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1999年访谈录】叛逆与思考（四）：穷通自转（图）

　　

　　【何新1999年访谈录】叛逆与思考（四）

穷通自转

　　

　　记者：在上一次谈话中，您曾谈到，您1972-1973年间在哲学、逻辑学方面的研究被政治问题中断了，为什么？

　　何新：9·13事件后，周恩来乘批林之势发动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实际揭开了一场新的政治斗争的序幕。所谓批极左思潮，针对的是文革路线；批无政府主义，则针对着造反派势力。这是周恩来所代表的老干部势力趁着林彪军事集团的失败，试图扭转文化革命政治方向的一次重要尝试。然而，此举引起江青一派所代表的文革新兴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击。1973年春，人民日报、文汇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开始连续发表批判孔子和儒家的文章。这些文章表面上在批孔、批儒家，实际上在批“周公”，影射着阻碍“新兴法家”进行变革的“复辟势力”。批林批孔运动的这一实质，其政治涵义是十分明显的。

　　

何新，1973年

　　我当时虽然僻处边陲的小镇，但通过报刊也窥察到这场新的政治斗争的动向。我发现报上那些文章以及当时上面印发下来的一些小册子，以“儒法斗争”为纲重新包装中国历史的种种说法，几乎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场批儒颂法的运动，其实是文革派反击周恩来(周公)所代表的老干部派的一场政治斗争。批孔子林彪的“克己复礼”是假，批周恩来“克己复礼”以阻止其恢复和重建被文革所破坏的社会秩序的努力是真。而就我个人来说，家庭与个人自文革以来深受冲击，内心早已对文革深怀不满，当时我的思想感情非常本能地投注到周恩来代表的老干部派即“复旧派”的身上。

　　因此，在1974年初，我撰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是《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唯物史观》，副标题是“为什么儒法斗争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投寄给上海《文汇报》。

　　记者：这个副标题很有意思，你的文章内容是什么?

　　何新：题目虽然很精彩，但内容其实还比较幼稚(笑)。我当时大概是想给《文汇报》的编者们上课(笑)。这篇文章我写的很长，至少有两三万字之多，其实大部分内容是长篇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语录，中间连缀以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

　　当时毛泽东正号召人们“认真看书学习，弄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也引用这个说法。我的文章的结论是，《文汇报》所宣扬关于儒法斗争的理论是唯心史观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欺人之谈。这篇文章我抄写了许多份，分别投寄给《文汇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我那时非常幼稚，竟然期待着《文汇报》会把我的文章登出来，哪怕是作为批判的靶子登出来也罢。

　　记者：结果呢？

　　何新：结果当然不会登出来。其他报刊并没有理睬我，但是《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寄回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而且附有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说，

　　“此文观点有严重政治错误，请审查此人政治背景和活动目的。”这样一个评语，在当时等于是对我又一次宣判政治死刑。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掀起新高潮，于是我第二次又被揪出来，成为活靶子，与主张克己复礼搞复辟的千古罪人孔老二、周公一起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

　　但是这时期的批判已经文明多了，不揪上台，不用低头认罪，只轮流去厂里的各个车间——当时叫“批林批孔的战场”去现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听工人们念批判稿而已。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句，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刘从占是一位被打倒后又得到起用的农场老干部，他阻止了当时一些人对我作任何过激处理的动议，暗中给了我许多保护。最令人感到幽默的是，这位老人居然在党委会上提出——何新懂历史，让他给工人讲一讲儒法是啥回事。我到了会上，给大家大讲了一通《三国演义》——因为曹操、诸葛亮都是法家嘛——讲得工人们兴奋不已。(笑)

　　后来我被安排监督劳动，厂里给我调换了一个新工作，让我到炼铁炉前当大炉工。给我干的是最重的一件活儿，每天抡22磅的大锤砸铸铁块，每个铸铁锭重百十公斤，要抡圆大锤把它砸成三段，以便熔铸。一天干六、七小时，砸开的铁块可以堆成一座小山，然后自己一个人用独轮推车把它们推到100米外的炼铁炉前，装满了铁锭的车足有千斤重。这活儿又苦又累，完全在露天干，风吹日晒，干一天活儿下来，浑身骨头就像散了架，晚上肌肉疼得睡不着觉。但干了一年后，却把我的身体锻炼得铁打似的壮。

　　许多人看我的外表不像个文人，殊不知就是年轻时在这样的环境中苦炼出来的。我们工厂有400多工人，我当时举重、掰腕子都在全厂居前三名之列，是公认的大力士之一，而且因为我早年练过武，会几手拳脚，所以尽管我的身份是坏分子一类，厂里的工人们很多人佩服我，对我却很不坏。

　　那时我还是每天只要找到时间就读书，只要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怪人——身份是屡受批教的坏分子，破衣烂衫，腰上缠着一根烂麻绳，干着最脏最苦的活，但腰带上却别着一本外国哲学名著或马列著作。那时我周围的许多人(特别是女工)，都认为我这个人是有“魔症”，就是疯子、精神病。

