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一中企在海外投资项目施工现场。
如何看待民间对外投资的积极性
目前对外投资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权限大幅下放，但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没有配套建立起来，存在管理漏洞。大量个人资金以理财产品和合伙制投资基金模式流出，传统资本流出管控形同虚设。
文/万喆
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460亿美元，是2015年的3倍。
其中，民营企业是主要的推动力，其交易金额较上年增加了三倍，超过了国有企业。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出现爆发式增长。从对外投资存量占比看，民营企业从2006年的19%快速增长到2014年的46.4%。而在2016年，民营企业交易的占比达到历史最高，国有企业交易的占比达到历史最低。
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井喷，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投资并购交易金额为2158亿美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了148%。2017年一季度，83%的海外并购交易是由民营企业参与发起的。私募股权基金也在海外并购交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16年，以私募股权和资产管理公司基金为代表的财务投资者参与交易的交易数量超过381亿美元，为2015年的两倍以上。
与此相对的是另一个热议话题，国内民间投资的“冷”若冰霜。2016年，国内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降。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显示，1至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8%，与2015年同期民间投资及2016年同期全社会投资相比，降幅均已超过六成；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61.5%，比2015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点。若从今年6月当月投资增速看，民间投资首现负增长。东北地区滑落尤其严重，其中辽宁1?6月民间投资为58.1%的负增长。即使在政策大力促进下，下半年情况有所好转，全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2%，比1?11月份降低0.3个百分点，比上年降低3个百分点。
引发多重疑虑
中国对外投资的持续大幅增长，引发了内外的同时忧虑。而内部忧虑来自于外汇管理部门。
对外投资的井喷式增长，企业用汇需求增加。而中国的外储正面临着巨大压力。2014年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呈较快下降趋势。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全年下降约3200亿美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105.17亿美元，比2016年11月底下降410.81亿美元，降幅为1.3%。
虽然外汇储备下降有多重原因，但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较快速、较大幅的波动，还是引起了各方的密切关注。外汇管理部门不免把外储降低与对外投资增加结合起来，认为这与外汇管理部门“保外汇”“防范资本外逃”等政策目标是矛盾的。
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调研过程中也发现这种悖论，一方面简政放权等各项对外投资便利化激励措施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外汇汇出常常拖而不决、拖而不办。
外部忧虑来自国际“疑华”者。
虽然中国对外合作和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于市场的沟通能力却仍然欠缺。中国近期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已引起欧美为首的部分国家的反对和抗议，并利用其媒体舆论扭曲中国企业正常投资的目的，甚至组织发起针对中国的抗议游行活动，试图影响海外投资安全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2016年5月6日巴基斯坦少数族群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即担心项目仅仅有利于中国，而打击巴基斯坦本土企业。
疑虑既多，不利于中国民间企业对外投资的顺利进行。那么，我们也要反问，民间投资“走出去”这么积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民间对外投资到底为什么增长？
总体而言，应该还是能从对外投资的结构中看出，这主要是出于企业发展和突破的内生意愿。
首先是经营压力和成本效应。企业普遍反映，尽管仍然看好国内未来消费需求升级，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的过快上升透支了未来发展空间。苏州本尚新材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印尼吉打邦投资农林项目，劳动力成本每人1000元／月，养老保险每人540元／年，成本优势十分显著。上海光明集团分别在青海和美国投资苜蓿饲料项目，美国产品比青海产品更快运抵上海，且价格更为低廉。
其次，产业链整合与跨境资产重组是大势所趋。企业积极收购境外低估资产之后向高估值转换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国广核集团以23亿美元成功获得马来西亚埃德拉公司下属电力公司股权及新项目开发权，将“一带一路”相关5国13个清洁能源项目收入囊中。青岛海信集团去年并购夏普墨西哥工厂以及美洲地区品牌使用权和渠道资源，进入北美国家一线家电品牌渠道。
