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共外交以其“影响舆论和民心”的独特优势，在各国外交事务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艺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常常会被有意识地作为一种公共外交的方式与他国进行沟通，尤其是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冰点或瓶颈时期时，音乐的运用尤为突出。虽然音乐是国际社会中非常活跃的文化因素，但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音乐与公共外交关系的却极少。
2017年6月，曾琳智老师在复旦大学中美关系史讨论课上，介绍冷战时期的美国爵士音乐
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认为音乐是“一种能征服人心和思想的‘秘密武器’”，是穿越边界、创建理解和认同，推动全球化的一部分。他们主要从文化、政治和国际公关角度探讨了音乐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音乐可以建构文化认同与权力，亦可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服务。音乐无法估量又无法忽略的双重性和跨学科难度使得研究者的探讨往往进退维谷。一方面，究竟有多少人心能被音乐所俘虏，哪些因素最终能影响国际关系确实难以估量（无法估量并不代表不重要）；而另一方面，又正因为音乐的不可估量性，如同海下的冰山一般，反而使这个议题更值得被关注，更具有启发意义。
冷战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一场“观念之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谋求全球的领导和统治地位开展的一场“争夺思想和心灵”的战役。冷战期间，苏联利用自己的文化宣传机器，攻击美国是一个极度物质主义的国家，是文化上的野蛮人（cultural barbarians）。对于苏联在非苏世界的“洗脑”（brainwash）运动，美国政府非常警惕，迅速作出反击：“我们很有必要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来显示我们自由制度之下的产品和文化价值观所具有的优越性。”随后督促国会设立“总统国际事务紧急基金”（President’s Emergency Fund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中很大一部分交由国务院和新闻署（US Information Agency）使用，其任务就是通过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展示美国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和文化。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发送第一批冷战音乐武器到达苏联、东欧、中东等国家时，其私人信件中便表达了其战略目的，即把音乐作为一种心理工具，希望改变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浮夸、沙文主义并热衷强权政治的固有印象。派出何种风格和哪个乐团一直是由美国国家戏剧研究院音乐顾问小组ANTA（AmericanNational Theatre and Academy Music Advisory Panel）负责筛选。由于顾问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古典音乐的拥趸，他们认为古典音乐才能代表一个国家音乐文化的最高艺术水准，而爵士乐不过是下里巴人音乐。所以古典音乐从1954年到1963年十年间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位置,爵士乐则位居第二，即使比例最高的一年（1959年）也不过只是接近1/3。
这意味着尽管专业音乐人士认为派出爵士乐可能无法展现美国的高雅文化，但出于政治的考量，一方面国内政治种族矛盾激烈，美国政府需要平息国内矛盾转移注意力，另一方面美国存在的种族问题一直是苏联攻击美国的话柄。许多欧洲人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实现它将给这个世界带来民主的承诺，主要由黑人组成的爵士乐团不得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作为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life）的代表出访，以平息国际舆论和国内矛盾。
曾琳智老师为复旦学子现场演奏其谱写的歌词“Waiting for you”
其实早在1947年3月，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的一份报告便透露了“让美国顶级黑人歌唱家到德国举行音乐会”的计划，“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或多萝西·梅诺（Dorothy Maynor）在德国听众面前亮相具有重大意义，派出美国黑人艺术家成为美国冷战斗士们的紧急首要任务。”
黑人作为美国代表出访不仅可以传达美国平等民主的政治观念，粉碎国际舆论谣言，还能舒缓国内纷争，这无疑是美国公共外交史上最具有创建性的举措之一。不仅如此，爵士乐的音乐特质和音乐理念也非常符合美国政府想传达的“自由平等”观念。爵士乐因缘于草根更亲民，无论精英或大众，无论其是否具备音乐素养，都能感受它的魅力，享受它的自由。而爵士乐最令人着迷的特性就在于它不失章法的即兴演奏，是规则和自由之间最完美的结合，每个成员既要配合又要独奏——非常像一个民主政体。这也是为什么爵士乐成为了美国公共外交中的“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在不知不觉中将隐藏在音符木马中的“自由民主”观念和美国文化传递给了世界。
从爵士之旅出访的地区和选择的目标公众来看，乐团被派往的国家主要有苏联、东欧、中东（以色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及非洲国家；而针对的目标公众除了精英，更多的是年轻人和普通公众。美国为什么要派爵士乐团前往冷战中的最热点地区？为什么要选择普通公众和年轻人作为核心目标公众？这些目标公众是否更容易或者更紧要地能与美国文化建立认同？在斯大林时代，铁幕几乎不可穿越，苏联人民对于西方信息的了解非常闭塞。
