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灰犀牛”，130年前曾肆虐中国，撞垮了“首富”

　　这两天，“灰犀牛”这个词突然火了，《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写道：“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那么，“灰犀牛”到底是什么？

　　这一词汇，来自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撰写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类似“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在官媒高频次示警之前，“灰犀牛”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是它所代表的危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只是被各种各样的喧哗声掩埋了。

　　让我们把时针倒转136年，那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金融危机的前夜。

01 举国癫狂的大牛市

　　1881年，确切地说是光绪七年九月（农历），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升值20%，开平煤矿的股票也升值10%。（《申报》光绪辛巳九月初十日[1881年11月1日]：《股分涨价》）同期的中外股票都开始走热。

　　仅仅2个月后，1882年1月27日的《申报》上，刊发了署名“旁观不平人”的文章《招股不公》，旗帜鲜明地为抢不到怡和洋行新设保险公司股票的中外商民“鸣不平”。

　　原来，新股认购火爆，已经缴纳了定金的不少入股者没捞着股票。“旁观不平人”质疑：中签规矩不透明，如果是定金多者得，怎么有只认购3、5股的中签？如果是按比例缩水派发，怎么有人得到，有人捞着？这不是欺诈吗？

　　这个不平，固然是质疑“打新股”的规矩，也可见股票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到了1/10的中签率，可见一股难求。

　　到1882年6月9日，《申报》载《股价须知》明言：

　　至今日而风气日开，华人皆知股分之益，不但愿附西人之股，且多自设公司，自纠股分，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招商轮船局为之创，自是而后，保险、织布、电线、煤矿，以及采铜、采锡，莫不踊跃争先。

　　当日的招商局股价是多少呢？

　　每股247.5两。（股票面额100两，发行价折半，即50两）

　　到顶了吗？

　　还没有……

　　▲光绪七年（1881年）发给的开平矿务局股票，签发人是总办唐廷枢

　　1882年的上海股市，轮船招商局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类似于今天的上市国企，算是一只业绩优良的领头羊。

　　另一家洋务企业，同样由香山买办唐廷枢操办的“开平煤矿”，在前一年正式出煤。“矿业题材”和“高科技题材”并驾齐驱，行情也节节攀高，成为沪上股民的宠儿。

　　1882年3月15日，上海《申报》以《商股获利》为题报道：

　　前报开平煤矿股价单，价值步涨。兹悉该局创始，每股收本银一百两，分息后现已贵至三百余两（编者注：应为二百笔误）。轮船招商局当时亦每股百两，现亦增至二百卅两。

　　此后，《申报》对于股市的报道是一发接一发。3月到6月间，只看标题就是：《股份又涨》、《电灯股票又涨》、《锡股飞涨》、《锡矿股价又涨》、《铜矿述闻》，一言以蔽之——

　　涨！涨！涨！

　　越涨自然越有人抢，事后报纸再追述当时的盛况，是这样：

　　凡是股票，必有人买，凡卖股票，数日即完。（《论买卖股票之弊》，《申报》1883年11月1日）

　　“买者纷纷，举国欲狂”正是当时股民的写照。

02 只有一张纸的上市公司

　　充裕的资金，刺激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仅1881至1883年，就有8家新矿开业，至1887年在《申报》登载过价格的股票总共有36支，其中华商自办股份制企业就有20多家，据《申报》不完全统计：

　　自从有平准公司（1882年10月24日开幕，证券交易所雏形）以来，总计各项原本已收银则七百余万，洋银则三百余万。

　　合计上千万两白银的资本被吸入股市，转入中国新式工业的发展，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光绪七年（1881年）开平矿务局给股东签发的“记息折”，固定收益付息并承担无限责任，可谓明股实债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

　　开办之初，该局就定下了招股100万两的宏愿，不想，李鸿章的官威根本不管用，商人们并不买账，只能哆哆嗦嗦地挪用直隶省的公款20万串铜钱做为企业开办的官股。

　　最初的开办者是朱其昂兄弟，世代经营南北沙船运输的大商人，还担着浙江海运委员，就是承包国家粮食运输任务的官商，他的面子也不管用，只好黯然离去。之后接手的香山买办唐廷枢、徐润，虽然都是富商，在当时江浙、广东的买办圈子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把亲朋好友都折腾遍了，1873年改组后的轮船招商局实收股金也只有47.6万两。（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编者注：每股实缴1半，应收50万两，愣是没收够）