　　

何新，1975年

　　记者：(笑)在那个年代，你的表现是有点不正常。

　　何新：1975年邓小平复出，社会政治环境又有所宽松。鲁迅的书、《红楼梦》、《水浒》，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在书店里已有得卖了。我当时一个月基本工资是32块钱，吃饭穿衣大概要用20块钱，剩下的钱全用来买书。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一段经历是重要的，但也使人会感到不解和好奇。您没有读完大学，但是您却成为了大学教师，凭什么？

　　何新：1977年，我参加大学高考。1977年考试，78年进校门，但是三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记者：当时，对你们这一代老知青来说，在1978年能考上大学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您为什么要退学呢？

　　何新：在上大学之前，我在东北友谊农场中是一名“知青”。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尽管是处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并没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学各种知识，同时写了很多东西。

　　记者：这与您退学有什么关系呢?

　　何新：那时我写的东西中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发出这个邀请的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朱波和章士嵘两位先生。

　　记者：他们有慧眼啊。

　　何新：然而，福兮祸所伏。其结果是我为此而被我所在的大学除名，最终是我不得不从这所大学退学。

　　记者：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逻辑论文的中心论题，是认为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体系进行改革。你可能知道，约2000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

　　

何新，1979年

　　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你的论文是否发表了出来？

　　何新：在当时还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我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后，我把它寄给当时正在倡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概念演化的系统树（历史演化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但还有大部分研究成果，我到现在也还未来得及作系统的整理和发表。

　　记者：那么，你接到邀请后，去开会了吗？

　　何新：收到《哲学研究》的邀请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你知道，这机会对一个大学生是太难得了。但没想到学校说，你是刚入学的学生，你的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但是我坚持要去，校方我写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你就退学。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这是1978年初的事，这个会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举行的，我记得当时这个会的主持人中有于光远和李宝恒先生。

　　记者：这个会上你被重视了?

　　何新：事实上，我在这个会上的处境是极其尴尬的，因为我并不是作为正式的会议代表，而只是一个应邀的列席者。在与会之前，我本来是抱有一种能够使我那一套新逻辑理论受到重视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学研究》杂志将会发表我的论文。但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1978年何新与赵总宽教授在“全国第一次逻辑研讨会”上认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哲学研究》编辑部觉得我的逻辑观点虽然新颖，但却难以发表，主要原因是两方面。第一，因为我的身份太缺少权威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这时学校的长途电话也追过来了，学校指责我逃学旷课，要求动员我回去。第二，哲学所的主流学派是罗素、金岳霖（罗素的中国大弟子）的逻辑斯蒂即逻辑实证主义，会上的主流学者根本不承认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具有学术地位。

　　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些逻辑学界前辈，例如莫绍揆等先生。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处境是难堪的，在会上我得不到正式发言的机会，而且人微言轻，就是讲任何话，也不会引起重视。

　　回校后，学校认为我是害群之马，我自行外出开会是违纪旷课。校方要我选择：要么接受纪律处分，要么主动退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退学。所以我在大学里实际只呆了三四个月，而且这三四个月里有半个月是在北京开会。大学肄业，这就是我的学历。

　　记者：好惨啊，退学后您怎么办呢?

　　何新：退学后我又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非常尴尬，很不光彩。

　　记者：那是当然。

　　何新：但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已经掀起了返城运动的大潮。我本来就有心脏病，马上到医院去搞了一个允许病退返城的证明，于是我在1978年末回到了北京。

　　

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执教时的何新（1979）

　　记者：您回到北京后就应该是失业了，您如何谋生呢？

　　何新：对，我回城后成了当时所谓“待业青年”。但是很幸运，我有一位好父亲。在文革期间我写过很多东西，异端的东西，甚至反动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唯一读者是我父亲。父亲在学术界交游广阔，人脉极广。有时他把我的东西给他的一些好朋友看，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文化革命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即中央财经大学），这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家批准恢复和重新组建。当时大学师资非常缺乏，宁可教授竟把我作为一个具备中文和历史师资条件的人才推荐给中财院。当时大的社会背景是邓小平提倡作伯乐发现人才、重用人才，社会上有这个风气。邓小平鼓励大家当伯乐，鼓励破格用人。而幸运的是，在以后几年里我不断遇到了几位伯乐，其中另一位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负责人闵庚尧先生。宁可教授推荐我后，闵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对我表示欣赏。他就推荐给教务处，组织几个教授书面考核我，然后让我试讲课，大家都觉得我可以。于是学校的人事处同意决定破格录用我。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仅仅是一个入大学三个月即退学的大学生，而我所面临的新工作乃是给和我本来同属一届的大学生们授课，讲解古代汉语和古代经济论文。但是我在内心中非常自信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因为在此前，在兵团生活的最后一年，我曾担任过当地师范学校的哲学和中文教师。

