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文/诺奖官网2016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这两名经济学家。该奖评委会认为，两名经济学家在过去多年里探索了很多契约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对最优契约安排的分析为很多领域政策与制度的设计制定提供了一个智力基础；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与制度，以及契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十分具有价值。敬请阅读。
契约理论是多年来不断发展的经济学分支领域之一，涉及分析在特定交易环境下契约人的经济行为与结果，往往需要通过假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交易属性，建立模型来分析并得出理论观点。但现实交易通常具备复杂性，很难由统一的模型来概括，由此形成了从不同侧重点来分析特定交易的契约理论学派。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哈特为契约理论的一个新分支领域研究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这一研究针对解决不完全契约的重要问题。因为契约不可能指定每一种可能性，新分支理论阐明了控制权的最优分配，即契约的哪一方应该在哪些情况下作出决定。
哈特对不完全契约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并对经济学几个领域、政治学及法律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成果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可以研究如哪些公司应该合并，债务和股权如何适当组合，以及学校或监狱等机构应该私有还是公立等问题。
基于对契约理论研究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决定将2016年贝尔经济学授予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
下文为Oliver Hart获奖演说
Oliver Hart delivering his banquet speech.
Copyright © Nobel Media AB 2016
Photo: Alexander Mahmoud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es, Your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ant to begin by observing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 communal activity and that neither Bengt Holmström nor I could have won this prize without the help of many others. We had the crucial support of our teachers, co-authors, students, and family members, some of whom are here tonight. We are enormously grateful to them.
Bengt Holmström's connection to Sweden is well-known - he is a Swedish-speaking Finn. Mine is less well known, but it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y family is Danish and my mother's brother, together with his daughter, my cousin, were among those who escaped to Sweden in the famous boatlift of Danish Jews in 1943. Without Sweden's willingness to accept refugees this part of my family would not have survived.
My cousin is here tonight as one of my guests.
At a troubled time in the world, this is a reminder of how important it can be for a country to open its doors to those suffering from persecution.
I became an economist for rather unusual reasons. I graduated with a degree in mathematics in 1969. This was in the midst of student revolutions and the idea of getting a real job seemed unattractive. The answer, of course, was further study. But in what? People told me that mathematics was being applied to economics, and I also had a second reason for choosing that field. I used to like to argue about politics, but I found that my fellow-debaters at some stage raised an issue like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at this point I lost the argument.
I decided that I had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is subject!
After 47 years working in the area, I have learned that economics is both more and less powerful than people think. It is more powerful because it provides an indispensable set of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behavior. Whether we are talking about an individual's decision about how much education to get, a firm's decision about how much to invest, or a society's decision about how best to tackle global warming, economics can provide an invaluable perspectiv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prize my co-laureate and I have shown that economics can throw light on whether teachers should be rewarded according to their students' test scores; or whether prisons should be run by private companies or by the government.
This is the good news about economics. It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many things. The bad news is that it is not the whole story. For understanding many questions other things matter too: psychology, history, sociology, politics. This is the sense in which economics is less powerful than people think. It provides only part of the answer.
With the award of this prize I know that people will listen to Bengt and me in a way that they never did before. I hope that, as we promote the insights of economics, we always remember that other voices need to be heard too.
Let me close by thanking those who have bestowed this amazing honor on the two of us. Bengt and I are deeply grateful.
Thank you.
