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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是谁？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都知道，这位大名鼎鼎，为越南前国家领导人，越南共产党强力派领袖，中越关系十余年波折的主要制造者。从70年代末起中国的电台报纸便经常唠叨此公的名字，当然那绝不是什么好话。
黎笋生于1907年，21岁时走上革命道路，23岁成为越南共产党（后相继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越南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他曾经两次被法国殖民当局搜捕，先后蹲了10年监狱，因意志坚定、思想照人而被称为是越南革命的“200根烛光先生”。黎笋长期在越南南方工作，成为越南党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黎笋精明强干，工作成绩卓著，威望很高，因此被党的最高领袖胡志明所注意。1956年，党内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长征因推行过“左”的农村土改政策而引咎下台。长期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胡志明只好兼任了几年第一书记。其间他将南方局书记黎笋调到中央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是替胡本人代理第一书记工作。1960年越南劳动党召开三大，黎笋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成为仅次于胡志明的党内第二号人物。1969年胡志明去世，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随之取消，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此后成为了越南党的最高领袖。在他的领导下，越南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黎笋也获得了巨大荣誉。为表彰他的功绩，胡志明市地标统一宫（原南越政权总统府）前的统一路被改名为黎笋大道。
黎笋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中国从中斡旋达成的《日内瓦协议》非常不满，多年后还耿耿于怀地指责称“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可以想见，有如此情绪的黎笋当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中越关系会是如何走向了。总之从60年代起黎笋就成为了越南党内亲苏派的领袖，并逐渐培植起了自己的强大势力。1966年4月，黎笋赴苏联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关于中苏论战问题表态时就公开站到了苏联一边。他还在莫斯科发表过主题为《苏联是我的第二故乡》的演讲，把个爱哭鼻子的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给感动得够呛。黎笋的亲苏态度甚至引起了胡志明的警惕，但为人宽厚的胡志明担心造成党的分裂，并没有对黎笋采取组织手段。到胡志明逝世前，他在遗嘱中并没有指定接班人是谁，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要求同志们珍惜党的团结。很明显，胡志明并不希望党内哪一派独大，因此留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和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组成三人治国小组，共同来领导越南。但黎笋在党内羽翼已成，亲苏派占了上风，长征的权力虚化，范文同则倒向亲苏派，这就决定了日后越共政策的走向。可以说，如果没有黎笋，中越两国就很难会在越南统一后如此迅速而剧烈地进入交恶状态，更不要说引发1979年的中越大打了。
从70年代末开始，黎笋领导下的越南不顾几十年战争创伤没有医治，无视休养生息的发展机遇，而是野心膨胀，妄图继承法国殖民者衣钵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为此在政治上倒向苏联，公然与中国为敌，并悍然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不惜南北两面开战，将越南国家又拖入了战争泥潭。越南国力贫弱，长期维持战时经济运转，之所以能够穷兵黩武，开始是靠着中苏等国多年支援的家底，后来则依仗苏联每年约10亿美元的援助支撑。举个例子说，越南的工业底子很差，轻重武器主要为中苏东欧等国多年支援，另外加上缴获自南越政权的部分美式装备。其中轻武器弹药尚可勉强自产，而大口径炮弹只好消耗库存和靠苏联支援。从1984年起越南和中国投入大量军力在老山地区反复争夺，越军越打越被动，越打越无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炮炮弹储备不足，在火力上无法与中国军队长期硬抗，导致无力掀起攻势，只好勉强维持守势。如果不是中国限于战略原因没有进一步发动大规模进攻，越军不要说老山打不下来，就是边境省会河江也很难守住。不止于此，老山前线的越军经常缺吃少穿，甚至还有断顿的时候，可见其后勤供应困难到了何种程度。打到后来，甚至有越军冒险跑到中国军队阵地来要饼干、罐头吃，这种现象还不在少数。也是，苏联是平均每天要给越南300多万美元输血，但党政军民学都要用钱，实在捉襟见肘，照顾不到那么多方方面面。于是，老山前线的越军就只好腆着脸向敌人乞食了。
时间走入1986年后，越南的国家经济已经非常困窘，维持南北两线多个战场作战日趋无力，急需苏联加大力度输血。此时黎笋已经身染重病，但为了争取老大哥的支援，把“印度支那联邦”的迷梦继续做下去，他不顾莫斯科1月冰天雪地的严寒，再次动身北上。在此前的几十年里黎笋曾多次访问苏联，名义多种多样，什么访问、休假、出席“大家庭会议”、吊丧等，总有一大堆说词。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每次去时两手空空，回来都是大包小裹。啥东西？援助呗，条约呗，枪炮呗，卢布呗。如果没有苏联的大力支持，越南怎么可能刚刚实现国家统一还未医治战争疮伤便南北两面开战，沦为地区霸权主义国家呢？黎笋和老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很好，因此要援助时总是事半功倍。1979年越南侵柬反华两面开战后，黎笋竟然还得到了苏联政府特别授予他的“国际列宁和平奖”。该奖创立时意在表扬“强化人民之间和平”的人士，竟能落到黎笋头上，这玩意儿到哪说理去呢！
黎笋此去莫斯科对外名义是“治病”，一路可谓忧心忡忡。进入80年代中期后，越南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困境日甚一日，领导层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原定于1985年底召开的越共六大推迟到1986年底，原定1986年举行的国会选举也推迟到了1987年。已经79岁的黎笋此时抱病北上，尽管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招术，但内外交困造成身体上的无力和心灵上的悲戚实在无法掩饰。或许他已经意识到了，这次恐怕是赴苏之绝唱了。枭雄暮年，莫此为甚。
黎笋没有想到，他去趟莫斯科“治病”不要紧，老山前线的越军却招来了一顿痛打。为配合国家外交斗争，进一步改善阵地防御态势，更有力地打击当面越军，摧垮敌防御意志，在老山地区轮战的解放军陆军第67军组织了旱季第二次出击作战，以步兵199师、138师同时出击那拉地区的425号阵地和八里河东山地区的黄泥坝阵地，作战代号分别为“盾牌一号”和“盾牌二号”，故又总称“双盾工程”行动。
1986年1月28日，第67军组织199师595团和138师412团部分兵力，分别向那拉地区的425号阵地和黄泥坝地区的55号、59号阵地实施出击作战。经过拔点厮杀和坚守防御作战，出击部队攻强守固，胜利攻克预定目标，付出伤亡44人的代价歼敌403人，摧毁敌工事、兵器一批，沉重打击了越军的防御。
在莫斯科的黎笋也很郁闷。老朋友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都已不在了，苏联新领导人换成了戈尔巴乔夫。更加麻烦的是，这个戈尔巴乔夫一改苏联前代领导人的僵化思维，开始着手推动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因此他转变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外交上实施了一系列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其中就包括尝试与中国改善关系。而中国已经声称，越南侵柬是中苏恢复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苏联必须放弃对越南的战略支持。在这种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尽管戈尔巴乔夫不会马上就放弃支持越南，但对黎笋的态度已明显冷淡，没有再次满足他狮子大开口的伸手要求。无奈之下，黎笋连病也不“治”了，意兴怏怏地打道回府。几个月后，他就病逝在任上，也由此开启了越南国家的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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