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史前考古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中华文明的南方曙光

----南国史前考古寻踪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长期以来,与黄河流域相比,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的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序列和相互关系一直都不够清晰,成为困扰考古人的难题。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南方地区考古取得了不凡成绩,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史前遗址不断被发现,南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脉络正在逐渐清晰。

  1.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序列已基本形成

  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水稻种植。

  但水稻的起源问题困扰了考古学家很多年,直到2000年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被发掘——在那里发现了距今一万年的水稻遗存!但这还不是最早的。2004年,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五枚炭化的稻谷。经测定,年代距今约1.8万年到1.4万年,这才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水稻起源于中国,被不容置疑地确定下来。

  

湖北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虎脸座双鹰玉牌饰。方勤供图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不再住在地穴里,他们有了用榫卯技术建造的干栏式房屋。他们会纺织,可以制作相当精美的陶制品。河姆渡人很爱美,除了专门的装饰品,在生产生活用具上也刻了花纹。在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骨质的器柄上,正面雕刻了两组双头凤纹,图案生动,完全称得上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如此高度发展的文化从何而来?“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萧山跨湖桥遗址给出了答案。8000年前的跨湖桥居民,不仅在世界上率先发明了独木舟,而且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漆弓、中国最早的“草药罐”、中国最早的慢轮制陶技术、中国最早的水平踞织机。著名的河姆渡文化找到了本地的源头。跨湖桥文化的彩陶,改变了彩陶为黄河流域单一起源的旧观念。

  

湖北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连体双人头像玉玦。方勤供图

  距今1万年至7000年,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期。“在此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明都在独立发展,但也表现出密切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除了共同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形成与黄河流域并立的稻作农业区,它们在白陶工艺、器物风格、纹饰等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随着考古学科的不断发展,一个个史前文化被发现、揭示出来,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序列已经基本形成,正在日趋完善。

  2.华南史前考古起步晚收获大

  贝丘,就是由古人吃剩的贝壳形成的小丘,是南方沿河、沿湖、沿海地区史前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在贝丘里往往能发现文化遗物、鱼骨和兽骨等,有的还有房基、窖穴和墓葬等遗迹,这对于研究了解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等极有帮助。

  

石家河遗址发掘现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正是在海南省东南沿海地区的诸多贝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宪国和他的同仁发现了丰富的史前人类遗物,从而首次建立起海南史前的基本年代框架。他们还发现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并出土人类骨骸,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了支持。这次填补海南史前考古空白的发现,当之无愧地入选“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与长江流域相比,华南地区的史前考古起步晚,但收获大。同样是贝丘,广西邕宁县的顶蛳山遗址呈现出与海南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样貌。独一无二的奇特葬式、广西乃至南方地区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千余件生产生活用具……因其极为独特的文化特征,学术界又多了一个考古学文化——“顶蛳山文化”。

  作为岭南地区史前时代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构建了广西东北地区距今35000—3500年间的古代文化发展框架,这对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说:“甑皮岩遗址的考古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华南史前考古的一个缩影。”

  从2012年开始的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南山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近百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不同时期的柱洞和两座新石器时代墓葬。这表明从新石器时代直至商周时期,史前人类在此长期、大规模地聚集定居生活。主持福建考古工作的傅宪国说,在墓葬中发现有人骨,这“为探讨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活动、种群迁徙与交流、环境变迁、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以及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湖北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牌饰。方勤供图

  3.华南是史前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长江中下游地区与珠江流域的史前文化都曾放射过璀璨光芒,但两者并不同步,相较而言,珠江流域更显落后。原因何在?“自然条件太优越。”李新伟和傅宪国一致认为。当渔猎采集足以衣食无忧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不需要花力气去驯化野兽、培育稻谷;当唾手可得的竹子就能当成容器、武器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不用花费心思去改进制造各种生产生活工具。

  在广西的甑皮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2000年的陶器,可该地区的陶器制作工艺却长时间保持原始的状态。直到距今6500年左右,受长江流域洞庭地区强势文化的影响,广西地区的陶器制作开始出现彩陶、白陶。而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文化的这种强影响已经延展到深圳、香港一带,继而延展到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傅宪国说:“作为北接湖南,南连广东、香港以及大陆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中间环节,广西已成为长江流域和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媒介。”李新伟认为,华南地区的考古发现“提示了一条由湘南到桂北再到桂南的长江和珠江流域交流的路线”。