Oliver Hart代表性研究：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启示
一、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只要以下两个条件存在，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会在一个组织中产生。第一个条件是代理问题，确切地说是组织成员可能是所有者、管理者、工人或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第二个条件是，交易费用之大使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
1、为什么在没有代理问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无关紧要。在没有代理问题的情况下，公司中所有个人可以被指挥去追求利润或企业的净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个人因为对公司活动的结果毫不关心而只管执行命令。每个人的努力和其它各种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补偿，因此不需要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不需要治理结构解决争端，因为没有争端可言。
以上描述的情况是一般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所主张的。这毫不奇怪，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该理论是把企业看作“黑匣子”。也就是说，这种理论只说明企业的产品计划是如何随产出和投入的价格而变化，而对计划如何制定只字未提。
2、如果出现代理问题并且合约不完全，则公司治理结构就至关重要。标准的委托——代理人模型，假定签订一份完全合约是没有费用的。然而，实际签订合约的费用可能很大。
假如这些交易费用存在，所有当事人将不能签订完全的合约，而只能签订不完全的合约。也就是说合约有缺口，并遗漏了一些条款，即某些未来活动，只部分地在合约中得到设定，有些情况根本就未提到。合约不完全的另一个含义是，若初始合约模棱两可，一当新的信息出现，合约将被重新谈判，不能引起法律争端。
在合约不完全情况下，代理问题也将出现，治理结构确实有它的作用。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地设定。更准确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决定其将如何使用。例如，治理结构的一种形式是企业的个人所有制，如果甲拥有A企业，那么这意味着甲有权做出所有未经说明的有关A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决定，诸如资产如何使用、谁享有处置权、资产是否出卖等等。第二种形式是联合所有制，如果甲和乙共同拥有A公司，那么为了决策的贯彻执行，他们必须对公司资产的决策问题达成共识。第三种形式是合伙制，如果甲、乙、丙三人各拥有A公司资产的三分之一，那么公司的决策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进行。
以上讨论表明，公司治理结构即使在一个股东人数较少的小企业里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人们通常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在大型上市公司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下文将着重对大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进行讨论。
二、大型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上市公司
美国或英国式的明显特征是拥有大批小股东。这一特征产生两个在股东人数少的小公司中不重要的问题。首先，所有者即股东，虽然他们的特征是以投票的形式拥有公司（最终）剩余控制权，但是他们人数太多而且拥有的股份太少，以致难以行使日常控制权。这样一来，他们便将其日常的经营控制权委托给董事会，董事会又将其委托给经理。用贝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3）的著名的话来说，这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其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分散的股东只有很小甚至没有激励去对经理实行监督。因为监督是一种公共产品；如果一个股东对经理监督会带来公司成效的改善，那么所有股东都会得到好处。如果监督费用很大，那么每个股东都存在着“搭便车”的想法，而希望其他股东对经理实行监督。令人遗憾的是，每个股东都这么想，结果是监督不会或几一乎不会发生。
