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动态 | 2017年“冷战国际史与美国对外政策”研习营纪要

  

  研习营成员合影

  前言

  为了提升我国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年轻学者的研究能力,拓展其国际学术视野,使其及时把握最新学术动态,以及促进不同领域不同背景年轻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2017年继续联合主办美国学者驻华研习营。6月19日-23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其中一期“冷战国际史与美国对外政策”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研习营主讲学者为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内森·J. 西蒂诺(Nathan J. Citino)教授。西蒂诺教授1999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西蒂诺教授长期从事美国外交、现代美国和现代中东的教学和研究,在《冷战史》、《冷战研究杂志》、《阿拉伯研究杂志》和《中东研究国际杂志》等期刊和论文集发表大量论文,出版专著一部。在五天的研习营期间,通过专题讲授与问题讨论等形式,西蒂诺教授与来自国内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近30位学员研讨了冷战的起源、冷战在美国的影响、冷战与“第三世界”、冷战危机和冷战的结束等问题。研习营学员普遍感到收获颇丰。现摘编一些学员的研习营纪要、收获,以飨读者。

  

  

  张威

  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

  2017年6月19日-23日,笔者有幸作为学员赴陕西师范大学参加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联合主办的“冷战国际史与美国对外政策”研习营。在为期五天的研修学习中,西蒂诺教授深邃独到的切入视角、丰厚广博的知识素养以及诸多学友多维的学术背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让笔者满载美好记忆的同时,更让笔者深受启发,学术视野豁然开阔。

  西蒂诺教授的主讲内容分为五个专题:冷战的起源;冷战与美国社会;“第三世界”的冷战;冷战时代的国际危机;冷战的终结。结合专题研修内容以及笔者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志趣,现就全球冷战的内在机理与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取舍之间的相互关系简单地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已有研究认为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全球扩张的巨大历史运动的最后阶段。冷战之所以被称之为“全球冷战”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干涉主义把第三世界拖进冷战,甚至使之成为冷战的决定性战场。而冷战又塑造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国际和国内框架。大国竞争性干预(以削弱国际竞争者及其在特定国家内部代理人的权势地位和利益存在为根本目标)使得第三世界国家跌宕起伏的命运走势与全球冷战旋涡紧紧“捆绑”在一起,由这一历史过程衍生出的一组结构性悖论 :“合法”与“忠诚”则困扰着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取舍以及国家构建的成败得失。第三世界冷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忠诚于某一全球性大国与失去国内民心并存,这一点在越南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欧登加战争、安哥拉内战乃至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均有深刻体现。以全球冷战的“双重逻辑”:国际性与本土性的对立统一为立论根基可见。一方面,大国的对外战略与地区角色、政治行为的双向互动、地区危机、冲突所具有的地域属性和“当地根源”与大国竞争性介入的持续博弈塑造着冷战乃至后冷战时代地区政治层面的“政治板块”。因此,冷战时代第三世界内战、危机与冲突的最终走势与结果不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但也不是脱离外部力量而决定的。区外大国的“渗透”与地区政治行为体借助区外大国的竞争和对抗体现了冷战时代国际力量分布对于第三世界内战、危机与冲突最终结果所起的不可或缺作用。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冷战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美苏所支持的盟国以及代理人以获得国际社会对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身份的承认为基础,而后利用区外大国给予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以及技术支持维续国内统治。由于美苏对抗的竞争性、长期性,这些代理人政权将获得的援助主要用于肃清国内政治反对派,没有考虑外部援助中断的后果,也没有采用内部和解巩固国家统治能力的动力。因此,美苏以获得对对方的战略竞争优势与维续其在特定国家代理人的政治存在为目的的竞争性干预在掩盖诸多第三世界政权存在的治理虚弱问题的同时,也延长了它的存在时间。这也许正是我们在探究当今世界众多失败国家为何产生的原因时,需要深入挖掘尘封的冷战史实,从第三世界冷战的内在逻辑机理切入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综上述及,“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非表现在军事领域,也不是在战略领域,亦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是与第三世界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

  

