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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横扫秦、楚的汉军,在白登山面对匈奴人就不灵了?
有人认为是刘邦的天下是韩信打下来的,所以轮到刘邦自己出兵就“畏缩”了;也有人认为是游牧骑兵的骑射无敌,农耕步兵根本挡不住……种种猜测不一而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壹
这个事儿还得从头说起,也就是“白登之围”的缘起。《史记·高祖本纪》载:
(汉高帝)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後罢去。
这里写得非常简略,不过也点名了前因,就是韩王信在匈奴的进攻之下倒戈,兵锋直指太原,又立了赵利为王,汉高祖亲自领兵平叛,结果天寒地冻,军中士兵冻掉手指头的就有二三成,被匈奴包围在平城,七天后才解围。
结合一下《史记·韩信卢綰列传》看看:
(汉高帝七年)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其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
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馀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破之。
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
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彊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
这个记载又详细得多,但依旧不是“白登之围”的全部。
我们还是得从军事地理上来讨论下这场“平叛战争”,今天山西省的地理非常的特殊,最北面是桑干河流域的大同盆地,也就是平城至马邑这一片;经句注山间的要隘楼烦,南下进入滹沱河流域的忻定盆地,也就是霍人、广武这一线;再向南则是汾河流域的太原盆地;由此向东南、西南,则是漳河流域的上党盆地和汾河流域的临汾盆地,前者通向铜鞮,后者通向离石。
▲山西省地形图
我们惯常理解的游牧骑兵的优势在于快马强弓,但在战国到秦汉,北方戎狄的乐园却是群山谷地,依赖坐骑的超强越野能力完成机动,弓不如汉军强,马也没有冲击作战的能力。
这从匈奴人的驻军地就可以看得出来,广武,正是宋辽对峙时期的雁门关所在地,而楼烦则是在宁武关附近,看地形,都是山地与平原地带的交界处,也是交通要隘。
地理只是铺垫,接下来,我们看看散落在《史记》各个传记中的“白登之围”。
先看《史记·樊哙传》:
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
《史记·周勃传》: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後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史记·夏侯婴传》:
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益食婴细阳千户。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
《史记·灌婴传》:
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於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於武泉北。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於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
《史记·靳歙传》: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
《史记·刘敬传》:
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史记·匈奴列传》: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於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这一大堆史料原文看起来很繁杂,但又非常必要,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隐藏信息帮助我们还原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
贰
韩王信的反叛是因为他的都城马邑被冒顿单于大兵包围,汉军救兵已出,却发现韩王信多次求和,怀疑其有贰心,所以韩王信恐惧之下以马邑降匈奴,并做了带路党进攻太原。也就是说,太原此时并不属于韩王信的封国,而是“汉郡”。
然而,等到汉高帝七年冬,汉高祖御驾亲征韩王信和匈奴联军时,第一仗却发生在“铜鞮”,在上党郡境内。换句话说,今天山西省境内地盘,汉朝已经基本丢光了,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平韩王信之战示意图
