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人 | 詹欣：中美恢复邦交时期的中国核军备控制政策

　　编者按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詹欣教授在《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2017年第2期正式发表题为“Prelude to the Transformation: China’s Nuclear Arms Control Policy during the U.S.-China Rapprochement, 1969–1976”一文。

　　Diplomatic History是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会刊，也是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

　　本会得到授权转载此文，以英文原文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为方便阅读，已将本文的主要观点摘录在前。中文标题为编者根据原题所译，仅供参考。

本期封面

　　作者介绍

　　詹欣，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冷战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负责人，“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冷战国际史、国际安全与核扩散、中美关系的教学与研究。在Diplomatic History，《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战线》、《冷战国际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东北师大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著有《冷战与美国核战略》和《从有限遏制到全面遏制：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研究》。

　　詹欣教授

　　主要观点

　　詹欣教授利用中美最新解密文献探讨1970年代中国核军控政策的演进及其特点。他指出：

　　中国早期的核军控政策主要是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反美色彩要浓于反苏。但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在核军控领域，中国在坚持原有立场的基础上，主要揭露苏联的“假裁军，真扩军”，对苏联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裁军建议予以反驳与揭露。与此同时，随着中美两国的接触，美国在中国核军控政策中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中国既要联合美国制衡苏联，在核军控问题上与美国保持某种默契，又要对美苏缓和保持着十足的警惕，因此中国对美苏之间签署的所有军控协议都提出质疑甚至批判，也对美国提出中美核军控对话持有怀疑和警惕的态度。

　　尽管随着中美接触，中国的核军控政策逐步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但是客观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核军控政策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中国仍然对以美苏为主构建的国际核军控机制持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