因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以及缺乏监督，所以产生一种危险；公司经理仍将以损害股东们的利益为代价而迫求个人目标我们假定后者仅对利润或企业净市场价值感兴趣。另外，经理会给他们自己支付过多的报酬，并给予自己过多的奖金他们还可能实施没有收益但可以增强自身权力的投资；还可能寻求使自己地位牢固的目标。他们也许有较温和的目标，但这种目际仍然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不协调。他们会不愿意解雇不再有生产能力的工人。或者，他们相信自己是管理公司最合适的人，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经理追求个人目标的能力而言，对经理行为进行制衡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对这种制衡机制的设计。下面我们讨论一些比较重要的对经理的控制机制，包括董事会的监督、大股东的监督、代理人之争、接管的威胁以及公司的融资结构。我们认为，所有这些约束机制都是有用的，但每一个机制都有其局限性。由此我们还将得出一个结论：外部人（比如政府）的任何企图都会削弱这些机制的功能，同时很可能是反生产力的。
三、控制管理者的各种机制
1、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之一是由董事会提供的。股东选举董事会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表，由董事会来监督总经理，批准重大决定。特别情况下，董事会可以取代总经理和其他高层管理成员。
原则上讲，董事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由于某些原因，他们监督的有效程度值得怀疑。因为董事会是由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组成的，前者是高层经理成员，后者是外部人。一方面，期望执行董事自我监督几乎是不合情理的，另一方面，非执行苯事由于以下原因也不可能做好监督工作。原因有三：首先，他们可能在公司中没有显著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个人从公司成效改进当中儿乎得不到多少好处；其次，非执行董事是大忙人（他们本身可能是总经理，也可能是若干董事会的参加者），他们可能没有时间考虑公司事务，或者没有时间收集那些不仅限于经理提供的有关公司的信息资料；最后，非执行董事也许拥有管理职位，他们首先得考虑提名自己人作为经理，而月他们想留下管理者的好名声，以便管理者能再被推选并继续获得好处。
凯德伯里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有关改变董事会结构的建议。该委员会还建议董事会主席应该（通常）是独立的；对非执行董事应该有一个选举程序；审计和财务委员会主要成员完全由非执行董事组成。这些建议可能有利于提高董事会对经理监督的效果。但不可能完全解决上述各种问题。关于凯德伯里委员会的建议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说明。
2、代理人之争。上面已经说过董事会成员可能做不好监督管理者的工作。当然，如果他们做得很差，那么股东常常可以撤换他们。一般的方法是通过代理人之争达此目，即持异议的股东提出候选人名单来对抗理者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并试图劝说其他股东投票赞同他（或她）的候选人。
不幸的是，由于股东分散，代理人之争可能不是用来约束经理的强有力工具，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是明显的“搭便车”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持异议的股东承担最初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搞清公司成效低劣和发动代理人之争所支付的费用，可能包括确定股东们的名称和地址以及邮寄选票的费用；劝说其他股东相信持异议股东提出的候选人优点的费用。相比之下，提高经营管理而带来的利益对所有股东来说都是以较高的股票价格形式自然增长。如果这样，小股东们十分明智地拒绝从事带来社会效益的代理人之争的活动。第二，与此相关，即使展开代理人之争，股东们几乎没有激励对他们投票赞同谁进行过多的考虑，因为他们的选票可能没佳么影响。小股东们根据经验会投在职管理者们的票，理由是：“已知的恶要好干未知的恶。”第三，公司法常常允许管理者把公司基金用于宣传管理者提出的董事候选人，这将进一步加强在职管理人员对抗持不同意见股东的手段。
3、大股东。如果小股东们几乎没有激励去监督管理者和开展代理人之争活动，那么一些评论家建议：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办法是确保公司里有一个或更多的大股东。考虑到这点，在英国常常建议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一个股东拥有公司100%的股票，那么就不再有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受欢迎，因为这样从公众化（go public）获得的相当多的利益，即通过有价证券多样化降低风险而获得的利益将会失去。
