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一番，话剧之美。

　　在各种文艺门类杂陈的新时代，在各种文艺门类熊熊燃起的今天，曾有着辉煌过去的话剧表演仍在当今社会占据不可小窥的一席之地。话剧之所以经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话剧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而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对演员的素质和文化修养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又促使了话剧的大步发展。

　　

　　1907年，随着中国第一部话剧《黑奴吁天录》的上演,标志着中国戏剧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篇章。一百年间,中国话剧从无到有,从浅到深,从稚嫩走向成熟。在这期间,戏剧的模式,演出形式,舞台表现等技法被戏剧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升华。戏剧的本质与真实性,在话剧对事物本质的追求和创造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涌浪下,戏剧中的话剧,在本着质朴,纯真的同时,还更应该接受新思潮的影响,不断创新,更加开放,多样化,在百花争鸣的文化发展中,独占鳌头。

　　

= 话剧起源 =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或屈从于外交礼仪，或出于好奇，观看了他们称为“西剧”的演出。但他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西洋“戏馆”建筑之华美，惊异西方“优伶”地位之高贵，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并没有将这种“西剧”引进中国。直到1866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戏剧，“西剧”或所谓“戏剧”才第一次在中国本土演出。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借助戏曲故事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戏，它“既无唱工，又无做工”，形式上已颇为接近后来的“话剧”。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春柳社”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茶花女》的成功演出，获得了东京中外人士的称赞。

　　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主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也加入“春柳社”。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不久，“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舞台上演了改编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同名五幕新剧，并公开发表《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一文，写道：“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至巨。”字里行间，他们的舞台理想表露无遗。可见，中国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而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在探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试图从西方戏剧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

　　《黑奴吁天录》当时演出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为特点，接近于生活的舞台设计、服装和化妆，都预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演剧形态的确立，这一形态在当时被称为“新剧”。

　　中国话剧诞生后，早期曾有多个名称，如“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1928年4月，在上海戏剧同仁的一次聚会上，洪深提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洪深解释说，“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洪深的提议得到了欧阳予倩、田汉等人的一致赞同，从此，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有了自己的新的固定的命名，“话剧”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

　　

= 发展历史 =

　　话剧界通常把1907年定为中国话剧的创始年。其实早在19世纪末，欧洲的话剧就逐渐流入中国。

　　1889年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就演出了英语短剧和穿时装的汉语剧《官场丑史》；1901年上海的南洋公学演出了时事新戏《六君子》、《义和团》，当时称新剧、文明新戏；1903年上海育才学堂编演了文明戏《张汶祥刺马》；1905年上海民立中学学生汪优游（即汪仲贤）发起组织了话剧团体文友会，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等剧；1906年汪优游、朱双云等又成立开明演剧会进行演剧活动；这些都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前奏。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一些有志的青年苦心寻求真理和救国的良方。当时日本在民权运动中产生了一种叫新派剧的戏剧，其中的民主精神和新颖形式深深引起了一些爱好戏剧的留日学生的注意和兴趣。在它的影响下，1906年冬我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在东京组建了文艺团体春柳社。李叔同，字息霜，浙江平湖人，客居天津，1905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日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绘画，兼攻音乐。1910年学成回国，1912年加入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南社，1918年皈依佛门，取法号弘一。曾孝谷，四川成都人，留学日本也在东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就读。后来加入春柳社的有在早稻田大学文科留学的欧阳予倩、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就读的陆镜若以及吴我尊、黄喃喃、李涛痕、马绛士、谢抗白、庄云石等。春柳社以研究各种文艺为目的，并最先建立了演艺部。春柳社演艺部的章程所定的宗旨是“改良戏曲，为转移风气之一助，无论演新戏、旧戏，皆宗旨正大，以开启智识，鼓舞精神为主”。

　　

= 经典剧目 =

　　采用西方话剧的分幕方法，相当完整地体现了话剧的演出样式。

　　1907年2月，春柳社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礼堂的赈灾游艺会上演出了话剧《茶花女》第三幕，主要情节是亚猛的父亲访问茶花女，茶花女忍痛答应离开亚猛。由李叔同饰演默凤（茶花女），唐肯饰亚猛，曾孝谷饰亚猛的父亲，孙乾三饰默凤的女友配唐。其中曾孝谷饰演亚猛父亲一角尤为成功。日本新派剧名优藤泽浅二郎不仅支持演出,并到场指导。这是春柳社成立后的首次演出，也可称中国第一次话剧的正式演出，它对国内正在孕育的话剧活动具有重大的影响。后来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中说：“这一回的表演可以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

