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制中”的第一部分是“联俄”，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分可能是特朗普的一厢情愿。
01
特朗普倾向于与俄修好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人们讨论或猜想最多的莫过于中、美、俄之间关系变化的可能性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会否转向联合俄罗斯来遏止中国。
在冷战时期，美国曾为了遏止苏联的全球性扩张，而和中国结成“准”同盟。这一战略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霸权。特朗普会不会重演这一战略，来遏止日益被美国视为“敌人”的中国呢？
这是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核心问题。如果是那样，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地缘政治的最大变革，不仅是中美俄三国关系的重构，也会影响其他较小的国家。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中国有太多的理由来警惕这个领域的任何细小变化。
人们的猜想并非毫无道理。首先是特朗普的个人因素。在竞选过程中，他不时表达出对普京的好感。在美国精英圈中，特朗普可能是绝少几个对普京有好感的政治人物。
当选总统后，在关键人事尤其是国务卿的任命上，他明显倾向于要和俄国修好。特朗普一直淡化，甚至漠视美国情报部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情报，并非没有原因。另一方面，不仅对诸多对华鹰派的重要人事任命，已经引起中国的关切，而且在很多关键问题上，明确地对中国频频施加压力，包括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朝鲜问题。
更重要的是大国关系的客观规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认知一直处于变化中。冷战时期，中国是美国的“准”同盟，借此对抗苏联，但时间并不长。苏联解体后，美国需要重新确认中国是竞争者还是合作者，是敌人还是潜在盟友。各种概念都出现过。在政策实践层面，美国也使用过不同的方法。
02
特朗普的政策重点将是国内
在正面的一端，美国制定过“接触中国”政策；有条件地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但须承担国际责任。在负面的一端，也出现过各种遏止和围堵政策，例如小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奥巴马总统期间，美国更是明确了“重返亚洲”战略，利用南海问题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外交压力。
特朗普是否会促成升级版的“重返亚洲”，实现“联俄制中”战略大转移呢？他是否会明确地把中国界定为竞争者或敌人，而实施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呢？如果他想做，能够成功吗？一些趋势性因素已经存在，不管他意图推行什么样的中国政策，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制约。
首先，特朗普会把施政重点放在美国国内。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已经在全球过度扩张，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早已感到力不从心。奥巴马已经开始调整政策，进行适度的收缩，尤其在中东地区。这个趋势在特朗普治下仍会继续。
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明确提出要把重点置于美国的国内建设，并提出诸如再工业化、吸引资本回美国、实行针对中国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建议。这些如果成为美国政策，会对中国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不过，很难把这些解读为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举措。
03
特朗普的一厢情愿
特朗普是否会实行“联俄制中”，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联俄”“制中”和中俄关系，可以依次分析。
第一部分是“联俄”。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分可能是特朗普的一厢情愿，因为缺少有效的工具去实现。特朗普拿什么和俄罗斯做交易？最有可能的是克里米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被西方孤立，美俄一直没有具有实质性的交往。恢复与美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是俄罗斯所需要的。
但问题在于，如果美国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又如何处理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呢？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地缘政治利益之争，克里米亚只是斗争的临时结果。即使美国在北约内部占据主导地位，要北约集体让步也是不容易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特点。历史上，俄罗斯和美国同为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型国家。随着美国的收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已经进入中东地区。美国如果继续收缩，俄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要开始担心，俄罗斯是否会再次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欧洲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特朗普要和俄罗斯做交易，和欧洲盟国就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
再次，在双边关系上，美俄关系实际上很简单。在冷战期间，两国除了核武器的对峙外，没有实质性关系。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尽管改变，但两国仍没有发展出紧密的经贸关系，能“交易”的东西很少。
最后，美国国内对俄罗斯尤其是对普京的民意，与特朗普的“亲俄”意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建制派（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俄态度都很强硬，相信普京是美国的敌人。这种认知在美国民众也很主流，尤其是俄罗斯被认为深度干预美国的这次选举，威胁了美国民主的生存与发展。
第二，“制中”的可能性很高，但实施起来很难，或者成本很高。首先是中美的双边关系。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中美两国共同推动的，在很长的过程中，两国发展出前所未有的经贸关系，以至于一些美国学者曾经把两国关系称为“中美国”，即高度的互相依赖关系。
这种深度的互相依赖关系，并非特朗普在短时期内可以分解的。即使特朗普所宣称的要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进口税，操作起来也不容易。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在华都有大量投资。美国如果征收高进口税，也会影响在华的美国和西方企业。
在国际层面，几乎在所有关键问题上，中美都需要合作，包括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国际公共服务等。两国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两根主柱，少了哪一根都不行。在中美合作中，美国本身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果美国在这些大问题上不合作，本身也会成为牺牲品。最明显的就是在伊朗、朝鲜和气候等问题上。多年来，美国精英界对此有清醒认识。
04
中国已有能力掌控大局
中美双边和国际层面的合作关系，也是过去很多年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这个概念由中国提出，尽管美国没有全盘接受，但也意识到中美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