这里就缺失了重要一环,就是汉军的反应。
我们看上面的《列传》引文可以发现,樊哙和周勃、夏侯婴、灌婴有一个共同经历,那就是:
从击代,至武泉、云中。
樊哙的经历记载比较详细,提到了“降下霍人”,云中、霍人在上面的历史地图上都有,一个在西面,一个在东面,霍人的东面直通著名的关口“平型关”。
另一个记载了地点的就是灌婴,即:
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於武泉北。
也就是说,在得知韩王信反叛,甚至是在韩王信反叛之前,“汉发兵救之”应该就是这一路,其目的是横扫代郡、雁门、云中,从而封闭韩王信与匈奴的交通之路。
而太仆夏侯婴的“从”字说明,这路部队的统帅,应该就是刘邦本人。
而所用的军队,应该是汉高帝五年平燕王臧荼之后,留给樊哙“将”的掠定代地的军队,灌婴是车骑将,应该走在前面,“受诏别降”也说明他并不在刘邦的大队之中,所以他打前站招降了楼烦以北的6个县,自然也包括平城,然后才西进云中,在武泉参加了对“胡骑”的大会战,还赢了。
但是,此时留守马邑的并不是韩王信,而只是他的左相,他的主力已经与匈奴合兵攻下太原郡,并向前跃进直奔上党郡的铜鞮。
参加铜鞮之战的汉将,就剩下一个了——周勃,《周勃世家》里也说,他“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
周勃是怎么完成这个千里大跃进的,咱们还真的很难想象,他从云中出发,转向铜鞮,又降服了太原郡的六城,还赶上了后来的晋阳会战,可谓“飞毛腿”。
而此时明确跟随刘邦的有夏侯婴、灌婴,率领太仆所属的皇帝亲卫部队和车骑将军率领的汉车骑,南下向晋阳与周勃合兵。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铜鞮战败后,韩王信没有逃奔晋阳,而是奔匈奴,可见他本人的直属部队已经被打崩,只好与“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
换句话说,在韩王信的叛军中,已经有两个王了,一个是外来户“韩王”(《史记》称其改封代王,《汉书》、《通鉴》均认为未改封号),一个坐地虎“赵王”(赵利封号未知,但应该主要用他的血统团结代地的豪杰,此地战国时代一直属于赵国)。
而后台老板冒顿单于此时并没有前出,只是派遣左右贤王带1万多骑兵与“王黄”合兵驻扎在广武,也就是后世的“雁门关”地方,紧接着又是晋阳之战。
为什么会有这场战斗呢?
《周勃世家》里提到了“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也就是说,晋阳原在叛军手中,匈奴和王黄的广武驻军是增援晋阳的部队,结果遭到了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几路大军的合击,而其逃亡太原西方的“离石”也说明北路不通,已经被从楼烦道南下的汉军封闭,左右贤王和王黄所部在离石又被追及,战败逃窜。
但是,这次战败,究竟是真败,还是假败呢?还真是个问题。
至此,战役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却只是冒顿单于一盘大棋的开局。
叁
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有两个汉将的动向不详,一个是攻克云中之后就没有随军记载,却在白登之围后“令樊哙止定代地”的樊哙,另一个是在白登之围后受命“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的陈豨。这俩人很重要。
按照《史记集解》的钩沉:
(陈豨)以游击将军别定代,已破臧荼,封豨为阳夏侯。
以及其他一些陈豨居代的记载,他应该在代郡活动,而樊哙应该也在这个位置,或是在他刚刚攻克的云中。
进入“白登之围”战役的第二阶段,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天时和人和。
天时是冬季降温。
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
人和则是地方的反叛。
後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
这句话的亮点在“还攻楼烦三城”,在汉军32万大军压境之下,楼烦这个交通要道的三个城,或者说三个县丢了,本身就很有阴谋的气息,也很能凸显此地父老的“威武不能屈”……
至于硰石,是一个古地名,地在楼烦西北,正与“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这个记载贴合。也就是说,匈奴在楼烦西北调集大军会战,汉军车骑部队迅速击破其大军,并进行了追击。
这一仗,也就是“硰石之战”。此战另外一个参与者就是灌婴:
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於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
既然是受诏,也没有说“从”高祖进兵,说明“硰石之战”中,汉高祖刘邦还没有赶到前线,而担任骑都尉的靳歙却既没有参加“硰石之战”的说法,也没有在平城被围的记录,说明汉军的车骑部队也并没有全部扎进白登之围中。
咱们再来看看《刘敬列传》里的记载:
