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北方世贸轻纺城正前方，向北望去，一块“好运来”商铺广告牌映入眼帘，然而此刻 “好运来”三个字，似乎显得与周围景象格格不入。
一块“好运来”商铺广告牌
“现在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老刘点燃一根烟，吐了口气，歪在了椅子上。
“我来北方世贸差不多十年了，2007年开业，那时候大红门的名气大得很，”老刘感慨道：“能在这边租个店铺不容易！主要是这边生意好，租金什么的都不是问题。不管怎么说北方世贸也是北京最大的面料批发市场，来的顾客多。”
坐在我对面的老刘是浙江人，十多年前赶上大红门蓬勃发展的档口，老刘便在北方世贸开了间面料商铺。当时大红门整个服装及周边产业正处于上升期，不久店铺生意就步入正轨。老刘店铺里的面料，主要以印花、提花为主，但现在货架上一半部分却被空着。那些地方原本是用来挂夏季面料的，但这些面料已经停产了，所以这里就一直空着。
“现在是能干一天是一天，大家也不知道搬到哪里。不知道沧州、石家庄、永清等这些地方哪里好。我们这群人就这样被打散了，也许以后都不会再有像“大红门”这么大的聚集地了。”
在北方世贸，像老刘这样来自浙江的人不在少数。实际上在整个大红门服装市场名扬全国之前，就被称为“浙江村”。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温州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北京淘金。当时丰台区还不在北京市中心之列，是乡村和城市的结合体。这些温州人大多怀里仅揣着在农村攒下来的一千多块钱，便在房租便宜的丰台区聚集。
已经在大红门打拼30多年的福建人老杨便是 “浙江村”发展演变的见证者。
“1985年刚到北京时，大红门还到处都是荒草地。”老杨回忆道。“当时，有一些温州商人背着缝纫机过来，在村里租房子，边生产边销售。”当时浙江人主要是露天摆摊，也有一些人租百货商店的柜台。
据在丰台区地方志里记载着，"1988年，长辛店百货商店将小百货5个柜台出租给浙江省永康县的个体户，每个柜台月租金200元。1990年，区百货公司的9个百货商场，出租柜台92个，每个柜台月租金200元左右。"
大红门第一批时尚女性
在此讨生活的浙江人头脑灵活、吃苦耐劳，逐渐形成了一个服装生产、制造和批发的基地。与此同时庞大的流动人口以及基础设施的缺乏也给当地的治安以及卫生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特别是夏天，路边不仅堆满了垃圾，厕所里小便也会流出来。要是碰到下雨天，污水甚至可以淹到脚脖。”
除了老杨口中的卫生环境，当时大红门地区的治安问题也不容乐观。黄赌毒等现象大量滋生，盗窃、抢劫、杀人等案件频发，刑事案件发案率位全市之首。中央政府1995年开始对“浙江村”进行清理整顿。但那时缺乏正确的疏导措施，只是对流动人口采取围追堵截、驱逐打压的手段进行管理，大批的外来人口被清理出去。
“我记得当时陈重才为我们这些合法的商店争取了不少的权益。”说起陈重才，老杨不禁激动起来，语调也升了几度。“多亏了他，政府才决定在大红门为我们建立一个专门的市场，即大红门服装城，之后又建了露天早市，陆陆续续，到后来像众人众这些面料城、鞋城等也建起来了。”
大红门服装及周边产业蒸蒸日上，这个天安门南的批发商圈有了寸铺寸金的意味。经过近30年的发展，大红门一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服饰纺织品批发集散地，2008年年贸易额占北京同类市场的50% 以上。到了2014年，大红门已经有45家大型区域性批发市场，年营业额超过500亿元。
现如今“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很多人都挺不下去了。”老杨叹了口气，道出了近几年商铺经营遇到的问题。
从事服装生意多年的陈先生也说道：“现在生意模式也不一样了。有些商家选择服务低收入的人群，有些商家选择服务高收入的人群，而另一些商家因为同质化竞争日趋严重，于是尝试走品牌化道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培育自己的品牌影响力。旧有的经营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了。”
除了成本以及经营模式的困境，大红门地区的其他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交通极度拥挤，浪费了大量能源；治安水平依旧较差；消防隐患；交易手段落后；不适应80后，90后等新兴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服装、面料批发等低端的业态已经不适于北京的发展要求，大红门地区的疏解也成为了必然。
于是早在大红门疏解之前，丰台区政府就在2006年制定了《CBC总体发展规划》，为大红门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确定了将大红门打造为时装之都核心区的目标。截至今年的6月底，大红门地区涉及关停腾退或转型升级的45家市场，已完成37家市场的疏解。预计到11月底，大红门剩余的市场将全部疏解完成。
伴随着大红门疏解工作的接近尾声，迁移商户又会经历何种境遇？北京能否成为世界第六个时装之都，一切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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