　　

　　同年6月，春柳社又假座东京本乡座，举行“丁未演艺大会”，正式公演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它由曾孝谷根据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中译本（林琴南、魏易译）改编。戏的主人公哲而治是一个“性刚烈，有才识”的黑奴，戏中写哲而治被主人韩德根租给威立森工厂。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得到威立森的奖赏。韩德根因之大怒，将哲而治带回家中，倍加虐待。哲而治设法逃走。哲而治的妻子意里赛在白人解而培家里为奴，他们的儿子小海雷同另一个老黑奴汤姆，被解而培抵押给了奴隶贩子海留。他们也逃了出来。这些黑奴在深山雪崖相遇。这时，韩德根带人前来追捕，哲而治奋力搏斗，终于杀死奴隶贩子，大家逃脱了罗网。《黑奴吁天录》较为深刻地揭露了美洲买卖黑人和种族压迫的罪恶，曾孝谷的改编本，尤其突出了奴隶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思想。主要演员有曾孝谷、李叔同、黄喃喃、谢抗白等，欧阳予倩扮演解而培的儿子小乔治。这是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剧本，全剧采用西方话剧的分幕方法，幕间没有幕外戏，以口语对话和动作作为主要表演手段，相当完整地体现了话剧的演出样式。

　　

　　春柳社的活动不仅在东引起轰动，而且其影响波及国内。1907年10月，受春柳社的影响，王钟声在上海创办了话剧团体春阳社。主要成员有萧天呆、陈镜花、王培元等，剧社得到马相伯、沈仲礼的资助。王钟声早年留学德国学法律，1906年回国，在湖南、广西任教，乃同盟会成员，因当局要抓他，1907年跑到上海。在上海结识了京剧名角汪笑侬。开始他与京剧演员合作演出了一些戏，后来就创办了春阳社，同年９月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也上演了《黑奴吁天录》。他受春柳社的影响，第一次用分幕的方法编剧，用布景，并在剧场里作大规模的演出。剧本是由许啸天改编的。后来欧阳予倩称这次演出为“话剧在中国的开场”。不久，春阳社又在上海辛家花园演出《张汶祥刺马》等剧。这一年的下半年，王钟声与任天知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培养新剧人才的学校――通鉴学校。1908年，王钟声率团到北京、天津演出《秋瑾》、《徐锡麟》等剧，扩大了新剧的影响。王钟声是一位革命戏剧家，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军政府的参谋长，到天津领导起义时，被清政府拘捕并杀害。因此，王钟声也是我国早期话剧运动的一位开拓者和先驱。

　　

= 话剧与京剧 =

　　有趣的是，话剧传入中国的初期，它的演出有时还与京剧结合在一起，那时称为“两下锅”。

　　春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的确是话剧的演出，它采用话剧的分幕，运用对白，人物穿着西装皮靴，戏中的黑奴脸上也不涂黑。然而在演出中还是用了某些京剧的成分，如用了锣鼓，唱西皮、二黄，念引子、上场诗或数板。另外，上海的京剧演员还演出过京剧版的《黑奴吁天录》，那是1913年４月，演出地点在新舞台，由潘月樵、冯子和、夏月润、邱治云、赵文莲、周凤文等主演。可见《黑奴吁天录》这出戏的影响之大。所以后人称它是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

　　春柳社开始在东京活动，其影响已经波及国内；后来随着春柳社的成员回国，他们的活动也延伸到了国内。1910年，陆镜若回国度假，他与王钟声、徐卓呆在上海创办了文艺新剧场，演出《猛回头》、《爱国血》、《徐锡麟》等新剧。1912年初陆镜若学成回国，４月他在上海邀集欧阳予倩、吴我尊、马绛士等原春柳社成员,并吸收上海的一些青年剧人，组织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活动。他们首先在张园演出了陆镜若编剧的《家庭恩怨记》，这个戏描写封建社会里的家庭变故，鞭笞了军官王伯良一家的腐朽生活。由陆镜若饰演王伯良，吴惠仁、欧阳予倩饰演妓女小桃红，马绛士饰梅仙，罗曼士饰王重申。除了《家庭恩怨记》之外，还演出了《黄花岗》、《运动力》《社会钟》、《热血》、《鸳鸯剑》等。1914年初，陆镜若又打出“春柳剧场”的招牌，假座谋得利戏院进行职业演出，公演了《不如归》、《浮云》、《十姐妹》等，团体名称仍为新剧同志会。

