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
今春不能重访母校，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纪念资深学人会议，并作一公开学术演讲，实在是一大憾事。谨托李伯重主任代我宣读简短的感言并代致祝词。
我虽然1934年(也就是国学研究院停办五年后)才考进清华，极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自修西洋史准备庚款留学考试，但有幸三年级时得缘与吴雨僧(宓)师不时过从，而且特别选了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以唐代皇位承继问题作为练习考证的对象，因此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特征、贡献及影响，自始即有相当的了解和高度的景仰。该院的重心无疑是在历史，而在历史方面，仅仅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导师就已富可敌国了，更不必提该院所栽培的多位国学专材了。贵系资深同仁中既已做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详细编年工作，我谈话的重心就可移到该院1929年结束以后，新改清华大学四年制历史学系的特色了。
蒋廷黻
首先应该检讨的是最近30年来国内似颇盛行的一种看法，即清华历史学派大体上直可目为陈寅恪学派。案：就在双重体制改革的1929年，清华当局从南开聘请蒋廷黻先生为系主任统筹历史系的发展计划。国学研究院领导仅存的陈寅恪先生改为中国文学系与历史系合聘，在前者讲授佛教翻译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在后者讲授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蒋廷黻先生第一项重要建树是从武汉把雷海宗先生请回母校，主讲由雷严肃修正过的、以当时风靡全球的施本格勒的形态史观为理论架构的宏观中国通史，并兼授中国上古史及秦汉史。25年前答访问时，我曾对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意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廷黻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走这条道路的。
蒋廷黻先生和刘崇宏先生决策，利用三种渠道为清华、为全国培植历史教研人材——资送清华历史系研究生成绩优异者出国深造；经由中美庚款考试选拔将来所需史材；给予助教、教员以三年时间准备开新课。这期间培养出的新史材计有邵循正(本治中国近代外交史，赴巴黎转攻蒙古史)、王信忠(日本史)、张德昌(经济史)、杨凤岐(意大利史)、杨绍震(美国史)、谷霁光(魏晋南北朝史)、吴晗(明史)、朱庆永(俄国史)和未来誉满寰宇的新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夏鼐(他原是从蒋廷黻先生治清史的)。研究生中只有朱延丰和姚嶶元从陈师研究中古史，而且师生关系有欠和睦。所以就多方史实论，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非所谓的陈寅恪学派所能涵盖。
《黄明信藏学文集》
但是，可喜的是，正当我入学的前后，陈先生教研的重心从佛教与中亚史地转移到隋唐史。我三年级(1936—1937年)选隋唐史时，陈师讲述的内容什九都是待刊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中的篇章。除我之外，班上受益者有九级(1937年毕业)的杨联陞、同级的汪籛和黄明信(他权威性的《西藏的天文历算》近年出版之后，被邀请改正《大英百科全书》中藏历专节中的错误，而其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却尚待问世)。另外还有来自燕京听讲的周一良的未婚妻邓懿。王永兴要稍待至联大才由中文系转入历史系，长期师事陈寅恪。
再应顺便一提的是，蒋师眼光锐利，不但是首位利用《筹办夷务始末》者，更是此项档案刊印的主要推动者。他又替清华买进陆军部档案。正如王静安先生之于古史，在近代史方面蒋廷黻先生也堪称为“二重证据法”的提倡者。
真幸运，在我求知若渴的国难岁月里，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据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使我既能初步反刍雷海宗师启人深思的宏观史论，又能课外品尝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及欧战前外交史名著的风味；使我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跳出传统中国史学的“如来佛掌心”，开始向掌外“大”处想，至少向“大”处梦想。这个梦想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土地改革运动与土地政策，1870—1911年》完成以后半个多世纪才能逐步实现。
青年何炳棣
正当我从英国史全力转入国史研究的时候，国内1952年的院校改组把母校的文、理、法三院并入北大，清华的历史系遭受肢解。丁则良、雷海宗师、汪籛先后含冤而死，以致我和母校历史系的精神纽带全被切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想打进美国第一流学府主持中国史教研非常不易，只有靠自己著作质与量的冲击力。那时个人的潜意识里无时敢忘在海外作为清华史学传人肩担的沉重。因此，自始即养成必要时自修社会及自然科学工具的习惯，即决定利用尽可能大量而多样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对一系列国史上基本性的大课题，希望能取得原创性的成果。研撰初期，尤其有意以西方第一流社科及历史期刊(有如《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及历史的比较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学报》、《美国历史学报》等)为试金石，藉以观测自己国史研撰是否能超越传统国学和汉学的畛域而跻列于世界水平的著作之林。
海外清华史学传人最早成名者是九级的杨联陞。由于特殊私人机缘，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已以《晋书食货志译释》获哈佛东亚语文及历史系合授的博士学位，继周一良任助教授。杨联陞才思敏捷，博闻强记，精通日文，既能大量利用日人研究成果，往往又能指摘其史料或铨释之不足，任教30余年间写作广涉经济史、宗教史及中国语文，尤以七八十篇书评闻于海外汉学界。1965年夏曾坦白对我说：“你是历史家，我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我立即回应：“可是你这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故意用此形容词)的历史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这固然是老同学间的谈笑，事实上却代表清华史学传统中两个不同方向的发展。最启人深思的是，杨一生最重要的史学论文是1935—1936年雷海宗先生秦汉史班指导下完成的《东汉的豪族》(随即刊于《清华学报》)。
清华旧日同学中，杨联陞和我有幸在海外避过反右、文革等灾难，数十年利用第一流图书设备孜孜不倦地在浩瀚的国史领域里“开矿”，力求不负当年老师及同学辈的期望。扪心自觉不愧为清华史学的传人，至于是否配称为“发扬光大者”尚有待到会诸位和整个中国史界严正评估。
今天的清华大学历史系
在2005年校庆之月从太平洋东岸遥望水木清华，我有理由相信母校历史学系的未来展望是光明的。乐观的原因很多，此处我只须回忆。1952年初夏，胡适之先生当我面比较北大与清华文学院的不同。他说：“清华文学院一向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可是……”(那时他和我对国内院校改组详情不明，他仍是以北大校长身份写作案语的)。胡先生大半生都与北大文学院结不解缘，对它规模之大、兼容并包精神的自豪是当然的。但我当时内心的感应和事后多度的反思使我坚信胡先生对清华文学院的“小”不但毫无轻视之意，反而多少暗示一种戒惧的心态。换言之，他是充分了解清华文、史、哲的长处不在量而在质，胡先生这个含蓄而深刻的观察既可用以评估过去，又可用以预测将来。
千创百痍之后，清华近年来惨淡恢复国学教研究之初，幸有李学勤先生以身作则，锲而不舍地对考古发掘处的多批帛书简本古籍做“二重证据法”的示范教研工作，近年又有李伯重、葛兆光、张国刚、彭林等一批知名学者作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各自的研究在海内外也受到广泛的注意。我对母校史学教研近况虽所知不足，但仅就已知，结合我对母校传统及政策的了解，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又可传诵国学研究院时期的一句豪语了——“清华学苑多英杰！”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