门整合，追踪自带设备(BYOD)的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其与教育教学间的适应性问题，支持将僵硬的校园环境替换成灵动的学习场所，缩短处理响应时间，消除一切信息不对称的环节，实现数据资源的纵向和横向的流畅协同，为“互联网+”教育提供基础保障。
(四)变革组织机构，理顺“互联网+”教育发展机制
在“互联网+”的作用下，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渗透、不断融合，不仅教育场域绝不局限于学校[18]，教育活动相关主体的参与、合作、冲突等行为模式也发生着极大改变，教育过程也将更加透明、有效和智慧。现实中，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的限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太适应“互联网+”背景下开放办学、合作办学的需要，开放治理能力也比较弱。而且，传统学校的组织架构从数据流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接入层、汇聚层和核心层，表现出数据信息层次多、延迟高、效率低的特点，这就阻碍了数据信息的传递、挖掘和使用。因此，教育机构要在以下几方面推动组织机构变革，从而理顺发展机制。首先，“互联网+”解构与重构了教育的价值逻辑，社会、学校、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扁平化，要改革创新“互联网+”背景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与服务模式，就要推动传统学校内部组织要素优化、重组、创新，促使治理结构往扁平化方向发展，在增加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级、缩短管理链条以使得信息高效传递的同时，切实围绕责权利配置、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利益协调方式等建立起更直接有效的制度安排。其次，面向“互联网+”时代教育发展的需要，学校首先就要建立和完善能够实现开放治理、多元共治和分类治理的组织架构，建立有效的平台型开放办学、合作办学组织体系，作为“平台生态圈”联结的不同群体和产业领域。第三，为有效地应对各类不断变化的数据流，学校可以建立“互联网+”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司包括“互联网+”教育发展模式、办学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大数据分析应用等，并就相应的教育决策问题提出相应的理论参考和咨询建议。
(五)创新办学模式，锚定“互联网+”教育发展核心
不管是把“互联网+”作为工具支撑、方式方法还是作为发展范式，互联网本身就是“互联网+”教育的实现基础，它成了对教育生态系统进行数字化重构的逻辑起点与关键要素，推动了办学主体、监管主体、服务主体、教育内容等系列要素及关系的变革，这种变化不仅会影响到教学模式的选择，更会反映到办学模式的变革与创新上，也为其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在“互联网+”教育的新常态下，各类学校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教育不仅是现行教育活动的强力竞争者，更是办学模式的创新者和颠覆者，必将从根本上倒逼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都要着力形成并不断完善“互联网+教育”的战略规划、发展路径以及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设计。特别是各类教育机构必须要顺应“互联网+教育”的发展逻辑和未来趋势，创新驱动改革，加快实践探索步伐，从教育理念、办学模式、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等方面加强流程再造，建立起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型办学模式[19]，以“跨界、融合、众筹”引导学校创新教育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互联网+”新业态为导向，整合各方力量，联合在线机构或平台，探索“互联网+”教育集团化办学，创新“互联网+”教育运营模式，开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试点，形成学校、行业企业、政府机构和中介组织等多方联动的新格局，促进教育链、产业链和社会需求链的有机融合。当然，政府应该在包括投融资制度、监管制度等在内的制度设计方面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育领域的活力，围绕人才培养这一内在逻辑和核心，提供专业的职业教育、开放的学习环境和灵活的终身学习，让“互联网+”教育满足多样化学习者的多元需求。
(六)加强学习分析，做强“互联网+”教育发展手段
在“互联网+”时代，不仅学习者的学习观念、学习行为、学习方法和学习效果会发生重大改变，教学要素如课程内容、学习环境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等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实上，“互联网+”教育的核心就是可以让教学回归到“以学为中心”的本真，使教学符合学习者偏好，内容适应学习者兴趣。既然“互联网+”教育已经破解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定，那就必然面对学习者的个性化表达和需求。发生在现在及将来的教育变革必须着力适应个性化的教育需求，必须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解决方案，必须营造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环境[20]，通过翻转课堂、混合学习、虚拟现实、网络协同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技能，引领学生的创新思维。同时，为了理解和优化学习者的行为模式和学习发生的环境，应该面向“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检索、统计分析、可视化、学习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知识和技术，对学习者、学习者行为及其学习情境的数据信息进行测量、收集、分析与研判，开展完善的精确的学习分析。进行学习分析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创新教学，探索出全新的教学方法，有效开展“深度学习”，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有特色的“互联网+”教育教学新模式。基于此，不仅有利于构建有效学习模式、优化课程教学设计、预测学生的学习表现，还可以更好地洞察学生的学习风格，并就有关学习问题进行干预，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诊断，推送辅助性的学习资源，实施有效的教学评价，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从而提供一个多元互动、供需对接、深层次学习的“互联网+”教育的良好环境。
四、结语
“互联网+教育”必然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新常态。基于当前的理论认知和教育发展逻辑，我们认为“互联网+”之于教育是作为一种发展范式而存在的，远远超越了信息技术的应用层面，是互联网与教育之间的深度耦合、相互渗透，是互联网对教育发展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如果客观地分析“互联网+”教育的现实，二者的融合还处于教育服务的外围，其融合共生还面临着诸多困境，而且因为理念认知的不足，“互联网+”尚未渗入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学习模式和办学模式中，还停留在浅层次。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互联网+”的内涵与外延被不断拓展，推动教育改革、引领教育创新会有更多不同的选择。基于此，我们必须沿着“互联网+”教育的实践逻辑及发展路向，逐步破解理念认知、法律法规、基础设施、运行机制、办学模式、学习分析等方面的困境，结合自身实际、优势和特色，积极地开展“互联网+”教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这才是“互联网+”时代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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