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不简-搜狐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史册记载，汉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墓葬汉简批次——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500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9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312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土竹简6000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土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 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土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策，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房中术的书。

　　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土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可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土残木简400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土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1000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249号墓有《日书》。258 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

　　甘谷汉简

　　此简高23cm，简宽2.6cm，正面墨书两行。笔画飘逸秀丽，摇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风格。甘谷汉简的书法风格，因其已临隶书形成的东汉晚期，内容为汉桓帝颁布天下的“诏书律令”，章法规整，既别于《居延汉简》的篆意，又别于《敦煌汉简》的率意，更别于《武威汉简》的章草味，是东汉隶书的典型范本，与《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即185年)《张迁碑》相近，两者结体扁平匀称、规矩整齐、用笔以圆笔为主、清丽流畅、逸致翩翩的特点，但朴实雄健、端庄遒劲之趣却同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即169年)相似，而笔势放纵、不受拘束、姿态横溢、有意夸张撇捺的特点，几乎同于晚其5年的《孔宙碑》(东汉延熹七年，即164年)。这足以说明，东汉碑刻隶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简书的营养。

　　简文内容是当时汉阳郡太守转发给所属县、乡的诏书、律令及敕命文书。第一至第二十一枚记的是东汉桓帝(刘志)延熹二年(159年)，宗正府卿刘柜关于维护刘姓皇帝宗室特权的文书。刘秀为了加强刘姓政权，将天下刘姓擢升为皇亲宗室，并给予了很多特权，但到了东汉后期，特别是黄巾起义前后几十年，地方豪强急剧发展壮大，极大地削弱了皇室宗族的权力统治。刘姓宗室如简文所云“自讼为乡县所侵、不行复除”，“言郡被书不奉行”，“州郡奉行，或悉承章”，因为“施行缪错”，故“令人恩偏鬲”。正如《后汉书》顺桓二帝诏令所云：“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疑郡县用心怠情，恩泽不宜”，所谓“害及元元”；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凉州刺史(刘)治与汉阳太守(刘)济，逐级下移“属县令长”优复宗室的诏书。史载，东汉时期，凉州刺史部有汉阳郡，郡治冀县(今甘谷)。

　　这批汉简，简文墨书，出自一人之手。先编后写，索绳二编，留有空当，整齐划一，分为三段，隶书抄写，一枚两行，每枚60余字，第五枚多达74字。字体为规范汉隶，行笔笔画由圆转变成方折，并演绎出骏发之波磔，结体由坚长变成横阔，产生俯仰之势，但又独具风格。在用笔上，改变了秦篆匀速圆转的线条，行笔有迟速缓急之变化，左磔右波，轻重顿挫，起笔藏锋逆入，形成蚕头，收笔藏露兼之，托出独特的燕尾或掠脚，形成厚重而飞动，端庄而灵巧的笔势。如其中“元”字，末笔笔画在竖弯处，就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姿婉态妙，势刚力柔，藏头护尾，兴味绵长。捺画的夸张，既是意兴，又是匠心，这是甘谷汉简用笔上的一大特征；在结构上，一改秦篆竖长之形，将舒展、劲健、质朴的点画组成扁横结构，给人以宽绰开阔、严谨豪放的美感。同时，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剞正、方圆、争让、动静等矛盾双方相互变化，互为依存，给人以和谐、自然、统一、平衡的韵律感。在章法上，每枚书写两行，纵贯行气，横画齐平，每行各有气势，相互照应，右行字形小处，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横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真乃布白比汉印、章法启行草，其风采神韵为其它简牍少见。其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宗室管理等问题，而且提到许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别是赋税名如“门钱”，不见诸史籍，十分可贵，是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的重要依据。

　　居延汉简

　　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区，在1930、1972年－1976年和1986年几次发掘中，获数万余枚简牍。古居延地区是驻军屯田之地，故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是日常实用文书，书写时随意自如，其书法便呈现出轻松直率之意。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

　　河西简牍

　　河西地区的主体地貌是荒漠戈壁，南面是东西走向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北侧是腾格里大沙漠。祁连山冰川在春、夏、秋季有季节性径流滋润着走廊地区的低地，形成了富饶美丽的绿洲。戈壁绿洲干燥少雨多风沙，相对严酷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保护古代遗物的良好环境。

　　西汉武帝时期为解除匈奴在西北的长期威胁，出兵河西屯边、屯田，随着汉代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出现了大量的简牍文书，这些文书在河西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得到良好的保护。今天，河西地区成为了中国古代简牍最丰富的蕴藏地之一。

　　武威汉简

　　武威汉简《王杖诏书令》（局部）

　　武威医药木牍

　　甘肃省武威市汉墓中出土的简牍统称武威汉简。包括《仪礼》简、王杖诏令简和医药简牍等。

　　《仪礼》简 1959年出土于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计有《仪礼》简469枚,其他日忌杂占简11枚。《仪礼》简分三种:甲本木简398枚，每枚长55.5～56厘米，宽0.75厘米,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7篇。乙本木简37枚,每枚长50.05厘米、宽0.5厘米，内容仅《服传》一篇。丙本竹简34枚,每枚长56.5厘米、宽0.9厘米，内容仅《丧服》一篇。

　　敦煌汉简

　　匈牙利人M.A.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70枚左右汉简。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掘获汉简43枚。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1200余枚。这是敦煌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此外，在1977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酒泉西北的玉门辖地花海农场和敦煌酥油土两地汉代烽燧遗址里采集了一些汉简。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