　　要知道，这时候的股份还是“明股实债”的模式，不但要定时付息，还要保本，就这样，中国新式工业的前10年仍然是举步维艰。

　　等到了1882年，轮船招商局的招股指标轻松完成，当年10月，招商局决定增资100万两，又很快被抢光；姊妹企业开平煤矿在当年3月也飞速招够了100万两的资本。

　　这还是赚了钱的企业和预期盈利的企业，像上海机器织布局，仅仅在郑观应的操持之下订立了章程，一直没有投产，原定募股40万两，分作4000股（局内认购2000股，其余外募），因为要求“附股者”太多，也就是求着送钱的人太多，不得不加收1000股，旬日之间又超过了额度。

　　逼得厂方只好登报声明停止募股，而且收钱太多也是麻烦事，迟迟不能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只好从局外实收的35.3万两股金中拿出14.3万两借人炒股票，省得资金闲置。

　　▲光绪八年五月初九（1882年6月24日）《申报》刊登的股价表，总共11家“上市公司”

　　更狠的是，当时的股民连只在纸面上的企业都抢着投资。

　　比如三山银矿（承德-喀喇沁旗）的创办人李文耀当年11月份来沪，本意只是招募办矿的人才，毕竟他不过刚刚交定银拿开办执照，不料上海股民太过热情，蜂拥而至，强逼着硬要附股，李文耀只能“勉强从众”，暂收创办银20万两。

　　这还是想办企业的，还有压根就子虚乌有的，也来凑热闹，声势还搞得煊赫无比。

　　当时募股者在上海租赁房屋，高竖门牌，大书“某某矿务局”字样，房屋规模宏敞，门前则轿马联翩，室内则宾朋满座，看着都是正经大买卖。

　　事实上呢？

　　不过买得山地几亩……无非为掩耳盗铃之计”（《论致富首在开矿》，《申报》1892年9月23日）

　　一时间，仿佛整个股市到处都是金矿，你得拼命才能抢到位置，甚至这位置都成了金矿。

03 什么都不赚钱，除了炒股

　　吊诡的是，1882年的上海，除了空前繁荣的股市之外，其他行业“市情反窘”，处于普遍亏损的状态，“几乎有江河日下之势”，据年底统计，上海各行业倒账约有150万两，整体亏损之巨，“为往年所未有”。（彭厚文：《19世纪80 年代上海股票交易的兴衰》）

　　这种经济的颓势，早已出现：

　　自光绪丙子（编者注：1876年）以来七八年间，市风大坏，丝茶两项之外他业亦均平常，无甚出色，倒闭之店每至年终不一而足，其故由于货多价跌、厘税重之，而销场塞滞，本资轻者不禁折阅，即巨富之东人亦有所警惕，而不敢鲁莽从事，因而市面萧索，大非同治间可比。”（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0）

　　简言之，自1876年以来，市面上除了生丝和茶叶这两个出口导向型产业还能维持，其余各行各业全部在价格下跌和重税下艰难维持，一到年底就有不少倒闭的店铺，整个市面远不如同治年间。

　　那么，1876年之后发生了什么？

　　▲清代北京东四牌楼“源茂涌钱店”钱庄叁吊、伍吊钱票各一枚，这个鬼画符一样的东西才是武侠小说里的那种银票的真相，鬼画符里藏着防伪的秘记

　　其一，自光绪二年（1876年）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华北平原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丁戊奇荒”，山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五省因饥饿和瘟疫死亡的人口达到了2290万人。

　　此后数年间，中国一直水旱灾荒频仍，无论是区域性生产、消费还是商路，全部受到惨重打击，就连专门面向外贸的丝茶行业，也因为连年亏损，导致从业者竟比同治初年少了一半。

　　其二，自1877年起，中国对外贸易就处于连年入超的状态，其中又以1881年、1882年的数据最为巨大，达到20,458,000海关两（一种纸面货币计量单位）、10,378,000海关两。（刘广京：《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风潮》）

