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良
安徽蚌埠人。赣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师，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会员。主要学术旨趣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战略与地区安全。
摘要：印度独立之初，不结盟的身份定位广为人知。后冷战时期，印度逐渐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摇摆国家，不结盟的政策宣示及外交文本已失去了往日的热度。在发展与多个大国战略关系的同时，印度逐渐寻求适应冷战后特征的身份建构。本文试图探究印度国家身份的构建与其外交政策的转变之间的联系，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对印度的身份建构以及印度外交实践做出自己的解读。
关键词：印度 摇摆国家 身份建构 外交
印度独立后以不结盟作为其外交战略的指导原则，其政策选择也立足于冷战时期两极对峙和争夺的背景。尽管独立之初印度整体实力不强，但通过不结盟身份建构，印度强化了独立后的荣誉、自尊，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逐渐上升。冷战后时期，随着多强凸显的战略格局渐趋成型以及印度国内经济改革带来的实力增强，印度的信心及大国渴望愈益强烈，外交战略上趋向于发展与大国的战略关系。印度传统的不结盟外交可资利用的空间变小，印度与多个大国的密切关系也突破了不结盟的藩篱。在此背景下，印度外交更多地强调和凸显其“摇摆国家”的身份定位，并以战略自主的思维和文本对其外交战略进行包装。
冷战后印度外交身份的建构
两极格局的终结对印度不结盟外交理念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不结盟政策的内在含义本就在于利用集团政治对抗的情势，保持印度外交的独立性，塑造有利于印度按其风格与利益行事的政治空间。阎学通在论及不结盟运动时说，不结盟策略是以两极格局为前提的，单极格局下是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美国单超独霸的单极格局形成后，不结盟运动就销声匿迹了。虽然阎学通的论述主要针对这一国际运动来说，但的确概括了不结盟策略运作的条件，对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印度来说，同样适用。事实上，对于冷战后印度会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颇有争论。一种是认为印度会继续奉行不结盟的政策原则，毕竟这是尼赫鲁缔造的并一直处于外交政策的核心。一种则认为影响因素的改变造成不结盟政策迟早会发生变化，在冷战高峰期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尤其在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改革带来的国力与影响力的增强，按照印度践行不结盟运动的内在逻辑：在国力贫弱时倡导和参与不结盟是达成政策目标的有力工具，则国力强盛、影响力日增时对运动的参与就失去了吸引力。
与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外交不同，印度开始强调并实行全方位外交。随着经济的私营化改革和政治结构的重组，通过实施全方位外交，借助金砖国家俱乐部和二十国集团（G20）的平台，在国际社会协调立场、设置议题，印度逐渐把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更大层面上地缘政治影响力。认识到印度崛起的可能性及其给全球权力均衡带来的影响，主要大国与印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双方互动的频度渐趋增强。21世纪以来，印度与日本建立起了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领域的对话逐渐机制化，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尤以两国在核能、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最为瞩目；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边界问题上，两国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管控机制。双边贸易上升势头迅猛，在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及立场协调愈益增多；与美国关系的定位也从天然盟友、关键全球伙伴演化成最终的全球伙伴关系。
与现实外交推行相伴的是，印度对冷战后外交身份定位的孜孜以求。国际关系的现实演进中，国家不仅会关注体系中的物质力量，即权力的分配及对比状态，也对观念、尊严、身份等要素极为重视，因只有物质力量与观念相互作用，才足以推动体系及社会进程的发展，产生它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比如在期待国际承认的过程中，国家会追求两种形式的承认：薄的承认（thin recognition）与厚的承认(thick recognition)。前者指对国家具有的一般意义上基本权利的承认。后者则是在前者基础上，行为体的特殊权利要求，如国家对大国地位、威望的追求以及对某种特殊身份的捍卫。因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价值、理念等观念形态的因袭，对于身份的要求在印度的外交理念和政策推行中表现的较为明显，在立国之初确立不结盟倡导者和践行者的外交身份，而在冷战后时期，则专注于大国诉求，并在此过程中把握和构建适应冷战后现实的身份特征。
（一）有关印度外交原则、身份建构的争论
冷战后与各大国关系日趋紧密的同时，在印度的外交及战略圈中，“战略自主”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对战略自主观念的强调与印度密集发展大国关系如影随形，而在印度的认知中战略自主脱胎于不结盟的思想理念，并需要有新的语汇反映和概括印度的外交政策。在论及《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的外交和战略政策》时，印度战略家承认自上世纪中期，世界已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印度独立后战略自主的目标已反映在其不结盟一词中，同时坚信战略自主的价值仍然是今天印度全球参与政策的核心。在强调战略自主的继承性基础上，学者们也认为不结盟的语汇在过去很好地维护了印度外交，而今需要一个新的语汇与演化中的多极世界同步。他们认为多重结盟（multi-alignment）可能是一个更适合印度目标的语汇。