  西蒂诺教授

  高艳杰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2017年6月,我有幸入选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冷战国际史与美国外交政策”研习营。作为研习营中的“大龄学员”,我此行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完成知识更新,掌握更多学术前沿;二是借机了解一下美国学者教授“冷战史”课程的方式和方法。OAH安排了莱斯大学的西蒂诺教授作为研习营的主讲人。西蒂诺教授是位非常严肃的美国学者,上课期间几乎不开玩笑,课程内容非常充实,信息量很大。

  西蒂诺通过五个主题,对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介绍。在教学方法上,西蒂诺教授有三个特点:第一、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接触原始档案;第二、注重历史影像的展示;第三、注重美国政府决策层核心人物的介绍。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除了常规的政策演变、决策过程和大国关系外,西蒂诺重点介绍了冷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在授课期间播放了纪录片“Atomic Café”,影片展示了核武器对美国日常生活的影响,令我印象深刻。生动的影像具有黑白文字无法比拟的感染力,当看到美国人,从老人到孩童,都在演练如何在核攻击下的生存技能时,我们能更容易而且更深刻地理解美国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恐惧。除此之外,西蒂诺还选了Mary L. Dudziak的“Josephine Baker, Racial Protest and the Cold War”一文,作为学习材料。该文通过美国女艺人Josephine Baker抗议种族不平等引发的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反应,包括采取多种手段限制Josephine Baker的正常演出和出境自由等,展示了冷战对美国人权的影响。

  西蒂诺教授所侧重的冷战与美国社会问题,恰是我最感兴趣的领域,而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同行较少触及的领域。过去的十余年里,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学者从最初的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到使用档案数量更加庞大的数据库DDRS、DNSA等,再到后来赴美国总统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甚至欧洲各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档案馆搜集近乎海量的原始档案。可以说,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差不多每五年就会出现一波明显的变化,研究层次在加深,议题范围也在扩大。时至今日,就史料方面而言,中国与西方学者的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尤其是涉及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过多集中在美国某一时期、某任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美国对某个国家或者事件的政策演变等题目,而关于冷战中的社会、情感和人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几乎完全空白,而这方面的研究恰恰是冷战研究中最具生命力和人文关怀的部分。通过西蒂诺教授的介绍,相信会有更多中国青年学人对“冷战与社会”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兴趣,会有更多学者致力于更加广阔而多面的冷战史研究,摆脱单纯的外交史研究框架。

  白交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7年6月19日至23日,“冷战国际史与美国外交政策”研习营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在研习营中,西蒂诺教授的讲授全面覆盖了冷战史的重要问题,清晰地勾勒出了冷战史的脉络与框架,同时又通过重点剖析冷战期间的重大事件,引发了学员们的思考与讨论,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问答形式的交流探讨,促进了学员对冷战国际史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与理解,也表现出了由于中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角度、重点、路径等方面的不同选择。

  西蒂诺教授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冷战史的“问题”,冷战的起源,美国大战略(1945-1962),美国、冷战和中东:历史的视角,反共主义政治,冷战与第三世界,万隆会议,现代化作为意识形态,展望阿拉伯的未来,肯尼迪、赫鲁晓夫和古巴导弹危机,越南—美国“最长的战争”,越南与异议者:文献与音乐,尼克松、基辛格与缓和,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冷战的结束。

  西蒂诺教授在研习营开营时就谈到冷战史的“问题”,即通过设置有效的、有针对性的问题或问题链,为史学家提供可选择的路径,从而达成对历史的解读。为了更好地讨论冷战,以及冷战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西蒂诺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什么是冷战?冷战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的?冷战结束了吗?冷战发生在什么地方?冷战为什么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