　　

　　不论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他们的骨干都是原春柳社的成员，而且，始终保持着春柳社的宗旨和作风，因此这可以看作春柳社后期的国内的活动。从1912年至1915年秋，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在上海演出外，还到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长沙等地巡回演出，始终坚持演剧的非商业化倾向，共演出８１个剧目,其中有反映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黄花岗》、《运动力》等,更多的是反映社会问题的戏,旨在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恶,官场的腐败,歌颂革命志士和纯洁爱情,表现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愿望,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所演剧目都有完整的剧本,演出方面有比较完整的话剧形式,又注意逐渐同中国的戏剧传统结合起来。这一阶段,实际负责人就是陆镜若。他是江苏武进人，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生,还曾入日本新派剧俳优学校学习表演、舞台技术,是一位能编、能导、能演的才。

　　

　　1915年秋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春柳剧场只得离开上海到杭州,陆镜若也因劳累过度而死,时年才三十岁。随之新剧同志会也就解散。春柳社是我国话剧初创阶段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它最先把话剧形式较完整地介绍过来,对我国话剧艺术起了启蒙和奠基的作用，而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以及王钟声等都是中国早期话剧的奠基人。

　　

= 中国话剧 =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戏剧涌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的戏曲也正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

　　一些曾留学国外，或对西方戏剧感兴趣的中国人，时常出入于兰心大剧院，他们有幸在中国本土上观看西洋戏剧，逐渐对这种新鲜的艺术样式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当时，一些戏曲界人士对古旧的剧目不足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甚为不满，因此掀起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遂有了“时事新戏”。

　　改良戏曲的参照物，即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写实戏剧。其时著名的戏曲艺人汪笑侬(1858－1918),创造和改编了不少托古喻今的戏曲，藉以讽刺清政府的腐败，宣传“维新”。在这种时事新戏的演出中，生、旦、净、末、丑的行当已划分得不是那么清晰，舞台布景也趋于写实。于是，我们看到“河讠花翎黄马褂”的时人，穿梭于有着写实布景的舞台上。甚至一些外国故事，也被编成时事新戏，使一些穿着西装的“洋人”，表演着中国戏曲的程式动作。如《波兰亡国惨》一剧，只不过增加了一些对白，减少一些唱腔而已。

　　

　　在中国，促进戏曲改革的另一支力量，来自新式学堂。当时一些学校效法西方的学生演剧，利用假期，让学生举行旨在颂神或赈灾的戏剧义演。显然，高难度的中国戏曲功夫，不易为学生掌握，而以对白和动作表情达意的西方戏剧，却容易为他们所模仿。因而，他们在演出中弃戏曲而取西方戏剧，当是情理中的事。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该剧描写一位乡下财主，到城里缙绅人家做客，见到豪华场面便不知所措，闹出了许多笑话，大丢其脸。此人回家后立志做官，居然捐得个知县。虽然，他也学得一些官场礼节，怎奈不会断案。后来终被革职，当场将官服剥下，而里面露出的仍旧是乡下人的土布衣衫。

　　这出戏“既无唱工，又无做工”，演出方式同传统戏曲迥然不同，但其中一些情节却是从传统戏曲中化用过来的。学生演戏活动的开展，打破了中国人传统意识中视演戏为贱业的局限，为后来的留学生演剧以及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基础。此外，这类演出，演员是中国人，所吸引的观众也多为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这就使得西方戏剧不再是少数洋人的专享，而开始缓慢的走 向中国民众。所以，人们把学生演时事新剧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

　　

