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托古改制” 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从《新学伪经考》到《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完成的这两部著作奠定了其“集清代今文学的大成者”（周予同语）的学术地位，而建基于今文学研究的“孔子改制”思想，不仅让康有为获得了领导维新运动的合法性，而且使其找到了大同空想与变法实践之间裂隙的“弥合剂”。

尽管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作为思想家的康有为，他却仍应有崇高地位”（李泽厚语），其通过“托古改制”而提出的一系列设想，如民主、宪政等，仍是当下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议题。因此，系统梳理、重新审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并发掘其现代性意义，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托古改制”的思想来源：

　　清代今文经学流变

　　“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其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梁启超的此番评价意在表明，康有为今文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首次阐发了“孔子改制”思想，水平较前人更胜一筹。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弟子难免有溢美之辞，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康有为研究者，对康有为的今文学研究成果颔首赞许者也不在少数，如周予同曾说：“袭廖的旧说而成为集清代今文学的大成者，是南海康有为。”李泽厚也曾说：“康有为是今文经学派的大师……晚清今文学运动到这时，也就最后达到了它的成熟的顶峰。”

　　以上种种评价都说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建基于其登峰造极的今文经学研究。

　　事实上，显化的今、古文学派之争早自汉代就开始了（冯友兰甚至认为，这两大学派的来源可分别上溯到先秦时期的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而随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今、古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现今公认的清代今文学派首批人物是十八世纪的庄存与、刘逢禄等，“庄存与已着眼于‘微言大义’，刘逢禄则已攻‘左传’、斥刘歆。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当时主要只是纯粹学术研究”。

　　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的固步自封和腐败无能使得社会动乱加剧，异族也趁机骚扰入侵，此间，今文学派渐渐脱离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如梁启超说：“龚自珍……好今文……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在龚氏……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在李泽厚看来，“龚自珍、魏源不但一般地是改良派思想的先驱，而且还特别是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向导。”

　　当然，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今文学创意最直接的来源还是廖平。

　　“托古改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改制”和“公羊三世”

　　正如持续关注康有为的李泽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研究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专文中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从十八世纪以来疑伪经攻古文经学的著作并不算少，只有康有为的著作才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需要梳理一下康有为两部重磅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说了些什么。

　　在李泽厚看来，《新学伪经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历史考证的学术方法，断定《左传》等古文经典是“伪经”，它们只是“记事之书”而非“明义之书”，所以它们湮灭了孔子作经以“托古改制”的原意。

　　七年之后，康有为又于1898年出版《孔子改制考》一书详细阐述“孔子改制”思想，对此，梁启超也曾作过综述：“有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有为……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

　　这就是康有为“孔子改制”的主要内容，范文澜说“他把孔子描绘成维新运动的祖师，面貌与古文经学派的孔子截然不同。就是说，古文经学派的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者，而康有为的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维新主义者。”

　　康有为还将“三世进化”作为孔子“托古改制”的中心和宗旨，提出“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的历史进化思想。

　　建立“孔子改制”的思想框架之后，康有为将其政治设想移植入内，“从历史进化到婚姻自主，从立宪民主到个人自由，喜剧式地全面输进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变法维新的主张”，如此一来，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就与其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引起了当时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十八世纪以来疑伪经攻古文经学的著作并不算少，只有康有为的著作才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托古改制”思想的意义解读：

　　弥合理想与现实的裂隙

　　前文述及，康有为早年崇信古文经学，一度对今文学派进行过攻击，但是为何后来会逐渐对今文经学产生好感，以至“尽弃其旧说”？如果结合康有为同时期的政治实践，或可得出某种角度的答案。

　　众所周知，康有为的政治实践集中体现在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中，但实际上，早在1888年第二次到北京时，康有为就开始了惊动一时的“布衣上书”，当时康有为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正是他19世纪80年代初便已开始思考的“大同之制”，也就是20世纪初成书的《大同书》中的主要构想。

　　在对“大同”社会的思考中，康有为大胆地提出了“劳动和财产社会公有”、“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彻底废除家庭”乃至“民主宪政”等设想。很显然，在保守势力看来，这些设想都是无稽之谈，康有为因此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正是在“上书”“变法”等政治实践过程中，康有为先后著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一方面，康有为需要先从学术的角度动摇保守派的信念，即他们所信奉的“记事之书”不过是“伪经”，真正的经典是“明义之书”；另一方面，康有为打出保守派敬奉的“孔圣人”的旗号，用“孔子改制”来告诉保守派，连孔子都一直在立倡“改制”，今时之人“维新”便没什么稀奇。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的首要意义即在于助其取得维新变法的合法性。

　　其次，“托古改制”思想还是康有为“大同”理想与“变法”实践之间裂隙的“弥合剂”。前文述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当时不可谓不激进、超前，无论是经济制度层面的“财产公有”，还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废除家庭”、“男女平等”，乃至上层建筑中的“民主宪政”，无一不是对传统的挑战，每一项实施起来都有很大难度。与此同时，内忧外患的清廷又面临“变法”的紧迫需求，“托古改制”思想便发挥了效用，尤其是其中的“三世进化论”，康有为借此表明，“大同”理想并非不可实现，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至此，康有为在其“大同”理想和“变法”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托古改制”思想的现代启示：

　　文化传统在制度移植上优先

　　尽管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作为思想家的康有为，他却仍应有崇高地位”。在李泽厚看来，回顾百年以来，在观念原创性之强、之早，思想构造之系统完整，对当时影响之巨大，以及开整个时代风气等方面，康有为都远非严复、梁启超或其他任何人所可比拟。李泽厚甚至将康有为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与现代保守主义思想源头张之洞、激进主义思想源头谭嗣同鼎足而三。

　　而至于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现代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康有为“改制”的精神仍值得继承和发扬。康有为所力倡的改革尽管以失败告终，但是其自1888年首次“布衣上书”至1898年“戊戌变法”整整十年的努力，彰显了他通过改革实现国富民强的决心、毅力和智慧，在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今天尤其需要重视。

　　其次，康有为“托古”的智慧仍值得学习和借鉴。上文述及，康有为的政治实践建基于其登峰造极的今文经学研究，通过否定“记事之书”来肯定“明义之书”，通过“孔子改制”理论建立领导维新变法的合法性，并通过“三世进化论”来为宏大的理想和紧迫的现实之间架设桥梁。康有为的上述做法提示，一方面改革并不总是“硬碰硬”，改革也需要智慧，甚至需要“曲线”实现；另一方面，文化传统对于制度移植具有优先性，这一点在今天也尤其需要注意。

　　最后，贯穿在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中的系列设想中的一部分，如“男女平等”、“个人自由”、“民主宪政”等等，仍是当下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议题，有些议题甚至非常紧迫，康有为当时的提法仍然有值得反观与借鉴的地方。

　　当然，不可缺少的一点启示，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正如李泽厚在《明报月刊》2006年5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漫说康有为》中所提出的，康有为思想上的“严重缺陷”是他缺少了“转换性创造”这一重要观念，“他没认识‘中用’不是策略，不是用完就扔的手段，而应成为某种对世界具有重大贡献的新事物的创造……”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