美国政府认为音乐可能是撬开苏联人民封闭之窗的一种最安全的工具，只要音乐能渗入，就能在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加上一个“楔子”，从而削弱莫斯科对其人民的控制。最初，爵士乐在苏联是被禁止传播的，一些爵士音乐家甚至被逮捕送进劳动营。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的执政加强了与西方的交流，爵士之旅得以成行。但爵士乐仍被认为是腐朽的、迷乱的精神鸦片__其胃里充塞了反苏的物质 。然而，“要禁止音乐或谈论爵士这个词，只是表面上的成功，从新兴黑市到波罗的海，人们还是能购买、聆听或亲历现场演奏。”甚至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当美苏两国关系面临剑拔弩张的状态时，爵士音乐家本尼·古德曼（BennyGoodman）仍获准在苏联6 个城市进行了30 场演出。
苏联对爵士乐的接受可以说是冷战中出乎意料的一件事，这也印证了威利斯·康诺弗（Willis Conover）的预言：“爵士乐是一扇对哪里都开放的门，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难以关上。”
音乐外交是继马歇尔计划之后美国部署的又一心理战术。马歇尔计划主要针对的国家是西欧各国，希望通过帮助其经济重建，使之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它不仅推动了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巩固了北大西洋同盟，也使得西欧共产主义势力迅速衰弱。如果对东欧再进行观念渗透，则有助于东欧国家偏向西方阵营，或至少可以在东欧与苏联之间插上一个“楔子”。而中东与苏联有陆地接壤地区，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前沿阵地，也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地缘政治地区。
中东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追求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意识增强，如果能使这些国家的民众对美国文化产生认同，加入西方阵营，则可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一个弧形的包围圈。但中东宗教文化和历史传统与美国大相径庭，进行经济、军事方面的渗透仍捉襟见肘。穆斯林国家对美国政府充满戒备，对美国音乐却持欢迎态度。吉莱斯皮在巴格达的演出，甚至是最反美的报纸也给予美国表演积极的报道，于是，美国大胆选择了其军械库里最能打动人的“文化武器”——音乐来征服对方。
在上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随着非洲独立运动日渐高涨，越来越多的黑人国家建立起来，美国政府为争取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支持，便更多地派出黑人爵士乐团出访。美国国务院考虑“不只是最优秀的艺术家，也要派最合适的艺术家出访”。面对苏联大力的文化进攻，美国官员认为新的文化项目应该针对那些更具“战略性的公众”，即那些“在自由世界里态度不明、摇摆不定、头脑不清、漠不关心、怀疑不信的人” 。乐团首先选择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为一些重要的人物进行表演。
参与“冷战时期的美国爵士乐外交”讨论的复旦师生合影。前排右三为美国弗罗里达大学的肖樱教授，右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教授，右一为曾琳智教授
比如高职衔的政治家、军人、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外交官员等。像黎巴嫩和科威特高官都参加了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的音乐会，吉莱斯皮本人也曾表示能为伊朗国王演出深感荣幸。而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戴夫·布鲁贝克（Dave Brubeck）曾为一些杰出人士、高官和军队领导表演。这些社会上层的精英人物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话语权，倘若他们能拥抱美国的自由观念，则势必对国家政治决策和公众舆论引导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爵士音乐家坚持表演不仅仅只是为精英，同时也要为人民。当艾灵顿公爵（Duck Ellington）在莫斯科表演要求在演唱会外的观众进入内场观看时，他也同时把平等的观念传达给了苏联人民。
年轻人和学生是音乐外交的核心目标公众，一方面年轻人喜爱音乐，愿意接受新鲜的东西，同时未建立固执的价值观，且其思想将影响国家未来的走向，有利于美国民主观念输出的长远性；另一方面，因为年轻人充满反叛，说教式的宣传对其只能适得其反，而爵士乐、摇滚乐等反权威性却能让他们在音乐中进行宣泄，获得共鸣。苏联就非常憎恨西方音乐，因为它所传递的叛逆信息挫败了他们利用官方宣传向年轻一代灌输思想所做的努力。
在土耳其，很多嬉皮士和边缘人物（long-hair）认为吉莱斯皮就是他们的人，一些学生在听过吉莱斯皮的演唱会之后真心拥护美国现代爵士音乐，也开始接纳美国的文化。在伊朗，布鲁贝克以其突破常规、充满活力的音乐风格征服了年轻一代。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希尔（RobertHill）认为表演的成功显示了“无论是哪个国家，对年轻人来说，爵士乐都代表着自由、生命力和新的表达方式。”
（ 曾林智，现为上海金融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业余从事音乐创作。其代表音乐作品《刻舟求爱》和原创音乐专辑《最美的年华》。编辑 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