　　1881年的入超数字比1880年增加了1800多万两，整整10倍；1882年比后一年也多700万两，同样是3倍的差距。

　　如此剧烈的资金变动，发生在一、两年间，其幅度，甚至比当时上海钱庄赖以支持的资金来源——外资银行的“拆放”（以钱庄庄票抵押的短期贷款，2日一转，银行通知即需偿还）和山西票号的“长期”（无定期贷款，随时可以索回）的总量（500万两）还要多得多。

　　最关键的是，这种巨额入超产生的原因，并非因为进出口商品总量有剧烈的变化，而是与国际市场银价变动有关。用今天的话讲，当时资金正在疯狂流出，内需严重不足，出口萎靡不振，市面已经显露通缩态势，国内资本只好一窝蜂地涌入股市。

　　▲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后，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幕僚乘车视察

　　此时，新兴工业的产业升级已经开始和金融危机赛跑。

　　光绪八年四月二十八日（1882年6月13日），上海最重要的中文报纸《申报》刊登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评论，名为《劝华人集股说》：

　　泰西以有此一法，而诸事易于开办，是以握致富之原。中国未知此法，因而无致富之术，此其所关甚大，非特为商局起见，即国家气运所系焉……深愿此法之愈推愈广，而华人致富之术无异于泰西诸国，则由富而强，又何外侮之足虞乎哉!

　　一句话，炒股不但可以致富，还可以强国！

　　股民看了以后怎么办？

　　自然是，买！买！买！

　　1882年的股市，以惊人的速度吸收着上海市面上的资金，1883年1月22日上海《字林沪报》报道：

　　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禀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

　　上文已经说到，仅计算1882年10月之后进入股市的资金，即达近千万两，这可不是纸币，是沉甸甸、亮闪闪的白银。

　　等到1883年1月，整体股价仍在升高，部分个股却开始涨跌不定，市面上的闲余资金或许已经吸纳殆尽，只是由于盈利预期仍在，股民们，尤其是商人、官员们仍在咬牙跟随。

　　当年8月1日，英商怡和洋行上海经理威廉•帕特森在给香港同事的信中写道：

　　我相信他（唐廷枢）持有大约3000股开平煤矿股票，他以此抵押钱庄借到巨款。6到8个月（前，1882年年初）他从市场买进股票，中国人立即跟随他，结果市场一度坚挺，市价上升。（郝延平[美]：《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坐拥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这两个超级聚宝盆的唐廷枢尚且靠贷款买股，其余官商情何以堪？事实是，在这个时间点，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融资。

04 突如其来又意料之中的崩盘

　　1883年12月6日，胡雪岩名下所有钱庄歇业的第二天，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中国已成定局的时刻，《申报》作为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冷静地回顾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点：

　　去年金嘉记闻因某宦提去存项二十余万，以至不能支持。今年泰来庄亦以票号立索存欠，以致倒闭。（《论沪市衰象》，《申报》1883年12月6日，另注：去年、今年为农历年间隔，公历未跨年）

　　金嘉记是一家上海老牌丝行，泰来钱庄则是上海一家信用卓著的钱庄，他们两家的倒闭，恰恰是今人总结的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阶段性标志。

　　前者倒闭于1883年1月12日，欠款总额56万两，涉及钱庄达40家，要知道，当时全上海只有78家钱庄，这一下子就牵连了一多半。时间点又非常“寸”，正赶在农历年关之前，中国传统商业讲究年节结账，农历年就是账期终了，所有钱庄都要收回账款。

　　▲东亚和东南亚贸易中广泛流通的墨西哥银币，国人称呼为鹰洋

　　人人催债，市面银根愈紧，各行各业因周转不灵而倒闭的，“相继而起”。仅仅不到20天的时间，包括丝茶栈、什货行、糖行、沙船号、洋布号、铁号、棉花行等20多家商户倒闭，涉及日用品零售、进出口、原料批发、国内运输等多个行业。