= 北京市场 =

　　从全国的话剧市场来看，北京无疑是最好的阵地。

　　北京的话剧市场现在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主流的话剧演出团体，比如国话、人艺，他们的市场很稳定，无论任何时期都会有作品问世。二是近年来新兴起的商业话剧，有良好的市场反响，尤其是最近五六年，代表的话剧有麻花系列，开创娱乐话剧先河，这也让观众觉得话剧不再遥远也是我们可以理解接受的。三是高校剧社和民间话剧团体，他们的兴起代表了话剧的新兴力量，其中不乏优秀作品。我们的话剧市场在90年代开始低迷，现在逐步复苏，但还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

　　最好的状态当然就是人们将话剧当做一种生活的必需品，但是这不太现实，毕竟每个人对话剧的理解不同，话剧的魅力也是不一样的。不过，现在话剧已经开始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消遣的一个方式，达到这种状态已经相当不错了。

　　90年代，电影、电视、其他各种媒体大行其道，这使得话剧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创作团体的匮乏，一些创作者开到外面的大环境转变，他们也开始转移自己的视线进行其他的创作，致使话剧表演进入低迷状态，甚至是人艺、国话的专业表演从业者都开始拍电影、拍电视剧。是造成话剧市场呈现低迷状态的原因之一。不过90年代末，随着北京大学生开始关注话剧，白领有机会接触到话剧，使得一些商业话剧开始崭露头角，年轻观众开始走入剧场，所以话剧演员也开始陆续回归，我相信观众是需要被培养的。07、08两年应该是话剧发展到最红火的阶段。不过我认为09、10年话剧市场将进行新一轮的洗牌，资本的介入，创作的多元化都是造成话剧转入一个新方向的因素。

= 百年话剧与戏曲的诗化“联姻” =

　　将戏曲美学融入话剧创作，实现了百年话剧与传统戏曲的诗化“联姻”。

　　中国话剧诞生于1907年，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雷雨》、《茶馆》、《蔡文姬》等经典名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戏剧人。以林兆华、徐晓钟为代表的话剧导演在继承焦菊隐先生“话剧民族化”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将戏曲美学融入话剧创作，实现了百年话剧与传统戏曲的诗化“联姻”。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中国戏曲宛若一位待字香闺的古典佳人，伴着唐风宋韵的高叹低吟，沿着南戏、元杂剧的历史轨迹一路莲步轻移而来。正是传统文化的烛照濡染，使戏曲“离形取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虚拟的表演如水墨丹青的纵横之笔，长歌当哭、长袖善舞，“无画处皆成妙境”；写意的舞台简约空灵，无花木却见春色，无波涛可观江河；唱念做打中“汇千古忠孝节义、成一时离合悲欢”，处处体现着戏曲自身诗的艺术表现和诗的抒情美。举例言之，京剧《秋江》“行船”一场，老艄翁摇桨渡陈妙常追赶赴考远行的潘必正，舞台上既没有水也没有船，全凭演员的形体动作表现颠簸摇荡的情景，时而急流险滩、时而风平浪静，表现出神入化，惟妙惟肖。

　　与传统戏曲不同，根植于欧洲文化土壤上的话剧无论是透视社会人生的角度，还是具体的舞台场景，都呈现出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同样表现行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名剧《奥赛罗》对威尼斯小船的处理可谓极尽逼真之能事:十二个人推动巨大的船身，以风扇吹动麻布口袋，模拟浪花的声音。写实的话剧虽然能让观众产生“走进故事”的心理反应，但过度的堆砌使有限的舞台空间缺少了灵动飘逸之美，话剧导演逐渐认识到，写实与写意不应是泾渭分明的两极。

　　

　　从西方绅士到谦谦君子，话剧以兼容并蓄的胸怀从传统戏曲中吸取养分。焦菊隐先生说:“以话剧之形，传戏曲之神。”话剧向戏曲借鉴不仅是摹仿其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化”其内在神韵。《茶馆》中舞台调度的曲线美、念白抑扬顿挫的韵律美以及人物身姿台步的造型美，都是戏曲手法的集中体现。此外，徐晓钟导演在《桑树坪纪事》中以歌队、舞队的表演展现劳作情景，增强了戏剧的写意性；话剧《万家灯火》“停电”一场巧妙运用京剧“夜深沉”的曲牌烘托气氛；林兆华导演在《白鹿原》中以陕西秦腔为背景音乐贯穿始终，实现了地方戏与话剧的完美融合。