塔鲁尔（Shashi Tharoor）首先提出多重结盟一词，意为在不同结构下保持和一系列国家的紧密关系，有些是重叠的有些则不是，印度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目标。比如印度可以作为七十七国集团的关键成员，也是G20的组成部分，是南南合作机制的一员，也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以不同的方式维护印度的利益需求。亚伯拉罕（Katherine Abraham）则认为面临多极化的世界，印度需要以多重结盟的原则来取代不结盟，以取得排他性和兼容性的经济增长。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压力，这促使国家也会和其对手发展密切的关系。印度理应发展与同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保持自身的特性，印度需要建立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基础上的世界。而批评的声音则贬斥多重结盟的观念不过是耳边风，它和印度实际实行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明显不同，而只是抛弃了对不结盟的沉迷，采用新的形式包装印度的外交，其中放弃了具有说服力的原则而转向利益的算计。也有学者认为，印度外交已然偏离了不结盟轨道，而转向过分乐观的多重结盟政策。其中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视降低了不结盟的分量，偏向于长久讨论的另一个模糊的目标——战略自主。实质上，无论是借用多重结盟的概念，还是从战略伙伴关系的角度审视印度外交，都仍然难以避开对不结盟是否仍然适用的探讨。
在印度面向新世纪的外交与战略设计中，指出新的环境格局下，印度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可以选择发展与特殊大国的紧密关系，同时坚持不结盟政策的核心目标——战略自主。战略自主是印度独立以来的确定性价值和外交政策的持续目标，印度不能以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及目标定义其国家利益或应对国际政治的方法，只能以保持最大限度的战略自主来完成自己的发展目标。该战略设计既以不结盟冠名，其中又包含着对传统不结盟政策的背离，引起众多批评的声音。
（二）摇摆国家（Swing State）的身份建构
在印度有关外交政策及自身定位的讨论中，摇摆国家（Swing State）的概念也出现在更多学者的视野中。摇摆国家的战略选择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印度经济增长带来的国力自信，二是大国竞相争取和发展与印度的战略联系。印度可以选择摇摆国家的身份角色，依据其传统行事方法从战略天平的两端获益。具体体现为：印度可以获得美国的高科技军品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从俄罗斯获取军事平台，在全球贸易、气候变化的论坛上与中国共同行动。而对于何为摇摆国家，说法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摇摆国家意味着发展紧密的两国关系的同时，避免对双边关系做过多的承诺，从而成为维持权力均衡的关键力量。在美国一些学者看来，摇摆国家指的是国家的政治定位模糊从而带来远远超出其人口及经济产出更大的影响，这样的国家将会给美国带来较高的收益回报。美国之所以看重这些国家，是因其经济体量及增长力，在地区或地区间占有中心位置，拥有民主的政治体制，在地区、全球舞台越来越活跃，虽寻求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但不会废弃有利于自由与繁荣的全球机制、规则和相互交织的关系。印度作为一个典型的摇摆国家，在贸易、金融、海上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人权等多个领域，与美国的政策相融合，体现出了对全球秩序的支持。从学者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摇摆国家的身份意指发展与多个大国的伙伴关系，避免在大国对抗中做出选择，从而发挥对全球力量均衡的影响作用，以最大程度争取自身的利益空间。
在印度缘何成为一个摇摆国家以及该身份赋予印度的价值及收益上，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指出，虽然印度的经济发展以及对地区均衡产生的影响吸引了大国的关注，但印度的大国诉求超越其事实上的能力，印度仍然是大国中实力最弱的。印度可以成为一个潜在的摇摆国家以定义体系中的力量平衡，分享其中的收益。同时，这也说明印度无法改变和重塑大国间的力量均衡。因而，印度对中国崛起引发的中美关系模式异常警觉，注重维持与美国的持久伙伴关系。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印度已从其古代智慧得到教益：聪明的摇摆国家具有利用相互竞争的强国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摇摆国家，印度已成为全球权力均衡的关键。这些讨论与美国对印度摇摆国家身份的认知相契合。在美国讨论的四个摇摆国家中，印度与美国在关键领域的利益协调最为关键，摇摆国家的身份特征最为典型。美国学者认为印度对海域自由航行权利的支持，实质形成了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遵守国际法问题的压力；印度虽未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但已尽力协调其政策和做法使其与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相对接，并寻求成为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成员；印度还是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十个创始会员之一，也是联合国民主基金的共同创始人和主要贡献者，为政治转型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财政资源，印度政策越来越体现出对全球秩序主要基石的支持。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南亚研究》201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