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债务分类中，如果按照债务规模和风险大小排序，分别是企业债务、政府债务、个人债务。其中，政府债务被认为是没有短期迫切风险，但债务规模仍在不断增大。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截至2013年6月底的政府债务，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66504.56亿元。其中，中央政府上述三项债务分别为98129.48亿元、2600.72亿元和23110.84亿元；地方政府上述三项债务分别为108859.17亿元、26655.77亿元和43393.72亿元。其中，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分别为17780.84亿元、48434.61亿元、39573.60亿元和3070.12亿元。
此后，虽然中央开始大力压缩政府债务，但实际债务仍在继续增长。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4%。加上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即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按照2013年6月审计署匡算的平均代偿率20%估算，2015年全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上升到41.5%左右。
乐观地来看，上述债务水平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水平——如日本超过200%、美国超过120%、法国120%左右、德国80%左右、巴西100%左右。从债务率来看，总体上，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政府债务仍有一定的举债空间。
对于政府来说，债务规模和举债空间只是政府运作的一个方面，反映了政府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政府运行还有切切实实的另一个方面——需要不断满足规模庞大的财政支出。就像一辆汽车要开动，就必须不断加油一样。而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恰恰是在加油的环节出了问题——政府财政增收越来越困难，不仅仅是财政增收放缓，财政减收的阴影正在不断扩散。对地方政府来说，财政减收往往来自三大原因：产业不景气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房地产业不景气造成的土地出让金减少，以及反腐廉政带来的各种非税收入减少。
从官方数据来看，国内政府财政收支的增速缺口在拉大。2016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85514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7164亿元，同比增长3.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350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165亿元，同比增长15.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2970亿元，同比增长7.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6195亿元，同比增长16.6%。从政府财政收支数据，可以看到两个“剪刀差”在加大，一是全国总体财政收入与支出增速差距在加大，二是中央与地方支出增速差距在加大。
实际情况比统计数据更加糟糕。据安邦智库（ANBOUND）在多个地方调研所了解，地方实际财政状况普遍恶化，在产业发展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双重打击下，许多经济还不错的城市在2015年的财政收入就已出现了负增长，为了让数据好看，大多会在统计口径上做文章，如“剔除房地产收入之后的地方财政收入维持了增长”。市场性减收、政策性减收（包括各种“反腐性减收”）相互叠加，让地方财政收入显著减少，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下去。与此同时，各种近乎刚性的支出则保持了顽强的增长。省、市、县、镇各级地方官员都向安邦智库研究人员反映，当前地方财政遇到了空间的挑战，“以前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回旋余地，现在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安邦智库研究简报曾报道过“西部十强县”陕西省府谷的例子，这个昔日的明星县在2016年1-5月的地方财政收入3.47亿元，但同期仅工资支出就需要5.75亿元，仅此一项就消耗光了收入。按照“三保”财政支出最低限度要求，前5个月府谷县资金缺口5.48亿元。为“保工资”，财政不得不“挪用”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专款资金7433万元，同时挪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5.2亿元。此外，该县财政出借资金9亿多元目前难以收回，全县债务余额高达81.9亿元。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也不乐观，我们在长三角地区某工业大镇了解到，该镇的债务余额高达100亿元，每年的财政收入除了吃饭，剩下的钱只够还银行利息。当地官员感叹，“现在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方政府都是在为银行打工”。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需要警惕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正在迅速恶化，再加上债务负担有增无减，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拿时间换空间”的债务置换措施，但在地方支出刚性压力之下，部门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的风险在迅速加剧，不排除少数地方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多重风险同时爆发的可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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