　　当然，这些商户的结局也是他们持续亏损的状态注定的，比如《申报》2月2日报道的永安街生昌杂货栈倒闭事件，详细记录了店主李俊方积欠的8000-9000两巨款产生的细目，整个光绪八年（1882年），他做金针茶74票、蚕茧3000两、丝头70担、颠色20、30担及鸭毛、瓜子、牛角等杂货，全部亏本。

　　做啥啥赔，也不怪当时的“某宦”，也就是“金嘉记”的某位股东或者官员债主，在年关之际把20万两巨款提走，或许他将钱投向了股市，又或许他只是觉得生丝贸易利润太低，毕竟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但却事实上拉开了1883年经济危机的序幕。

　　更重要的是，“金嘉记”的倒闭，意味着当时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最重要的外贸产业——生丝出口的崩溃。

　　英国怡和洋行经理波斯卫1856年从上海写信给香港的同事：

　　中国人谈到出口7万包（生丝），除非缺乏银元，迫使价格降低到殷富的中国人认为投机买入不会吃亏，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出口更多。（郝延平[美]：《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这位外国商人揭示了一个本质，即在半殖民地化的上海，外贸规模的决定者，并不是供给和需求，而是“舶来银元”多寡所决定的利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整个江南经济区被纳入世界市场，在太平天国战争大破坏之前，这个区域一直是中国内部贸易体系的“发动机”，当它完全转向外贸，巨大的生产力甚至能和工业化的英国抗衡，萨缪尔•亨廷顿曾引述过保罗•贝罗克《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估算的数据：

　　186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是19.7%，只比英国低0.2个百分点，同期的美国只有7.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而这个巨大的“世界工厂”在进行出口贸易的过程中，面临着远比今天中国更加复杂的金融问题，仅涉及的货币种类就包括：铜钱、银元、银两、英镑。

　　英镑作为当时的世界货币，与黄金挂钩，白银和银元在国际市场上只是一种产量不断暴增的贵金属，而在清代的中国，却是将银两作为纳税币种存在的，即事实上的法定货币，而在国内具体的经济行为中，又往往是以铜钱作为主要的交易媒介。

　　然而，晚清中国的银、铜产量都很有限，根本不足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要，更不可能决定国际市场上这两种金属的价格和流入、流出，换言之，大清朝完全丢失了货币发行权，“钞票印多少由英国人决定”。

　　▲1895年，由于英国限制本土银币的流出，所以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的造币厂铸造了新的贸易银元，用于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因此严格说来仍然属于英国银币，标准称谓为"英国贸易银元"，美国也曾专门铸造过专门的贸易银元，对中国使用

　　所有在华的商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面对的都是一个强悍的生产力与落后的制度并存的诡异环境：

　　1840—1854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2600文以上。（官方价格从顺治年间开始即800文）

　　1855—1865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200文左右。

　　1866—1873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800文以上。

　　1873—1904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200文左右。

　　1905—1911年，由1100—1400文，回涨到1800—2000文。

　　动辄50%，甚至100%的兑换价格变化，凸显了清末货币制度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随波逐流的状态，除了大清朝廷无论涨跌都立于不败之地，所有商人，包括外国商人，发家破产往往都只在一念之间。

　　再进一步解释一下，19世纪中后期的国际市场关系中，中国—英国（银元兑英镑）、上海—内地（银元兑银两）、政府—民间（库银兑民银）、钱庄—丝商（银两兑钱票）、批发商—丝户（钱票兑铜钱），多种盘剥关系的利润总和才最终决定了大商人们的商业选择。

　　之所以如胡雪岩、胡雪岩、李振玉、南浔四象八牛（编者注：南浔的百万富翁、五十万富翁）等人对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之类的新式工矿企业缺少兴趣，甚至胡雪岩本人都没有在大牛市中炒过股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利润率。

　　晚清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利润率只有4%左右，投资新式工矿企业的股息利润率有10%，而当时仅仅内地贸易的利润率即可达20%，国际贸易的利润率更多达40%，沿海商人平均利润率也能到30%左右。（郝延平[美]：《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在正常贸易之外，还有白银铜钱兑换的投机、银两与银元的投机、票据的投机等等伴生的机遇，胡雪岩是钱商出身，可谓此道的行家里手，操盘利润还要翻番，这样的环境，唯有最大胆的金融投机客才能游刃有余，胡雪岩正是当时中国此道的翘楚。

