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画家的卡夫卡-搜狐

　　作为画家的卡夫卡

本文转载自《南方都市报》

　　在整个现代文化史上，卡夫卡一直是作为“表现主义”文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傲立于世。一众文艺青年总是将其视为心中永远的偶像，把着重描写内心情感，表达一种扭曲和抽象现实的小说奉为圭阜。可能文字的力量太强大，因此，卡夫卡作为画家的另一重身份就自然有所疏淡。

思想者

　　而实际上，作为一个“有着特别的力量和个性”的艺术家，卡夫卡一生中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表现出极高的天分。小学、初中时代对绘画的兴趣尚未被点燃，直到大学时代，卡夫卡在接受了有关艺术史的培训和教育之后，才对绘画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拄拐杖的男人

　　卡夫卡本人并没有太珍视这些画作，他随意地将它们送人，甚至扔进废纸篓。1921年底，卡夫卡在给他的朋友、遗作管理者马克斯?布罗德的“遗嘱”中写道：“我留下的所有绘画作品等，都要毁掉。”可是，有心的布罗德小心地将它们收藏起来，才令后世终于可以见识到这些珍贵画作如何掩绕着其作者那颗绝世寂寥冷凄的心。

低头坐着的男人

　　在卡夫卡自己眼里，笔下画作“都是些非常私人的因此也看不懂的象形画”，单就技法来讲，“笔下的人物都没有正确的空间比例，他们没有真正的水平线”。这也许是卡夫卡的谦词。从粗暴刚愎的父亲那里，卡夫卡从小得到的是一种“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一方面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中”。母亲气质多愁善感，这都造就了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

　　卡夫卡不把创作视作纯粹美学的锻造，而是一种可以将生命燃烧起来的生存方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

　　从安抚灵魂的功能上来说，画画和文学创作对卡夫卡具有同等效用：“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作画。我想看，想把我看到的东西画下来。我试着以一种完全特别的方式限定我所看到的东西。”

　　击剑者

奔跑的人

三个奔跑的人

用手脚走路的人

马背上的职业骑手

“我的生活”

　　对于卡夫卡画作的欣赏是绝不能撇开其文学作品而独立行事的。从他的单幅画作来看，往往能在其不同的文字作品里找到对应的阐释，正如卡夫卡自己形容的那样，“我的画并不是图像，而是一种私人的图形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画作完全可以被看作图像化并符号化了的文字。

　　卡夫卡习惯于用自来墨水笔作画，大量的黑色色块加重了画作的厚重感，而画中的人物也跟其《变形记》中的描写一样，线条异乎寻常的变形或扭曲，通过人失去自我的精神危机来揭示、控诉格外异化和荒诞的工业社会图景。

　　在《三个奔跑的人》中，卡夫卡画了三个形态各异的人，线条格外抽象洗练，又不失流畅的动感，立意取自创作于1912年的作品《失踪的人》；《给密伦娜?耶森斯卡的一封信》中他描写了一个“犯罪者”双手如何被固定在两根棍子上，而发明这个捆绑法的那个人靠在柱子上，一幅不可一世的样子，卡夫卡说这种捆绑法跟屠夫捆绑掏空内脏的猪别无两样，因此，画作《说说我的工作》类似于说明图，更像是对于这个怪诞场景的解析。

　　“紧挎着”

“说说我的工作”

　　“日本杂耍艺人”

　　正如表现主义理论家埃德施密特所说的那样，在表现主义者的笔下，“感情得到无限的扩张”。对于表现主义者来说，如何“表现”与“表现”什么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常常钩描的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生存环境中某种异己力量的存在，而它的存在正加剧着人性的变态。这种异己力量在其画作中就成为了相当符号化的某些表征，比如《低头坐着的男人》中人物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头耷拉着，透露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这种场景在《诉讼》《写给菲莉斯?鲍尔的一封信》《十一个儿子》三部文字作品里均有所投射。

　　因此，对于像卡夫卡这样精通于图画与写作的表现主义者来说，创作就意味着把他内心体验的外部投影，内化为美丽与丑陋、崇高与卑下强烈对照着的俗世镜像。在卡夫卡的心里和心外，同时存在着虚实相间的世界图像的幻象，这都成为了他作品乃至整个生命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