  在距今四五千年的粤北曲江的石峡文化,已有发展程度较高的稻作农业,墓葬有了等级分化,大墓会陪葬成批石器及琮、瑗、璧等贵重玉器,这些都显示出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对岭南的深刻影响。“根据目前的考古证据,与长江流域相比,华南的史前文化到距今4000年前后,也没有明确的社会高度发展的迹象。”李新伟认为,当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各种文化频繁交流、逐鹿中原的时候,“华南似乎不是重要的参与者,而只是黄河和长江流域风云激荡社会演变的余波所及的地区”。

  但这丝毫不能减弱华南考古的重要意义。比如,在越南发现了起源于中原二里头时期的牙璋。如此山高水长,是怎么传播的?而在广西感驮岩遗址发现骨制牙璋,就使得越南的牙璋显得不那么突兀了。越南考古学家也研究发现,在7000年前至5000年前,越南北部的多笔文化与顶蛳山文化有诸多相同、相似之处。

  如今,以华南考古为基点,中国考古学家的视野已经拓展到广大的东南亚以至更辽阔的太平洋岛屿地区。中越和中泰史前时期有什么样的联系?遍布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族人群是否起源于长江下游和中国东南地区,经台湾而扬帆四海?这些重要问题的深入讨论,都需要华南地区考古新资料的支持。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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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促研究 以研究促保护

"中国南方史前考古暨桂林父子岩遗址发掘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文物报记者 李政

  

  父子岩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柱洞、灰坑遗迹。中国南方史前考古暨桂林父子岩遗址发掘学术研讨会组委会供图

  6月22-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桂林雁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南方史前考古暨桂林父子岩遗址发掘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30 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及省市考古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90余人参会。

新发现、新成果促进南方史前考古研究的开展

  

父子岩遗址远景

  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十几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开展和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取得,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逐渐清晰。目前仅广西全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遗址600 余处。

  以甑皮岩遗址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考古工作队与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广西考古所等单位合作开展拉网式考古调查,发现了100 余处史前遗址,重点发掘了大岩和父子岩遗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桂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以广西甑皮岩、大岩、父子岩遗址为代表的桂林史前文化,对于探索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及其与长江流域、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广西文化厅副巡视员、文物局副局长谢日万在致辞中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傅宪国研究员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些学者长期坚持不辞劳苦的开创性科研工作,帮助广西培训了一批史前考古研究人才,带动了一支中青年骨干研究团队,推动了全区的史前文化研究保护工作。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副处长王铮肯定了桂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理念符合国家文物局倡导的大遗址考古工作的要求。发掘方案充分考虑到遗址今后的保护与展示的问题,将其积极纳入到甑皮岩大遗址“一址多点”保护展示体系,以最小面积发掘、最大信息提取、最多遗存保留为基本理念,为遗址今后的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

南方史前考古研究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南方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以及南方史前考古的重要性成为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采取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相结合。十个大会主题报告既有对于南方考古区域性的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具体遗址新材料的分享和区域专题的深入研究。材料丰富、内容精彩、观点新颖、颇具启发性。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韦军对桂林史前文化的构建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大岩、父子岩遗址的发掘收获。

  大岩遗址是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史前洞穴遗址,文化遗存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大量层位关系清楚的、石、骨、蚌器的发现及文化分期的建立,确立了桂林地区史前文化最基本的发展演化序列;父子岩遗址是近年华南地区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是岭南发现面积大、保存完好、地层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面貌清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发掘确认洞穴、岩厦、坡地、台地等多种文化堆积类型并存,遗存面积约10000 平方米,初步判定遗址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填补了桂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从宏观的视角,对华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特殊性及其成因等问题进行阐释。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来看,南方不逊于乃至大于北方。