更普遍的情况是大股东拥有公司不到100%的股票，代理问题会减轻，但不会消失。第一，大股东对经理的监督和干预仍然是效果欠佳，因为他得不到公司的全部利润。第二，大股东会利用（选举）权力牺牲其他股东的利润改善自己的状况，如大股东可能用说服管理者的办法将利润转移给自己，即通过对公司的产品或其所需的投入品低价购买或高价出售而获得。另一种可能是大股东同意放任管理者行为，以换取使自己的股票在非常优惠的条件下被公司回购，这在美国实际生活中被称为“绿邮”（greenmail）。第三，大股东可能直接成为管理者即他亲自经营公司。
和大股东有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大股东也可能是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股东们必须雇用经理代表它们的利益去经营这个机构或进行其他活动。这产生新的委托—代理人问题。特别是当反对经理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可能涉及从他打算监督的公司经理那里获得某些个少、私利时，这些机构的经理将尽力去做好监督工作，还是草率从事、是远非清楚的。
4、敌意接管。到本节为止所描述机制（董事会的监督、大股东的监督和代理人之争）的主要问题是，那些花费成本改善管理的人，只能从获利中得到小部分（或相对小的部分）。敌意接管原则上是约束管理者更加强有力的机制，因为它可使得一个识别成效低劣公司的人获得巨大报酬。为搞清敌意接管是如何进行的，现设想在现有的经营管理下，公司价值为V，如果管理得当，公司价值可以提高到V+g。于是某人（袭击者）用价格V买下公司所有股份，采用新的经营管理方法，这样他的股份可赚得资本收益g。由此接管者通过改进管理为自身获得收益的100%，这些收益是他自己独占而不是与他人共享。
事实上，敌意接管的利益可能比上述证明所应获得的利益要少。因为，首先有“搭便车”的问题。那些相信他们的决定不可能对投标成功产生影响的小股东们有动力不对袭击者投标支持，因为他们这样做能通过自己持有股份而按比例获得资本利益g的一部分。实际上，如果每个股东都是无足轻重的，而且公司法不允许成功的袭击者剥夺少数不愿效力的股东的所有权，那么可以证明唯一成功的接管是那些对被接管企业的报价是V+g的袭击者。当然，这意味着袭击者无利可图，而且一旦将事前的投标费用（包括确定接管目标费用）考虑进去，事实上会遭受损失。
其次，袭击者可能面临来自其他接管者和少数股东的竞争。袭击者对公司接管可能提醒别人注意到公司经营品质低劣的事实（管理者也邀请其他接管者扮演“白衣骑士”来投标并提供非公开的信息支持这些接管者）。一场投标之战（bidding war）不可避免，公司的价格会抬高到V+g。投标之战会降低袭击者的事后利润，而且一旦考虑到事前投标费用，可能使袭击者遭受损失。
最后，袭击者可能面临来自在职管理者的竞争。假如公司经营管理松驰，公司一直不在最有效率的状况下经营，那么在投标宣布后，管理者的策略是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经营松驰状况。例如，当经理营建一个无利可图的“帝国”时，他可以卖掉一部分，或者负债经营迫使自己以后不再建立个人“帝国”。如果投标失败，这些措施会提高公司价值，达到它们不易被颠覆的程度，并因此迫使袭击者要取得控制权需要付出更多的费用。虽然股东可从这些行动中得到好处，但是袭击者的利润降低了，可以预见袭击者会因此退出投标。
5、融资结构。以上讨论的机制涉及的是股东或他们的代理人的监督或投票，另外一个监督管理者的重要来源是融资结构，特别是公司债务选择。如果公司负债经营，那么这界定了管理无效益的程度，至少在管理者想偿还债务时是这样。因此，负债意味着承担义务和公司产权的托管。负债使管理者的下述行为较为可信，例如，管理者不会在负债情况下不明智地将投资利润用来过分扩大企业。在公司上市之前，债务由初始所有者偿还；或者由后一阶段入股的活跃的股东承担，或者为防止敌意接管的威胁由管理者本身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负债作为有效的约束手段，必须以适当的破产程序为依托，也就是如果发生违约，必须给予适当的“处罚”。对管理者只是“软”约束的破产机制可能有一个令人讨厌的性质，即它降低管理者避免违约的积极性，这样也就损害了它们的责任心或者说损害了债务的约束作用。
值得注意的还有，对管理者的约束，债务可能比普通的激励方案更有约束力。一个典型的激励方案是通过提供金融报酬（例如它拥有的股票的资本利润），鼓励管理者减少管理的松驰程度。但是，劝说管理者放弃他的“帝国”，或者是在非常的情况下让出他的全部经营控制权，需要很大的报酬。如果债务不可能使债权人获得预定的偿付，那么迫使管理者放弃控制权可能更有效力。但这取决于债务如何运作。
总之，只要合约是不完全的，并存在代理，就会产生公司治理问题。现在已经出现有助于确保公司得到较好治理的机制—比如接管机制。我们认为确保现存机制能够自由运行并对经理的行为给予适当的制衡，是很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市场经济本身会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完）
文章来源：诺奖官网及《经济学动态》 1996年第6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篇编辑：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