　　然而，这次胡雪岩也栽了，被陌生的“灰犀牛”一头撞倒在地，再也没能爬起来。

05 1883年，胡雪岩其实是金融业的李鸿章

　　相对于事实，人们总对阴谋论情有独钟，但总得有人说说真相。

　　1882年9月，上海市场每包一级生丝的价格已经涨到17先令4便士，超过伦敦交易所的价格16先令3便士，出现严重的倒挂，按照常理，当生产价格超过销售价格，最终的结果应该是“涨价”，但是在19世纪末的世界里，这个常理不太管用。

　　▲1773年2月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漫画，北美青年倾倒的茶叶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中国茶

　　生丝价格倒挂一直持续到1883年，当生丝紧缺的怡和洋行负责人帕特森与胡雪岩接触时，胡雪岩在4月份和8月份竟拒绝了两次。

　　帕特森在洋行内部通信中描述胡雪岩的状态是：

　　自信心甚强，因为本季丝收极歉。

　　即使是1883年10月9日，胡雪岩向怡和洋行卖出2000包生丝回笼资金时，每包的定价仍是380两的高价。此前，他已经卖给怡和洋行生丝12000包，亏损150万两（英领事商务报告，1883，上海），此后，又两次卖给天祥洋行6,000包和7,000包（《申报》1883年12月9日），至此胡雪岩所存生丝几乎全部脱手。

　　尤其是最后一次7000包的交易合同，至今仍保存在杭州市商会旧档案中，单包价格为362.5两，2个月间，跌价不过17.5两，而胡雪岩囤积的价格，远远低于300两。

　　严格地说，胡雪岩在1881-1883年间所进行的生丝囤积，只是他“操奇赢”的老本行的一部分，就是低买高卖，最终的损失也没有伤筋动骨，相对来说，只能算一次不太成功的投机，就像当时上海滩上中外商人都习惯玩的游戏一样。

　　就连付款方式，也是一样——“赊账”，对，你没看错，当时的生丝贸易，洋行往往采取合同对赌的方式，即标定价格，售出后付账，这个账期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换言之，胡雪岩售出的生丝并没有换来“现金”，而是一笔笔应收账款。

　　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1867年4月16日报道一位普鲁士商人的见闻时说：

　　186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的中国和西方商人进行丝茶投机，主要由于每年旺季初到时，外国市场的大量需求所致。

　　同样的情况，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华陀1869年4月20日的报告中也有触及：

　　本国市场对每季最初运到的丝茶所付异乎寻常的价格，对诱发这里不顾一切的投机精神自然有影响，首批到达产品投放市场时……造成了价格上涨。

　　毫无疑问，胡雪岩在1881年开始对生丝行业的投资，也是上述投机行为的一部分，而他的金融帝国，在承办海关银号汇兑业务之后，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和西方贸易体系之间的中间人。

　　▲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帆船

　　相比其他深耕某个行业的“买办”，如胡雪岩生丝投机的合伙人庞云镨（南浔四象之一），“红顶商人”的身份令胡雪岩成为了普通民众、清政府和外商三方之间的中介。

　　大量发行钱票的钱庄服务着传统中国的商人和民众，并在银钱兑换等业务中与洋商建立联系；而承办清政府地方海关汇兑业务的银号、票号，主要面向外国外贸商人收取关税，并将之汇兑至清政府手中，又担当了清政府与洋商之间的桥梁。

　　一般意义上讲，胡雪岩的角色应该左右逢源，然而，在19世纪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任何稳固的东西都可能一夜间动摇。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作为生丝主产地的中国大商人们，一直以上文中所说的投机方式来追逐伦敦市场的价格变动，并通过短期的囤积牟取价差暴利。

　　而且，由于中国到英国之间漫长的海路，实际上是由英国贸易商独立走完的，中国的投机商人只需要在上海这个物资集散地等待当地价格的变动即可出手，而英国接盘侠们却要承担紧俏商品旬月之后抵达伦敦的价格风险，这才是真正的赌博。