  因此应充分认识华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在现代人起源、扩散与交流融合、族群的形成,特定区域性人类演化文化发展和对特定环境适应,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多样性、复杂性及区域不平衡性,对东亚-东南亚石器技术与欧亚大陆西部的明显差异做对比研究等方面具有的提供资料和案例的重要性。尤其对陶器起源、竹木器起源、骨角器起源、稻作农业起源等重大考古问题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高星建议,华南旧石器未来的研究应打破学科与时段的壁垒,将史前考古及相关的年代学和环境研究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加强交叉、互动与协作;突破石器研究的局限,拓展研究材料与学术问题,如竹木器-骨角器的寻找和研究,居址、资源与空间利用分析等。

  就石器研究本身而言,打破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壁垒,突破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界限,由对石器的类型、形态与技术研究主轴转向石器功能及其反映的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视角与维度。

  花更大的功夫和气力追踪现代人群起源与扩散、融合的过程,并在陶器起源,农业起源的过程、多样性和动因等问题研究上推动国家级课题的设立和多地区、多学科的协作与攻关,以大项目带动研究的突破、队伍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的报告从“南岭中心带”的独特视角对新石器文化进行考察。他认为,从中国南方的视角来看,西起云贵高原东缘、东至武夷山脉,围绕以南岭为中心的周边,孕育了南方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近年,包括大岩、甑皮岩、玉蟾岩、清塘及仙人洞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提供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南岭中心带”既是陶器的发生地,或许也是水稻的起源地。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不可能催生出真正的稻作农业,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业的出现应该在更北一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即便如此,“南岭中心带”的作用和地位同样不可小视,如果说大岩—仙人洞一类遗存是甑皮岩四期、上山、彭头山、顶狮山诸考古学文化的前身,则意味着新石器时代早期南岭地区不仅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文化浪潮,同时也拉开了围绕“南岭中心带”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直至秦汉长达万年之久的文化变革的序幕,使我们看到了高庙文化复杂纹饰的白陶、汤家岗—大溪文化彩陶向珠江三角洲的传播,以及以湘江流域中上游为通道的赣鄱地区史前文化在石峡遗址的生根开花。

  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化进程中,南岭南北文化整合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相继进入岭南,进而形成独具特色而又大致相似的区域性文化,为后来商周时期百越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以印纹陶为代表的相当于夏商周时期的南方,多次承受了中原文化浪潮的洗礼,加速了其华夏化的进程。当然,这个进程直到秦汉帝国时期才最终完成。

  北京大学教授赵辉点评说,“以往我们多是从中原看中国,在长达万年的文明进程中,南岭一直扮演着连接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轴的作用,南岭中心带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此外,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谢光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广州市考古研究院朱海仁分别介绍了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贵州建安新区牛坡洞遗址、广州增城墨依山遗址的最新发掘成果。

  会议的分组讨论议题涉及的范围广泛,涵盖遗址发掘方法如何细化、贝丘和洞穴遗址的关系、南中国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与变迁、不同区域史前文化时代标准的把握及与中原和长江流域的对应、洞穴遗址的保护和应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多学科研究等等。学者们各抒已见、相互启发,研讨热烈深入。

南方史前考古的研究、重要遗址的保护尚需加大力度

  南方史前考古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的成果多是零星的,仍有不少学术上的缺环和空白。

  陈星灿认为,目前南方部分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仍未建立,区域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仍不清晰,中国南方史前文化与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史前文化关系的研究仍是短板。

  徐光冀先生在大会总结中呼吁多开展课题性的主动发掘,以课题带动研究的深入。“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以“考古中国”为平台,支持实施一系列重大课题,如农业起源与传播、区域文明化进程等,南方各省区应抓住机遇,以重大课题为统领,组织学术力量,加强区域合作,精心策划实施。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实地考察了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大岩、父子岩发掘现场,观摩了遗址出土标本。

  专家们认为,大岩、父子岩的发掘成果,丰富了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内涵。同时,以甑皮岩遗址为中心,以父子岩遗址、大岩遗址这一东一西两个点为支撑,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园多点”的建设思路框架由此显现,并带动对桂林史前遗址的整体保护。充分阐释了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小见大、一园多点、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

  专家们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华南史前考古工作的开展和研究的力度,目前应及时对甑皮岩遗址环境进行监测,加大对甑皮岩、大岩、父子岩遗址的投入和保护力度。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30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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