= 文明戏主流 =

戏剧理论家马少波说:“实而不虚，必浊；虚而不实，必浮。”相信话剧与戏曲的虚实互补、诗化“联姻”必将为百年话剧撑起一片朗朗晴天。

中国文人素有“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因此，戏剧从来不是唯美的产物。特别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一些有志之士急欲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把它拿来运用和作为一种武器，就带有匡时济世目的。 文明戏时期的主潮是以勇猛的姿态，配合着民主革命，对腐败的帝制进行冲击，对外国列强发出愤怒的抗议。这使是中国话剧第一波所展现的战斗性。“五四”时期，之所以掀起模仿易卜生的浪潮，是因为其“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的战斗精神。到了三四十年代，田汉、夏衍等倡导的“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左翼戏剧、国防戏剧直到抗战戏剧，都被赋予特寂静历史阶段的革命的民族的政治色彩。

中国话剧发展中，可以发现：每当话剧与时代、人民、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它就欣欣向荣；否则，就会凋谢枯萎。一个世纪以来，话剧艺术家与人民共患难，与时代共命运，在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鼓舞革命热情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战斗作用，展示出中国话剧的战斗力、生命力，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这是中国话剧的骄傲！ 但是，对战斗性的片面强调，简单地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理解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缺乏独特创造的艺术形式，去图解思想、观念、路线、政策，这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中，不同程度上导致了非艺术化的倾向，要引以为训的。 新时期以来，话剧舞台努力真实地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的心声，使新时期话剧艺术走向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在对“从属于政治”的观念进行拨乱反正时，又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远离政治，远离现实，同样也会远离群众，使话剧丧失群众基础。

= 现实的批判 =

中国话剧虽然是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进行了探索民族化的创造，它塑造了民族的性格，传递了民族的精神、民族的魂魄。

焦菊隐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学、戏曲修养的艺术家，实践着戏曲传统美学与话剧固有美学的嫁接，用于表现近代生活。中国话剧虽然是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进行了探索民族化的创造，它塑造了民族的性格，传递了民族的精神、民族的魂魄。焦菊隐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学、戏曲修养的艺术家，实践着戏曲传统美学与话剧固有美学的嫁接，用于表现近代生活；同时，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美学和民族传统美学的碰撞，学习了民族传统艺术、特别是向戏曲艺术。因此，话剧民族化的实验表明，以其独特的民族艺术特色和魅力，使作品具有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不过，话剧的民族化并非话剧的戏曲化。话剧需要学习戏曲，不是照搬其形式和手法，而应该是将它的美学原则、美学思想、美学精神以及艺术方法，融会贯通在自身的艺术创造之中。如戏曲的“写意”美学（表现性美学）、它的“情”“理”观，它在戏曲程式中透出的美学精神和艺术方法，它对精湛技艺的锤炼，它对形式美的追求等，这方面的继承会给我们带来广阔的天地。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但表现在中国人写中国人的生活上，重要的是对西方戏剧予以创造性地转化与改造。比如，在中国话剧中有一个突出的艺术现象，即追求戏剧意象的创造。意象所要求的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不仅在于追求真实的诗意，还在于创造出诗的意境，使中国话剧有了民族审美精神的更深层的渗透。因此，没有深厚而活跃的民族艺术精神，没有深厚而扎实的传统艺术的根底，中国话剧是很难立足和发展的。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但表现在中国人写中国人的生活上，重要的是对西方戏剧予以创造性地转化与改造。比如，在中国话剧中有一个突出的艺术现象，即追求戏剧意象的创造。意象所要求的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不仅在于追求真实的诗意，还在于创造出诗的意境，使中国话剧有了民族审美精神的更深层的渗透。

= 欣赏之礼 =

这个传闻可能言过其实，但说明观众中有部分人还不熟悉话剧，他们概念中的戏就是像京剧、越剧、沪剧、梆子、黄梅戏等等都有锣鼓点或胡琴伴唱。

记得有这么一个传闻，说一个话剧团在某乡镇演出，开演都半个多钟头了，剧场休息厅里还有不少人在抽烟、聊天，工作人员问他们："为什么还不进去看戏？"他们答道："戏还没开演呢。""已经开演半个钟头了"，工作人员提醒他们，这群人才一愣，说道："已经开演了？怎么没听到锣鼓家伙，也没听到唱嘛？"