  西蒂诺教授认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对这些关于冷战史的基本问题及其派生问题的不同答案,导致了冷战史研究中的几个主要流派的产生,这些流派相互之间的继承、批判与争鸣,促进了冷战史研究趋向深入,也促使冷战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比如说,早期的历史学家把冷战定义为美国和苏联之间关于欧洲的争夺,聚焦于研究拥有核武器的霸权国家及其联盟的行为对于双方及世界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随着世界各国冷战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成长和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的增长,冷战史研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也纳入其中,有时甚至被视为冷战的主战场。冷战史研究的问题范围也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了经济、文化、心理等领域,美苏两国的联盟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作为也受到重视,他们被视为对冷战进程有主动影响的行为体,而非逆来顺受的消极参与者。冷战史研究内容的扩展和深入,不仅丰富了冷战史研究的积淀,而且反过来促使历史学家们不断地去重新认识“什么是冷战?”等关于冷战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解答和争论,促使冷战史研究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外延进一步扩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我国史学界对于冷战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界定是在冷战史研究兴起之初的几年内完成的,之后,学者们一头扎入具体问题的汪洋之中,致力于通过发掘原始材料去搞清某一国家或某一领域的问题,醉心于填补研究空白,而对冷战史整体认识和反思得很不够,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日趋明显。时至今日,在具体领域研究已经点点开花、成绩斐然之时,在新的起点上,对关于冷战的整体、基本的问题进行再探讨,深入思考“what,when,where,why,how”这些看似简单而基础的问题,对于在冷战史研究的话语和规范方面形成共识,设置有效的问题域,评判具体研究的价值,谋划我国冷战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促进冷战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习营课堂实录

  于舒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西蒂诺教授在介绍冷战与第三世界的时候,推荐了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和福海姆大学副教授雷迅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前者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国家规划中的各种失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揭示了导致所有这些规划灾难的共同条件;后者则重点阐释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他认为,美国不遗余力推动第三世界发展的举动和美国长久以来的宗教使命感息息相关,美国援助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想法早在十九世纪就已萌生。早在金元外交时期,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就已经广泛在经济领域援助菲律宾、海地、波多黎各,埃米莉·罗森堡的《金融传教士:金元外交的政治与文化》(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 1900-1930)生动地记述了金元外交时期美国是如何利用金融资本建构了第三世界的外交联系。而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推广美国式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政治话术。大卫·利连索尔(David E. Lilienthal)的《民主与大坝: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实录》建构了一种所谓的美国民主典范,作为TVA(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前主席,他以详细的事实和数据为依据,讨论了TVA在处理科学与政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等问题的实践经验,指出TVA的管理理念对世界各国的区域治理都有极大的启示。

  西蒂诺教授回顾了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历史,特别强调了从经济援助向军事援助的政策转折点发生在肯尼迪去世之后。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冷战的相互影响,社会科学理论为决策者所接受乃至上升为对外政策指导思想。西蒂诺教授重点以丹尼尔·勒纳的“系统”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为例。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把现代性主要当作一种渴望进步,期盼增长和准备改变的心理状态。他认为推进社会发展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流动性和稳定性。W. W.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过程:非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试图促使美国实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World Economic Plan)。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因此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和学界的相互联系与支持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时,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了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然而,以这样为目的造就的理论很可能是或多或少地牺牲社会科学理论追求真理的本义;反过来,依据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制定出来的国家对外政策必然出现偏差,这也正是冷战期间美国在第三世界“发展”和“现代化”政策面临的困境。

  吴昊

  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西蒂诺教授在陕西师范大学为我们奉献了精彩的学术讲座。我对西蒂诺教授讲解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阶段这部分内容比较感兴趣。西蒂诺教授讲到,罗斯托是冷战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 其经济发展理论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西蒂诺教授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的讲解。罗斯托把社会发展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一是传统社会,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家庭起着重要作用;二是起飞准备阶段,这是过渡时期;三是经济起飞阶段;四是成熟阶段;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认为社会发展是线性连续的,美国和英国大多数工业国家已经处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其他欠发达国家处在传统社会,美国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方法与模式。学员们和西蒂诺教授讨论了罗斯托的观点。学员们认为罗斯托的经济理论受到全球冷战的影响,并对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这是一种经济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宣传。西蒂诺教授也表示这只是众多经济理论学说中的一种,还要了解其他的经济理论。

  

白建才教授

  卢国彬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在盛夏来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齐聚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参加由美国莱斯大学西蒂诺教授主讲的冷战史研习营。短暂的一周给我们以崭新的视野,提升了我对于冷战历史研究的兴趣。