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区域性的和间接的，即围绕着南海问题、中国和美国的一些盟友之间的冲突。但从过去两国交锋的经验看，中国已经显示出很大的掌控能力。中国承认“海上航道安全”是各国的关切，也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美国拉着盟友来对抗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
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多年和中国对抗，但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此，很容易理解菲律宾新总统调整对华政策。实际上，为了国内的发展，东南亚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调整对华政策，以谋取共同发展。在南海问题上，经过几年的较量，中国已经占据主动地位。不管美国如何行动，中国都有能力掌控大局。
在本区域，只有台湾问题有可能成为中美之间对抗的焦点。不过，除非美国准备好为台湾同中国正式开战，否则台湾问题所发挥的效应也很有限。台湾是中国所有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如果台湾闹独立，中国会不惜一切为统一而战。但台湾只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
实际上，中国从1996年台海危机后，一直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做准备。如果台湾主政者给大陆这个机会，大陆是不会放弃的。
第三，俄罗斯是否愿意被美国所“联”，共同“制中”？在冷战时期，美国联中成为可能，因为当时的苏联对中国构成了实际威胁。今天，中俄已经发展出很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都是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利益相关者，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中俄无论从双边、区域还是国际层面，都有很好的合作和沟通。在两国的交往中，即使如西方一些人所说，还没有高度的政治信任，但除了民间的一些纠纷外，两国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点。中国不是美国，没有帝国主义倾向，对俄罗斯不构成任何威胁。
05
中国给俄罗斯实实在在的利益
如上所说，俄罗斯能够从美国拿到什么好处？无论是美国对克里米亚的承认，还是更多的国际空间，特朗普即使想给，也不见得能够给得了。相反，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俄罗斯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不过，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不可围堵性。尽管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式的，但中国一直走自主发展道路。中美互相依赖，但中国内部的发展对美国的依赖性并不很高。1949年之后，美国曾经多次想围堵中国不成；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美国更没有能力来围堵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一方面和国际社会更加整合，同时也培养出自己的内部发展动力机制。这些年，在外贸减少的情况下，内需社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国际上，随着西方已经无力引导全球化，中国更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
特朗普的确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他足够理性，中美合作仍然继续是主流；但如果他理性不足，会加速美国的衰落。对中国来说，理性和冷静便是一切。
郑永年：为何当下全球会发生“首脑危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美国、欧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已经预示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首脑危机”的现象。这无论对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脑的作用不言而喻。自从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无论是怎样的组织，都需要协调和统领组织的生活，因此都需要有首脑作为核心人物而存在。从原始部落的“头领”和“酋长”、封建时代的各种“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以来的各种体制的首脑（例如总统制里面的“总统”和议会制度里面的“首相”），无一不是围绕着首脑来进化和运作的。日本人把“总统”翻译成为“大统领”是非常形象的说法。
不过，近代以来的民主化给首脑注入了新的内容，无论是其产生、维持和退出，其行为、责任等各个方面都赋予了民主的内容。首脑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人民；同时首脑不能滥用权力（分权与制衡）；人民保留让首脑去留的权利（定期性选举或者罢免）；首脑必须对其政治行为负责等等。在西方，一般认为，民主是解决人类既需要首脑，同时又能保证首脑不滥用权力的最有效机制。
今天的首脑危机，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可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首脑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首脑，而是所产生的首脑没有能够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国家领袖。但是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首脑，很难说是最优秀的。如果说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是否“优秀”很难判断，从经验上看，他们没有多少是有所作为的。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想作为，实际上也很难。这或许是因为首脑个人的能力之故，或许是因为首脑所面临的制约过多之故。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
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首脑越来越多。最显著的行为就是首脑们动不动就进行公投。西方代议制产生的原因在于，现代大社会不可能让公民直接决策，所以选举出他们的代表来行使权力。不过，因为这些代表之间经常达不成政策共识，演变成党争，首脑只能诉诸于公投。这样，间接民主又转变成直接民主。
就其形式来说，公投是直接民主的直接表现。但问题在于公民对很多问题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公投表决之后又后悔结果。这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严峻的是，公投经常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处于简单的“是”与“否”的分离状态。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导致了很不民主的结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决定其余49%人口的命运。
“出类拔萃之辈”不从政
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的动力。就民主政治所设想的“政治人”理论来说，参与政治（即参与公共事务）似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从古希腊到近代民主早期，这一设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经验证据，从事政治的都是贵族或有产者（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阶级或者商人阶层）。贵族和有钱阶层往往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不用为生计担心，是有闲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服务公众的愿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称这个群体为“职业政治家”。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的假设已经不那么和经验证据相关了。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参与政治过程。