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瓷器最早发源于晚唐五代时期，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景德镇瓷器进入了中外贸易的货品之中。宋代开始，景德镇瓷器大量的外销到世界各地，遍及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大陆。元代一朝，虽不足百年，却是景德镇瓷器走上世界“瓷都”的开端，“浮梁瓷局”的建立，让景德镇成为了制瓷的中心，受西亚影响颇深的元青花突然成熟，使得景德镇的制瓷业走上了另一个高度。从此，青花瓷就成为了中外陶瓷贸易的主流，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清两代，伴随着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成熟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频繁，景德镇瓷器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出口的数量急剧增加。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景德镇瓷器打开了外销欧洲的大门，源源不断的景德镇瓷器进入欧洲，价值堪比黄金，成为了欧洲富人身份的象征。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由于接受大量的私人定制，在器型与纹饰上都出现了许多域外的文化因素。直至清朝末年，景德镇瓷器在海外依然有着巨大的需求。千百年来，景德镇瓷器传播全世界，对世界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伴随着相互的交流，景德镇瓷器也吸收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化，促进了其自身制瓷业的发展。
元代
元青花直口墩式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藏
元青花梅瓶，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元代与唐代一样，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开放的社会，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青花逐渐成熟的背后正是一副中国与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壮丽图景。蒙古贵族三次征讨西亚，大批西亚人定居国内，其中有些手工艺人分派于元代的手工业机构，从事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生产。这些又一次唤醒了西亚人对蓝彩瓷器的特殊爱好，于是西亚人又源源不断向景德镇定制青花瓷器，元代青花瓷器经过科学工作者的检测，与国内的青花料有极大的差别，所以元青花的钴料当是来自伊斯兰地区，即是文献中所说的“苏麻离青”。
在元青花瓷器中多见体量巨大的碗、盘等，这在其他各朝制品中极为罕见，这些大型碗、盘与中国传统的瓷器不同，更接近中亚、西亚地区的陶制和金属的大碗、盘。除了尺寸，元青花在器物造型上也与西亚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景德镇生产的元代青花瓷器中，有极少的器物是带有底座的，这类器物的原型是十三世纪西亚流行的黄铜盘座。元青花中的梅瓶、大罐、葫芦瓶等器物中有一些器身作八棱状，这种八方形器与我国传统陶瓷的造型相比，线条更为鲜明，给人一种挺拔硬朗的感觉，它与中、西亚金属器多角、棱边的造型更为接近。在元青花的纹饰中也融入了很多伊斯兰元素，受到穆斯林传统审美观的影响。最新的考古调查发现，在景德镇早期的元青花瓷器上出现波斯文，说明了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生产受到波斯的影响。典型元青花瓷器的纹饰主要有人物、动物、植物及几何纹饰，人物装饰可能受到十二至十三世纪波斯彩绘陶器盛行用人物形象装饰的影响；植物纹饰装饰受到阿拉伯式花纹的强烈影响；几何形纹饰主要受到了印度和希腊的影响。在纹饰的布局方面，典型元青花的装饰以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特点，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意味的风格。
另一方面，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明代
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永乐瓷器
马来西亚“万历号”沉船上的外销克拉克瓷器
明代郑和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瓷器在这期间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郑和不仅给世界各国带去了精美的瓷器，同时网罗回各国宝物。对于瓷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苏麻离青料的批量引进，从而使青花瓷器在永、宣时期出现了独特的风格。
公元1405年开始，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景德镇青花瓷、浙江青瓷、福建白瓷，扬名海外，并由东非传及欧洲，使中国瓷器名声大振，海外需求大量增加。不但海外商船相继到景德镇、杭州贩运瓷器绸缎等商品，而且明代国内不少大商人如李锦、潘秀、郭震等，大量装载瓷器等物出海销售，满足海外需求。当时巨商郑龙芝兄弟，拥有商船百艘，海员千余人，常到景德镇采购青花瓷、茶叶，去浙江采购绸缎，然后派遣海船运到东南亚、阿拉伯、东非各地销售，深受欢迎。
日本著名陶瓷考古学家三上次男率学者在东南亚、非洲考察了中国古代陶瓷输出亚非各国的大量碎片，著有《陶瓷之路》一书，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陶瓷之路，也是古代景德镇陶瓷的国际贸易之路。聪明智慧的景德镇制瓷工匠，从交换宝物之中汲取外来文化做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营养，明代早期的青花传世品中不乏看到这种文化交流的结晶，可以看到一些具有西亚地区特色的造型器物，有的造型或纹饰与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家器物一样，有的在造型或纹饰上稍加改变，这些瓷器今天已被视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研究中国与西亚地区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家人民友好往来与贸易交往等问题不可缺少的实物依据。
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从东方带回的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以及神秘的东方文化，极大的触发了西方人的好奇心。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引发的对传统的怀疑和批判，反过来更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敬仰和崇拜。欧洲上层社会很快就以穿中国绸，喝中国茶，用中国瓷，谈中国事为荣。
由于数量稀少和制作精美，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市场上比黄金还贵。在这一丰厚利润的驱使下，明代正德年间，葡萄牙商人开启了与中国的陶瓷贸易大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由于中国瓷器在欧洲受到普遍欢迎，成为权势财富的象征，因而，欧洲商人大量高价收购景德镇优质瓷器，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民窑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由于接受国外商人的单独定制，更是对景德镇瓷器的纹饰、器型甚至制瓷工艺产生巨大的影响。“克拉克瓷器”就是一个典型，克拉克瓷器就是当时景德镇外销到欧洲的最大宗的瓷器，它包括了盘、碗、瓶、军持等，以盘最多且最具典型性。这种“克拉克”类型的瓷器就是深受欧洲装饰纹饰的影响，完全迎合了欧洲人的审美需求。
清代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
清康熙·青花双口油醋调味瓶
清康熙·紫红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
清代一朝，景德镇的瓷器外销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随之而来的是中西方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生产迅速恢复。康、雍、乾太平盛世，社会殷富，内外销市场空前繁荣，景德镇瓷器外销的第二次高峰迎面走来。此时英、法、荷兰、丹麦、瑞典诸国先后在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欧洲客商除直接选购中国式样瓷器外，还大量地定制适合欧洲文化习俗的产品。这些产品以克拉克瓷最为常见。此外，欧洲王公贵族还订制了一种印有家族徽章，以彰显其身份地位的纹章瓷，数量虽少，但极精致，对成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欧洲式样的餐具，据1635年荷兰驻台湾总监向阿姆斯特丹公司汇报订购中国瓷器的报告称，交给中国商人大盘、大碗、冷饮器、大罐、大杯、盐盆、小杯、荠茉瓶、宽边扁盘、带水罐面盆等木制样品。欧洲式样既有大件器，又有小件器，有的型制奇巧，均要求制作精致，这都大大推动了中国民窑成型工艺技术的发展。
清代对景德镇陶瓷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珐琅彩瓷器。康熙皇帝十分注意吸收西方文化的养料，特别对传教士们从欧洲带回来的铜胎珐琅器情有独钟。他别出心裁命令试烧瓷胎珐琅，并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门下设立“珐琅作”，调集了一批宫廷画家和民间名匠，所有彩料全部西方进口。瓷胎珐琅，我们多称为珐琅彩瓷器，多是从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精细白瓷胎，器内施白釉，器外壁涩胎而填珐琅彩。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4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