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也就是说,出发准备跨过句注山的汉军已经有20多万,汉高祖仍在广武城中,他是带着夏侯婴的近卫车骑,疾驰直奔平城的,这20万已经出发的汉军,肯定包括周勃、灌婴,不包括的是刘邦、夏侯婴、靳歙。
刘邦、夏侯婴是在20万大军的身边,一路追赶到了灌婴军中,反倒是周勃所部追出了80里,就回头进攻楼烦三城,这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楼烦三城突然反叛;一种是从离石战败退归的左右贤王、王黄所部占领了楼烦。
▲影视剧中的刘邦(陈道明饰)
从《匈奴列传》的记载来看:
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这就意味着,冒顿单于和王黄、赵利早有合兵的约定,结果没等到二人的部队,开始有所怀疑。那么,很大的可能就是这支偏师的任务是堵住楼烦一线的山口,最终合兵围歼汉军主力。
这个利用地利,进行两重合围的打法,很有“长平之战”的风范。问题是,单于高估了己方军队的战斗力,也低估了汉军的战斗力,虽然有极为高明的战略,却因为战术上无法完成而打成了“烂尾楼”。
肆
这时候,也就进入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刘邦需要突破小包围圈,突破大包围圈的任务就压在了周勃身上。
如果周勃当时的步兵主力赶往平城为刘邦解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楼烦三城的叛军和匈奴人会迅速包抄广武正对着的句注山口,扎紧口袋,将汉军入坑的20万人,困在大包围圈之中。一面是寒冬,一面是随军粮食的问题,很有可能重演长平之战的大溃败。
而周勃选择了回攻楼烦三城,再驰援平城,其间就花费了7天时间。
司马迁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又玩了一出文字游戏,“还攻”,攻下来了没有?恐怕7天时间也没能打下来,周勃只能咬牙切齿地北上了。
回到刘邦身上,他为什么被包围在白登而不是有瓦遮头的平城?
绝不是因为他在城里呆腻了要上山转转,事实上,历代对于白登的位置有多种说法,有说在平城县城东七里的,有说十七里的,还有说三十里的,但是方位都在城东,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刘邦轻兵追击匈奴败兵陷在了此处,过往很多通俗说史的作品都是这么说的,但是《韩信卢绾列传》里明确写道:
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
也就是说,刘邦先到平城,后出白登,然后被匈奴骑兵围困,而刘邦向城东,其目的恐怕绝不是为了追敌,而是为了与城池成犄角之势,毕竟平城县城肯定也放不下多少高机动性的车骑部队,而之所以向东,真正的理由恐怕是等待东南方向代郡的援军。
至少在刘邦被围的最初,他的计划里,应该还有以身为饵,套住匈奴单于主力,待周勃、樊哙两军自南、东两个方向包围对手的希望。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冒顿单于这个棋手的手法更加高超,不但套住了饵,还想把整个汉军重兵集团都吞下去。
刘邦,这个时候成了孟良崮上的张灵甫……
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戏码了,陈平献计贿赂匈奴阏氏,匈奴骑兵解围一角,汉高祖得以得救。
问题是,“厚遗阏氏”的说法虽然遍布《史记》,但在当事人的《陈丞相世家》里却是:
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於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祕,世莫得闻。
既然“世莫得闻”,匈奴阏氏对冒顿单于说的话,《匈奴列传》怎么有记载……莫非是从匈奴方面来的信息?
陈平献奇计的疑点且按下不表,只说一下后续记载的发展,就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
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彊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韩信卢綰列传》)
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匈奴列传》)
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周勃世家》)
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夏侯婴列传》)
前三条,都说到了一个点,就是“救兵”、“大军”,也就是周勃所统帅的后路大军,攻击前进到了平城之下,汉高祖领着被包围在白登的部队与其合流。
问题处在第三条和第四条,“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和“三陷阵”,都发生在两军合流解围之后,我们知道夏侯婴以太仆的身份一直在刘邦的身边,为什么还需要在句注北大破胡骑?又为什么到平城南去多次“陷阵”?
既然双方都已经默契地退兵,后来的战事和阻击又有什么玄机呢?