不过，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专业政治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并且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与过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存在了。此外，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便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西方，每当民主发生危机时，便会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还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在发展中国家，二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过程中，曾经产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这不难理解，为了反对殖民统治，政治人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同时社会力量也已经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状态。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也有右派民粹主义，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人物（也包括首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人或强势政治的回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转型，从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社会运动的政治。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不按现存规则办事。破坏规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根据现行规则办事情，就出现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视为已经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的制度化。不过，民粹主义式的领袖可以轻易对现存政治制度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特朗普的崛起表现得非常清楚。
因此，首脑危机不仅体现在传统类型的首脑不再能够作为，也体现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另类首脑的崛起。两者实际上相互相成，正因为传统类型的政治人物不再能够作为，导致了另类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
社会经济形态变化
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了政治人物（首脑）类型。如前面提到的，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经历不同类型的首脑。不同类型的首脑取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原始部落、封建、帝国、神权、近代主权国家和现代工业社会，不同社会形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政治首脑。
今天的首脑危机就是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了，而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产生首脑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今天西方民主是近现代工业民主的产物。工业革命造就了近代经济结构，所以也是近代社会结构。多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表明利益的多元化，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是近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数十年的全球化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全球化导致了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促成了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这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提高，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然而，财富在社会的不同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和不公平，财富流向了绝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也有很多社会群体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结果，西方社会普遍地收入差异扩大和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大大缩小。技术更是恶化着这种情况。因为电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过程机器人化，技术所产生的就业越来越少。同时，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绝少数人，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巨额的财富，而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经济技术层面的变化，对近代西方产生的民主形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代议制民主，已经和当代的经济技术结构不那么相关，甚至毫不相关。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无能解决经济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政治人物很难和社会现实具有相关性。人们把“建制派”称之为“既得利益”，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反映社会的现实。在这种情形下，“建制派”被民粹派击败理所当然，因为前者和社会现实脱离，而后者则来自社会本身。
当代经济技术面的变化，已经要求出现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脑），现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满足不了现实的要求。这就是首脑危机的根源；很显然，危机来自于政治变革的缺失。如何解决这种危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近代西方民主到今天有200多年，尽管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民主的结构和形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没有政治变化，就会有政治危机，而首脑危机只是政治危机的一个侧面。
今天，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政治变革的紧迫性。民粹主义、强人政治、反现行体制，这些现象历史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必然会导致外部的民族主义。这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首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现实。对西方来说，所需要的是政治变革。在这场变革过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新类型的政治人物（首脑）如何产生？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如何更新权力制约机制？如何更新代议民主？间接代议民主是否有条件转化成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类拔萃之辈”而非蛊惑人心的政客呢？
对西方民主来说，历史没有终结。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盛行，可说是西方新制度历史的开始。（文章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