可话剧却迥然不同，它常常在你不知不觉中大幕拉开，人物在台上走来走去说着平常生活中的话，就像在聊天一样，这就是话剧和戏曲最大的区别。戏曲以唱为主要表现手段，话剧以话为主要表现手段。用说话也就是通过人物之间对话来向观众讲述故事、介绍情节、交代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当然，要完成这些任务还得靠动作，但对话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手段。说到底，话剧话剧，就是说话的戏剧。

好的台词一定会对剧中情节产生推动力，对人物关系发生作用力。一句话，话剧的台词要有动作性。生活中我们常说："一句话说得好，叫你笑；说得不好，叫你跳。"为什么会哭？会跳？就是因为那句话里有动作，触动了你的内心世界、刺激了你的神经，所以使你产生了作用力，笑或者跳了。第二，好的话剧台词要有丰富的内涵。我们专业术语叫作要有"潜台词"，就是说在表面的台词后面还有一层没有说或者不便说、不愿说的台词俗话称作"话里有话"、"话里有因头"。

= 话剧台词 =

此外，话剧台词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地方戏曲的就是它的思辩性和哲理性。

第二个欣赏的角度是看有没有"戏"。这个"戏"指的是"戏剧性"。我们判断一个戏好看不好看，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戏剧性强不强。通俗的说法就是"有戏没戏"。这个要求其实对所有的戏剧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话剧独特的表现形式要求它更需要具有戏剧性。

何谓"戏剧性"，就是强烈的戏剧动作和尖锐的戏剧冲突。什么是戏剧动作？比如，话剧《商鞅》，主人公商鞅为坚决推行新法，把太子的老师虔的右足砍了。如果仅仅表现一个人触犯刑律，受到处罚，这是一个动作，可公子虔是太子的老师过去又是一贯支持商鞅变法的，那你砍下了他的右足，就是一个戏剧动作了。因为一则打破了人物之间关系的平衡，二则充分揭示了商鞅不屈不挠的刚烈性格。最后当太子即位以后问公子虔如何处置商鞅时，公子虔出于个人恩怨说："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之人不可不除。"从而导致商鞅被乱箭射死、五马分尸，不能不说同商鞅的那个戏剧动作有直接的联系。什么叫"戏剧冲突"？人物之间争吵与打架虽然是冲突，但是不一定就是戏剧冲突。戏剧冲突应该是性格冲突，由于不同的人物角色性格、信仰追求，当处在同一戏剧规定情景和事件中时，必然产生认识和行为的分歧，并因此引起情感纠葛和行为冲突，从而又使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凸现，强化了性格，产生了新的人物关系，最终完成塑造人物的过程。这样的冲突过程才叫戏剧冲突。更进一步的戏剧冲突是人物内心的自我冲突。话剧《商鞅》中，当商鞅得知一贯支持自己变法的秦孝公将不久于人世，商鞅也预感到自己因实施新法树敌过多，太子即位后必将会大难临头。这种情况下是接受知己赵良等人的劝告，赶快逃走，还是继续留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信仰继续推动新法？商鞅内心掀起了强烈的冲突。这样的自我冲突是表现人物性格的更高境界，是戏剧冲突的更高表现形式。

　　

= 欣赏角度 =

因为话剧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呈现给观众更多的是现实生活的画面。

第三个欣赏角度是内容。大体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对一般观众而言，他只看这个戏的故事是否曲折动人；喜剧要能使他笑，悲剧要能使他哭，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就满足了，觉得剧场这一趟没有白跑；第二层面，除了看一个动人的故事，他还希望在剧中寻找自己生活的影子，得到情感的寄托和受到知识的启迪；第三层面，除了上述需求，他还希望在观剧过程中，从人生哲理的角度进行欣赏思索分析，这个戏揭示了什么样的人生命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对人生、对生命提出了什么有益的看法；从美学的角度讲它能使人获得何等审美愉悦感。正是由于一部成功的话剧往往能够提供给观众这三个层面的满足空间，话剧在今天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的境况下，才能在广阔的艺术天地中仍然保持着重要的一席地位。