还是那句话,看地理,汉军退却的道路有以下几条:
1.经广武(雁门关)原路过句注山退回滹沱河谷地带,南下太原,或东进翻越太行山,到达各个《列传》都明言的目的地——东垣,也就是常山郡的郡治。
2.经马邑过楼烦(宁武关)南下,经忻定盆地退往太原。
3.自平城(今大同)南下或东进至桑干河河谷平原地带,一路向东绕行至代郡(今河北蔚县),与陈豨(或樊哙)的代郡兵会合,再过太行山陉口到东垣。
那么,刘邦最后选了哪一条呢?《史记·陈丞相世家》里有答案: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
陈平封曲逆侯,封国就在此地,而经曲逆至东垣,只能走的是第三条路,再南下邯郸,到洛阳、长安。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史记·高祖本纪》)
而这个路线,再结合周勃和夏侯婴的经历,就可以解释了。
伍
事实上,在“硰石之战”后,周勃已经发现了自南面重新占领“楼烦三城”的韩王信、匈奴偏师,也就是与冒顿约期合攻刘邦的王黄、赵利所部,周勃的战场嗅觉非常灵敏,立刻“还攻”三城,但需要注意的是,“攻”并非“攻克”,而且这三城中,按照地理来说,极有可能就包括马邑。
所以,才有了几年后,周勃平陈豨之乱时“屠马邑”之举,这不是因为抵抗剧烈,而是因为马邑等地的抵抗,险些葬送了刘邦的性命和汉王朝的希望。
当周勃所部看到攻城无望,只能快速北上解平城之围,而面对突围而出的刘邦和车骑部队,周勃的步兵只能是“所将卒当驰道为多”,也就是顶在驰道上防御追兵,作为殿后的主力。
归心似箭的刘邦所统车骑部队,先是选择原路,打通广武一线的句注山交通,接应后续的十几万大军,所以,才有了夏侯婴这个太仆在句注山北与胡骑的大战,然而,“大破之”的结果并没有打通交通,而是被王黄、赵利和匈奴的联军所梗阻,汉军车骑只得退回平城附近,转向桑干河谷地的第三条路。
所以,才有了夏侯婴在平城南的“三陷阵,功为多”,进而突破重围,与代郡方向来接应的陈豨(或樊哙)的代郡兵会合,缓缓退却。
陈豨后来的显贵:
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樊哙的专任:
令樊哙止定代地。
都和这个过程有关,因为在雁门郡全境失守的情况下,大同盆地就成为匈奴骑兵和韩王信残部的乐园,直通代郡的桑干河谷根本无险可守,只能以大军屯驻防御。所以,刘邦命令樊哙“止定代地”、让陈豨将监边兵,既是对他们救驾的酬功,也属迫于无奈之举。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史记·匈奴列传》里写得清楚:
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
韩王信的旧部屡屡“侵盗代、云中”,却没有雁门什么事儿,而等到他们与陈豨合兵谋反时,三郡又全部被攻克,只能说明在这之间,雁门郡已经在汉高祖刘邦的默许下丢给了韩王信旧部,而一直到陈豨反叛之前三、四年间,曼丘臣、王黄、赵利这几个叛将都活得很滋润,也证明了他们的基地正是在雁门郡。
事实上,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也确实看不到雁门郡的相关记载,而陈豨反叛时匈奴的相对“坐视”,其实也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和亲政策”换来的短暂蜜月期。当然,也和匈奴面临西方的威胁有一定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汉高祖在自己生前总算是将北方边界的篱笆扎了起来。
综上所述,“白登之围”其实是一场斗智斗勇的经典战例,匈奴冒顿单于一方战略水准占优,而汉朝刘邦的精兵良将在战术层面更加强悍,并不存在某一方的轻敌或者说愚蠢,只是在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经此一战,刘邦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北方的游牧人,而是中原各国心思各异的诸侯王,仅仅是韩王信的部众和赵王的血脉发生的一点点化学反应,就让整个雁门郡彻底糜烂,他的三十二万大军和汉朝政权,都险些灰飞烟灭,这也让他加快了对各个异姓诸侯王的诛灭。
至此,一个新的“内卷化”王朝已然成型。
来源:刘三解freestyle(ID:liusanjie110119),作者:刘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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