　　中财院的行政方面，学校领导层中，对我能否胜任以及是否有资格做这份工作一度有争议。当时多亏闵先生为我力争，最后人事处同意暂时办一个招聘临时工的手续，先予试用。结果，我担任了《古汉语和写作课》，还有《古代财经文选》、(古代经济史论)这三门课的代课教员。然而我当时的身份仍然是个临时工，这一年我正好30周岁。

　　

何新在社科院，1980年

　　记者：“三十而立”，你的学生们怎么看？

　　何新：学生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奇特来历。女生都喜欢我，男生则有些抵制我。不要忘记，我本来是和他们同一届应考和入学的大学生(笑)。我被嫉妒。但最终大多数学生们还是接受我，而且尊敬我。女孩子们对我尤其友善。(笑)

　　我那时正年轻，风度翩翩，许多女同学晚上主动到我的宿舍来聊天，用现在的说法也许是想跟我“泡”。(笑) 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我在批改她的第一篇作文时就发现她具有出色的想象和文字表达能力。 那女学生当时学的是会计专业，我劝她改行，建议她尝试写小说，我认为她将可以成为一位好作家，后来也是我将她的处女作推荐给《北京文学》杂志。当时她对自己似乎还并没有信心，但是后来这位女士真的成了著名的女作家，最近已出版了全集。

　　但是，我与一些女同学的交往引起了校方的注意，特别是引起了一些男同学的猜忌，一些流言开始传播。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同意调我去工作，于是我就请求调动。校方也耽心继续留我在这里会发生绯闻。结果，因祸又得福，在1981年初新的学期开始时，我离开了这所大学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记者：这也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什么时间？

　　何新：那大概是1981年春。因为我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过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东西，父亲的一位朋友就向中国社科院的主要领导人（胡乔木院长和梅益秘书长）特别推荐我，那时是刚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处在恢复性组建中，非常缺乏人才。

　　记者：您当时以什么资格而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听说是经院长胡乔木特批的？

　　何新：当我刚调进社会科学院的时候，身份还不是干部编制，实际身份只是一个临时工。那时在人事制度上，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是很大的。此前虽然我已经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担任教师，但是我的身份是工人，而且还是未转为正式员工的临时工。根据当时国家规定，临时工必须要工作满三年后才能转为正式职工；又必须有非常特殊优异的表现，才能由工人身份提升为干部。因此，当时以我这种身份，一步就调入社会科学院的中枢机构成为国家干部，必须经过院长办公会的特批。我进入社科院的单位是院部直属机构科研组织局，所以关于我的情况都是直接被报告给胡乔木院长和梅益秘书长，在院长办公会上我得到了特批，然后由人事局办理一系列手续。

　　我调进社科院以后转为正式干部。由一个没有高等学历的临时工而直接转成国家正式干部，这在当时是属于非常破格的。

　　记者：那是不是也靠私人关系呢？

　　何新：关系只是引荐的线索，当时国家人事制度审批极其严格，要通过层层把关，没有可能绕过去。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好，干部任用审核制度极其严格，一个人若无出色业绩，绝对不可能被提升。

　　记者：那就表明您的确具有特殊的业绩表现。

　　何新：是的。我当时在学术上的确已有一些重要表现，有一些业绩。不过自然，争议也是难免的。即使到今天，对我的学术成就还是有很多争议，也许将会一直存在下去。（笑)没关系！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断裂的时代。美雨欧风，西风东渐，风雨飘摇，人心不古，“道术已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理性批判·导言》)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价值，而关连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说：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作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

　　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

　　何新：陈寅恪曾指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寅恪编年事辑》第158页)，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记者：那么，您以什么资格调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

　　何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名尚未转正的临时工。但是在那一年当中，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报刊上开始发表了一系列东西。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11届3中全会特别是理论务虚会后，在中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的浪潮。我在过去的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思想、异端思想可以说适逢其时，际会风云，于是顷刻喷发而出，一发不可收。这些东西发表后，我在学术界、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了一些知名度，这是我能被破格吸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

　　记者：人们还是会感到有些奇怪。从你的经历看，你并没有受到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和训练，你是如何……

　　何新：我应当说，上帝对我是十分厚爱的。在1978-1981年的这几年里，我惊人地幸运。这种幸运甚至使一些厄运也不断转化为幸运和机会。

　　例如我从大学的退学，例如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遇。实际上，如果没有在中财院发生的那些绯闻，学校是不会轻易同意让我调走。但是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没有错过这些幸运的机会，又与我此前的多年积累、多年磨练、多年奋斗有直接关系。正是过去的长期努力，为后来遭遇的那些转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何新在书房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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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1999年访谈录】叛逆与思考

　　前 言：我是离经叛道之徒

　　（一）： 始启疑蒙

　　（二）： 萍浪燕京

　　（三）： 劳身苦智

　　（四）： 穷通自转

　　（五）： 初弄学潮

　　（六）： 追问大同

　　（七）： 渐预风流

　　（八）： 独干时策

　　（九）： 议横食货

　　（十）： 谏为苍生

　　（十一）：保守争衡

　　（十二）：狂狷济世

　　（十三）：穷理观命

　　（十四）：思齐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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