此外，以技术和市场为导向的业内并购成为热点。原来以获取境外能源资源为主要目的，现在逐渐向以获取境外市场、资源、技术、销售渠道等多重目标转变。南京三胞集团在2014?2016年期间，相继收购英国第三大百货House of Fraser、百年老店哈姆雷斯玩具公司、以新奇特产品著称的公司Brook stone和美国万威国际。海航集团63亿美元收购Ingram Micro，海尔集团5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旗下家电业务等。
其实，即使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减小，直接投资呈现逆差，但其数目都与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规模与趋势的相关性比较小，不足以支撑对外投资造成大量资金“外流”甚至“外逃”等说法。
有没有猫腻？
当然，也不乏一些企业并非真正的“投资”，钻空子进行不正常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
在大规模的海外并购中，许多将投资领域集中在房地产、酒店、影视娱乐等不以生产为背景的领域。投资海外影视、足球、地产的企业排成大队。业务相左得惊人，溢价高得惊人，经营差得惊人，这种并购俯首皆是。
对外投资监管确实存在薄弱环节。为贯彻落实简政放权，对外投资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权限大幅下放，但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没有配套建立起来，存在管理漏洞。地方普遍反映，目前发改部门负责项目备案，商务部门负责境外公司设立备案，相关手续在网上就可以填报，外管局是资金流出的唯一一道关卡，很难对企业投资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大量个人资金以理财产品和合伙制投资基金模式流出，传统资本流出管控形同虚设。
上海自贸区发现，大量对外投资主体是成立时间不到半年的小企业，注册资金小，投资项目大，“小马拉大车”；青岛市在监测过程中发现，部分境内主体与其境外投资项目主营业务差异较大，境外投资规模与境内主体资本金规模不匹配，部分境内主体刚刚设立就实施境外投资，投资主体的注册资本很少甚至没有实际出资，而境外投资金额却很大，其国内资金来源以及海外资金去向均存疑问；苏州市也有类似情况。
由于投资项目在境外，项目的真实性以及资金在境外的实际用途难以把控，备案时往往依据企业自身的陈述，一般难以核实。特别是在境外设立多层投资平台的情况下，境外资金的实际运作难以把控，项目回收后资金是否长期滞留境外也无法掌握。此外，中国个人境外投资尚未放开，个人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或购买相应的投资基金，其来源难以审核，可能成为非法资金流出的渠道。
怎样看待民间对外投资的热情和忧虑？
政府应当正确对待，主动出击，合理引导，同时加强监管，防微杜渐。
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成绩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而对外开放及包括引进外资，也包括对外投资。两者间看似竞争关系，其实是互补关系。
在贸易上，中国适当减小贸易顺差，不是收缩本国出口，而是以更宽广的胸怀，打开市场，迎来更多进口，为国际间贸易和经济平衡、再发展做出贡献。在投资商理应也如此。特别是，中国资本输出尚处于初始阶段，尤其在经济新常态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背景下，企业必须“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对外投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要坚定不移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其两个主要抓手——自贸区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支持有实力、有准备的企业进行全球资源和产业链整合，加快实现产业升级。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利用外资政策，从根本上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预期。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种“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的声音不绝于耳。诚然，“逆全球化”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大势，但各国纷纷提出更优惠的政策、制造更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企图吸引企业、资金、资源，确实不争的事实，并且的确已经发生了效力。
去年年底，关于中国企业税费究竟高不高的问题引发了国民大讨论。其背景，就是在良性竞争下，如何留住优秀企业和企业家。
要改变旧观念，政府需更加主动的争取，减少制度性成本，提供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在法律法规上做到更为一致、诚信、高效。
在“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过程中，需要进行甄别，谨防洗钱等行为的发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要明确“监管”对象，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同时，治标更要治本。企业对外投资中发生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在对外投资上的问题。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资金流动是否合规，其实涉及的是公司运营如何被监管的问题。比如，公司的资产和资本本身有没有问题？股东结构、财务审计是不是有问题？公司从直接间接、一级二级市场上拿了很多钱，融资方式是否本来就是监管所禁止的？高负债海外并购，其中有没有违法违规的成分，牵涉到哪些经手部门？
要加快完善对外投资监管和统计制度，并着手研究建立新的高效体制。通过加强多部门密切配合，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信用系统，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境外投资的全过程有效监测监管。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