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宗教、思想

　　魏晋经学衰微，玄风大振。但是此时在中央政府的各种制度中依然可以找到经学的依据。礼制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真实的历史面相究竟怎么样?此前关注的人并不太多。近年阎步克发表多篇文章，对这一时期的冠冕服章进行研究。他的《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渊源》(《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指 出，中古时期出现了古礼复兴运动，其时王朝祭服深受《周礼》六冕古礼影响，为此而卷入了经学纠葛；南北朝各政权的祭服安排，还经常考虑文化竞争的需要。该 文用“特色寻求”和“新政心态”来解释北魏北齐的冕制创新，进而指出隋唐冕制上承北周，不采北魏北齐，这对“隋唐制度不采北周”的看法是一条新的反证。他 的《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的兴衰变迁》(《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第2期)指 出，《周礼》记载的六冕制度，其等级安排具有君臣通用的特点，其结构是“多列式”的。汉明帝复古用冕制，但所采用的是“单列式”结构。南北朝都利用《周 礼》进行冕服复古，以争取文化号召力。北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列式”冕服等级体制。他的《分等分类体制中的汉、唐冠服制度变迁》(《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指出，所谓中国古代“冠服体制”的变迁，主要是指其分等分类样式及其在中国古代的变化，根据研究需要可以将其设定为“自然分类”、“职事分类”、“场合分等”、“级别分等”等 标准，并以此为工具来分析历朝冠服及服饰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样式以及冠服体制的表述形式。他认为周朝冠服体制的特点，主要是“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的 结合。汉代冠服体制的特点，是“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相对突出；其时冠服的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世，其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世。魏晋以后，冠服体制的重心 日益向“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偏转，服饰元素的等级规划日趋繁密。发展趋势是，越是到历史后期，冠服分等的功能越强。

　　梁满仓则对军礼和五礼的制度化及皇家的宗庙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梁氏《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礼仪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五礼成为国家的礼仪制度就始于魏晋之际。汉末三国是五礼体系的孕育期，魏晋之际到萧梁前(北朝至北魏末)是五礼体系的发育期，萧梁至隋是五礼体系的基本成熟期。师古与适用是此时期人们制定礼规的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实践。重根本、尚往来的思想，既是对秦汉时期礼的继承，同时又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内容及特点。他的《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提 出，军礼鼓吹指军事将领的仪仗乐队及其演奏的乐曲，它与军事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鼓吹。作为军礼制度的内容之一，它的形成发展及成熟 与五礼制度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它丰富了军礼制度的内容，激励将士们杀敌立功，表彰他们恪尽职守、忠于朝廷，调动了军事将领的积极性。他的《魏晋南北朝军法 实践及其礼制归属》(《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法和军礼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军法是军礼内容的一部分。他的《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考述了曹魏皇家宗庙制度经历五庙到七庙的过程，认为两晋宗庙制度呈现出比曹魏更加成熟完善的特点。南朝皇家宗庙制度具有七庙制受到高度重视、维系皇帝大 宗、确立太祖独尊地位等三大特点。北魏前期宗庙制度的祭祀祈福色彩要远远大于礼仪制度色彩，孝文帝的太和改制，是北魏前期宗庙制度向五礼制度下的宗庙制度 转变的关键。

　　明堂制度在儒家的礼制中享有崇高地位。王银田的《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l期)认为，在礼制性建筑中，明堂、辟雍、灵台在历代都城中的位置都十分重要。在与长安、洛阳另三处明堂遗址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平城明堂的显著特点，从中也可看到孝文帝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其他学者的礼制研究著作还有谢宝富的《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韩国河的《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书吉的《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魏晋南北朝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分别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深入研究。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的《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等多方面成果，是近年来六朝文化史研究方面内容较为全面的著作，可谓后出转精。在此书之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罗宏曾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熊铁基的《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曹文柱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等。罗书的长处是资料搜集充分，同时广泛吸引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万书突出作者的研究心得，而不在意全书的结构是否完整。熊书气势磅礴，但时间跨度大，篇幅小，容量有限。曹书60万字，l3章，由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组成。其总论涉及“社会与文化”、“文化特征”、“文化论争与交流”等内容，分论则设有哲学、宗教、教育、伦理、史学、文学、艺术、科技、风尚等专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正在进行着中国化的历程，道教在此时也才大体完成经教体系的构建。总体论述此时期宗教状况的有许抗生的《六朝宗教》(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

　　道教研究的主要著作有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葛兆光的《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届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王家祐的《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版)、汤一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姜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纯五的《天师道二十四治考》(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承文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版)、刘屹的《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王承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教体系的构建、灵宝经的地位以及道教“三洞”思想的形成等基本问题。刘书则揭示了早期道教历史上“对天的礼敬”和“对道的崇拜”这两个信仰基础和核心的并存与递进。

　　佛教研究的成果亦非常丰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前两卷和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系统著作。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对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等重要的佛教人物均有专论。类似的论文有傅云龙的《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略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佛教的中国化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赖永海的《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指出，这一进程实际上在东汉即已开始了，佛教借助汉魏时期的“神不灭”论即是明证。此外还有王琐的《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方立天的《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则从内容、渊源、地位、作用和性质等方面，比较了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复杂关系。近年较具功力的著作当属刘亚丁的《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巴蜀书社2006年版)和圣凯的哎摄论学派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圣凯书详细勾勒出摄论学派传人中国后在中国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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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2013-5-6格致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