　　只不过这种赌博在西方商人遍布亚欧大陆的金融体系、保险体系和航运体系支撑下，输得起，而中国商人却没有这样优良的融资、避险的工具，所有的风险都需要自己无限责任地扛下去。

　　很快，技术的进步将西方商人这道风险也降到了最低。

　　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将日本长崎到上海的海底电缆拉到了吴淞口外，并与英租界的电报局连接，有线电报将伦敦消费市场的价格和上海的供货市场的价格无限拉近。

　　在此条件下，胡雪岩通过主产地囤积抬价获取定价权的游戏已经注定失败，只是亏多亏少的问题罢了。

　　如果只是这一方面打击，还不足以摧垮胡雪岩的金融帝国，真正的重拳，来自于“白银”。

　　国际市场的银价变化，使得上海滩的“实银”流入减少，从数据来看，在1882、1883年间，巨大的贸易逆差，直接造成了白银的净流出。

　　2年间，股市的火爆，又让股票抵押贷款大行其道，绝大部分的钱庄都在敞开发放贷款，1两银子被“加上杠杆”掰成了10两用，一旦发生股票信用危机，一笔又一笔的三角债掏干了钱庄的存款，当储户要求提款时，银库空空如也的“金嘉记”、“泰来”、“德馨”等信用素著的老字号，也免不了即时倒闭的命运。

　　将恐慌推向高潮的，则是山西票号和外资银行在1883年10月30日之前，全面收回在各个钱庄的“拆放”和“长期”贷款，总数达300万两以上的现银抽离市面，将尚能维持资金链的钱庄也打翻在地。

　　到1883年年底，上海原有的78家钱庄，只有10家尚存，而大清朝廷不仅没有救市的举动，反而下令胡雪岩优先偿还公款，这种不帮忙只添乱的精神，也实在是让人“敬佩”。

　　▲电视剧中的晚年胡雪岩

　　比如据《申报》报道，胡雪岩的上海票号曾在沪上银根最紧的1883年10月底汇兑一笔海关款项到北京（不同于小说里说邵友濂扣发协饷，而是海关银号的正常汇兑），款子一走，正因股市狂跌而恐慌不已的人们就涌进了胡氏钱庄挤兑，进而摧毁了资金尚算充裕的“阜康系”帝国。

　　外资银行不借钱、山西票号不借钱、大清朝廷不借钱，面对全国主要城市几乎同时爆发的挤兑危机，胡雪岩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无从下手。

　　胡雪岩的最后时刻，实质上也是“以一人敌一国”，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面对的形势别无二致，除了金融危机这个前所未有的“神一样的对手”，还要应付清政府这个“猪一样的队友”，纵然没有生丝投机的亏损（事实上亏损额也不大，关键是洋行没有现金付账），倒台也根本不可避免。

　　那么，此时的胡雪岩在做什么？

　　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二十三日《申报》报道：

　　昨晨九点钟时，胡雪岩方伯诣侯相座船禀见，叙谈良久，礼意有加。侯相即于十点钟登岸拜客……于粮台局拜胡雪岩方伯聚谈片刻。

　　这里的侯相，正是胡雪岩所谓的“靠山”左宗棠，此时，胡雪岩的生丝投机已见败势，距离“阜康”系的全盘破产，也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两人的会面也没有什么官商勾结的火急火燎，更没有讨论什么对于李鸿章、盛宣怀、邵友濂的反击，可以算是两个老友知己的最后一面。

　　此后，胡雪岩长居宁波筹款，直至挤兑发生，“阜康系”全面歇业，静静等待他曾经拼出死命效忠的王朝对他的处置，直到死去。

　　在他最需要国家支持，在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最需要国家支持的时候，朝廷首先要求他填补公款，待他死后，他的家属回复：

　　胡光墉在日，统计欠缴京外各款，共银一百五十九万二千余两，以上二十六典货本器具屋基抵价收缴清楚。（《饬知号商领存公款业已全数清缴请免置议折稿》）

　　浙江地方官的结论是：

　　应缴官项，有盈无绌。

　　该赔的，砸锅卖铁还上，还只多不少。胡雪岩终不负国家，可国家呢？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刘三姐fre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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