  西蒂诺教授充分结合自身的知识,以及相关的研究数据,向我们深刻地展现和还原了具体事件的背景。在对于冷战史的定义方面,西蒂诺教授向我们提供了通过当时的报刊、音乐等渠道了解当时情形的方法,这种做法非常生动形象,让我们可以很好地感知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整体氛围。在对于冷战的起源方面,西蒂诺教授也给予了我们非常详实的剖析。在某种程度上讲,意识形态让美国走向了对抗苏联的前沿,而老牌帝国英国却悄然站在了身后,这在历史上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原子弹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既有的政治和竞争格局,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当时的冷战。西蒂诺教授在研习营期间,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原子弹的特殊意义以及在当时社会中所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影响。朝鲜战争,美国出于政治的考量,并未将其发展为核战争,这在当时情况下和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有一定的关系。外加上核战争蔓延到本土的巨大成本和风险,从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冷战的进一步形成。两大阵营通过各式竞争的手段以及局部地区的较量而非传统战争的形式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同时,中国在冷战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中国通过对第三世界的物质资源支持来赢得第三世界对自身的认可,从而改变在全球被孤立的角色。当然,由于亚非会议中部分参加国立场和认识的变化,以及诸如亚非国家之间传统和现实利益的冲突,使得这个阵营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这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冷战的格局和走向。

  总的来讲,西蒂诺教授从多个维度分析和研究冷战形成和演变的视角,带给作为入门者的我很好的启发与思考。同时感谢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以及陕西师范大学主办方的辛勤付出,使得我们有机会参与到这场有丰富内涵的学术交流之中。

  邓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西蒂诺教授讲授的第二个专题即冷战与美国社会。西蒂诺教授首先讲到美国的反共主义政治,即建立一个民族安全国家(Building a National Security State)。冷战期间美国的反共主义对抗不仅是外交政策,而且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西蒂诺教授提到研究二战后的美国不可能将外交政策从国内政策中分离出去,美国政治和社会上的反共主义,对其制定更大范围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必须的。在美国,二战后人们更多关注国内经济的恢复,担心重新回到大萧条状态。因此二战后期工人也积极寻求自己的权利保障,在这一时期工人动乱十分频繁,工人激进主义与共产主义相联系。1947年基于反共主义,《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出台。西蒂诺教授认为,塔夫脱-哈特利法的成功是因为1946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胜利,人们对杜鲁门的失望,以及反共主义变成一个政治议题等。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进行机构改革,很多机构的建立都是为冷战服务的。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建立冷战时期的基本机构设置,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NSRB)等机构。与此同时,军事化也深入到美国社会中,杜鲁门提议实行普遍军事训练(UMT),对成年男子进行军事化训练,可以让苏联方面看到美国对冷战的准备和决心。但是社会上对普遍军事训练有不同意见,特别是教堂领导者和教师,他们认为教堂和学校而不是军营更能教育年轻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共和党人用反共主义议题攻击工会和杜鲁门政府。杜鲁门用杜鲁门主义回应反共主义者,并且实行忠诚计划避开对其政府的攻击。其次,西蒂诺教授讲到了冷战社会与文化。西蒂诺教授认为,不仅应意识到冷战时期美国的反共主义是一种外交政治策略,还应意识到反共主义在研究战后美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冷战反共主义对社会改革和变化运动的激冷效应,特别是对妇女的尊重和非裔美国人的人权。文化历史学家不仅展示了美国电影如何提升反共主义,还研究了他们如何对反共主义舆论问题的解释。

  讲座之后,大家一起观看了冷战题材的电影“The Atomic Café”。通过讲座和电影欣赏,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冷战期间美国社会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态度。美国政府为了防止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势力渗透,在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对抗措施,维护国内稳定,宣传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让美国社会形成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反对。当然,我们也应该正确地看待这一时期美国的文化宣传,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美国民众抵抗共产主义的作用,但它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恶意宣传,反映了当时美国对苏联的担忧和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恐惧。

  

  研习营剪影

  

  

  

  

  

  

  

  

  

  

  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梁红光老师

  提供报道及照片

  编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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