除此之外，话剧艺术还可以从演员的表演来欣赏。一般来说，看戏曲演出，对演员更多是从扮相、嗓音、身段、唱腔、武功来进行欣赏的。而对话剧来说，除了嗓音、形象、语言吐字的清晰这些基本条件外，更重要的是看他对人物的理解和塑造是否准确。因为话剧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呈现给观众更多的是现实生活的画面。因此话剧演员的台词也好，动作也好，表演也好，不能跟戏曲那样夸张、程式化，话剧表演要求具有生活的依据，要求符合人物角色的真实情感。因为观众是一边看戏一边调动自身生活经验在判断，衡量你这个演员的表演是否到位。所以人们常说"画鬼容易、画人难"，越和生活真实接近越难表现。话剧表演是在真实生活基础上经过演员艺术提炼的表演艺术。

关于话剧表演体系，简单说一句，以前曾有过"体验派"和"表现派"的争论。"体验派"是强调演员对角色的内心体验；"表现派"则强调演员对角色外部特征的表现。现在实践证明，这两者的争论越来越接近统一，因为"体验派"也要讲究外部表现手段，有生命力的"表现派"同样需要加强内心情感的体验。只有二者结合才是完善的表演艺术。

　　

= 先“看”后“悟” =

那么，那么如何来判断、欣赏一部戏的台词、对话呢？主要是“看”和“悟”。

首先是看热闹，就是看它的戏剧性。通常人们说一个剧本“有戏”“没戏”，主要看剧中的人物关系，第二个是人物性格。不同的人物关系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冲突，不同的人物性格在冲突中的表现也不同。因此，我们要静下心来看。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环境，随着情节的发展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或应对措施，以及他(她)的心理活动，都要在我们看的过程中去领会。

看的时候还要欣赏它。首先从剧名来讲，比如一个《雷雨》，一个《立秋》，它们的剧名本身都有深刻的内涵。剧名都仿佛象征着时局的动荡。立秋，也是晋商由盛而衰的一个象征。另外，要注意舞美和人物表演。《立秋》的舞美和人物表演非常简捷大方，场景变换有虚有实，非常自如。

再就是看语言。话剧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以及内心活动来揭示主题。我们要学会欣赏它的语言技巧。

另外，还要看它的特点和结构。《立秋》的线索分成两条，既有事业线，又有爱情线，我们要看这两条线怎么交织的。这里面既有亲情，又有友情，还有爱情，如过去的恋人是挚友的妻子，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在两个男主人公的冲突中掀起层层波澜，使得整部戏高潮迭起。

看的过程中就要“悟”。虽然《立秋》讲的是民国初期的事，但在欣赏它的时候就要与当今时代结合，从中悟出一些精神来。每一部话剧都有它的立意，应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看一部戏，就像学生读一篇课文一样，看的时候要揣摸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这部戏主要讲“票号派”的抱残守缺与“银行派”的顺应潮流之间的这种对立，这和我们今天讲究要改革开放的观念也是吻合的，它和晋商的诚信一样都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因此，咱们欣赏话剧得有这个修养，既要看热闹又要看门道。这对我们也是学习过程，是提高自己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的一个机会。”

　　

感受了一番话剧之美

是否迫不及待想要看一场经典话剧了呢

7月19日至21日

由著名演员濮存晰主演的

北京人艺话剧力作《李白》

正式登陆杭州大剧院

相信《李白》的演出不仅会为杭州观众

带来正统的、高级的、纯正的话剧艺术

还将带来关于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体验与思考

北京人艺话剧《李白》

　　

2017-07-19 19:30

2017-07-20 19:30

2017-07-21 19:30

杭州大剧院 歌剧院

作 者 郭启宏

导 演 苏 民

主要演员 濮存昕

票价 | Price

1080元/880元/680元（售罄）

480元（售罄）/280元（售罄）

180（售罄）元/80元学生票（售罄）

购票请戳“阅读原文”

温馨提示：我们高大上的国际音乐节还在继续哦

贴心的剧院君附上国际音乐节排期

（咳咳不过据我所知好几场基本都售罄了....）

▼▼▼

　　▼杭州（国际）音乐节

　　▼猜你喜欢

本文部分转自“华迅直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