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民:湖南大遗址考古的探索与实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

  在国家文物局发布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后,田野考古技术手段现代化被提上国家意识层面,同时从“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到现在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大遗址被视作国家财富被纳入社会发展进程中,两项决策相辅相成。在这个背景下,湖南作为一个中部省份在考古领域结出丰硕成果。

  

  大遗址项目运营

  在“十一五”规划期间立项的大遗址有城头山遗址、里耶遗址、铜官窑遗址,“十二五”规划期间增加了老司城遗址、炭河里遗址、汉代长沙王陵墓群,“十三五”规划扩大了“城头山”大遗址项目的涵盖范围。项目运营包括大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出版、文物保护规划与实施三方面。

  大遗址考古的先行官是完备而有远见的计划。多学科的长期合作不可或缺,要站在学科发展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大遗址考古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遗址基本信息、价值、保存状况,以及基于此制定的考古分期计划和现场文物保护计划,后续有报告出版、公众考古。为了完成明确遗址规模、布局和文化内涵的基本任务,全方位调查、多手段探测、精细化发掘、多学科合作的工作思路贯穿始终。考古调查注重区域性和系统性,围绕遗址布局、范围、文化层堆积,重要建筑以及手工业遗存和墓葬分布进行调查,注意相关地点的调查,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工作过程中积极运用物理探测、化学探测、航空航天影像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对遗址调查勘探,尽量采取无损或微损的方法减少对遗址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调查信息的数据化,建立符合国家规范的考古信息系统。

  大遗址项目的核心是考古。中国大多是土木建筑,大部分遗存埋藏在地下,需要考古调查发掘来厘清其基本内涵和发展脉络。在文物保护的事业中,考古工作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并主导着话语权,对相关工作影响深远,如考古调查发掘直接主导展示工作,对展示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起到引领作用。因此发掘工作应尽量精细化,必须更新理念,认识到考古学的目的在于了解过去与祖先,而以前挖到底、捡陶片的做法已经不适用。研究内核由文化谱系向人类社会的转变需要考古工作者改变发掘手段,实践新方法、新技术,整合多学科深度合作。

  湖南大遗址考古实践中,尝试使用了ArcGIS建立考古信息系统,下面以澧阳平原的发掘为例,向大家介绍主要流程。1. 基础数据的准备。50幅比例尺为1:10000的北京54坐标系三度带的分幅地图,经过配准和矢量化,由机载激光扫描生成正射影像、数字表面模型(DSM)和数字高程模型(DEM),以及澧县文物普查资料;2. 建立地理信息数据库;3. 建立地理信息系统;4. 统计分析和导出地图。在信息系统工作的铺垫上使用GlobalMapper完成了澧县孙家岗遗址的钻探工作,用全站仪精确定点以布设探眼,将钻探结果显示的考古学文化在地图上直观地呈现出来;在发掘阶段,使用北大出品的“田野发掘”APP,即时联网给号、记录、审阅。

  

▲钻探结果图

  

  ▲“田野发掘”APP

湖南大遗址考古的应用的新技术手段非常丰富。在铜官窑的调查中,对水塘等特殊地形采取高密度电阻法,发掘时采用武汉数文科技公司开发的“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资料录入和管理;在临澧杉龙岗遗址发掘中,在遗址上布置1*1 m的网线,按照网格收集陶片并采用模拟烧陶;在鸡叫城遗址的调查过程中,以鸡叫城为中心进行系统取样,通过分析孢粉、化学元素、同位素的不同相态、磁化率、矿物成分,得到更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另外,在发掘阶段,注重遗址内遗存的共时性关联。

  

▲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

原址保护可以较为真实地展示古代遗存及其环境信息,然而当今考古发掘和遗址本体保护工程之间严重脱节,原址保护问题很多。考古发掘单位首先要意识到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其次则须制定计划,比如淤泥层含有丰富有机物,文保工作人员需要介入考古第一现场,便应提前做好安排。在老司城遗址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现场绘制城墙地图,为路面破损修补提供施工图纸,并现场做保护材料实验。

发掘了文物就得管一辈子,如同孩子一般。考古资料在数字化以外要进行纸质备份(无酸纸存续时间更长),及时出版发掘报告并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在新技术的支持下,考古发掘资料的公布速率变快,同公众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如举办面向公众的讲座,征募考古志愿者,出版通俗性文化书籍等。从考古计划到公众考古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炼出的经验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力合作,抛弃傲慢和偏见。考古调查和发掘数据的公开和使用制度问题,是文物工作单位下一步需要规划的事项。

  

  老司城遗址申遗

老司城遗址为明代彭氏土司之城,最早在宋代出现聚落,改土归流后渐趋废弃,其遗址充分体现依山造城和中国古代“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多民族治理政策。自1995年以来开展了四次考古工作,从2010年开始配合国家公园建设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行考古工作, 2012年进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老司城遗址

  目前老司城遗址及相关遗址点的空间格局已经基本清楚,主要由核心区、主体区、外围区和遗存关联区组成。核心区主要为生活区和衙署区,城内建筑规制虽然体现了土家族地域风格,但也与其他地方有一定的共性色彩。主体区包括城址核心区以及与核心区紧邻的街巷、中央文教区和贵族墓葬区,是彭氏土司居住、办公、文教和居民集中居住生活的地方。外围区则是与老司城城市功能攸关或互补的区域。遗存关联区主要是指老司城周边近百平方公里的相关遗存,如相关的道路、要塞、城址等等。

  为消除大遗址公园工程隐患,我们开展了调查评估与多维信息采集,包括老司城遗址核心区域航拍正射影像获取(浙江大学)、三维激光扫描(武汉大学)、高光谱扫描(首都师范大学)、老司城遗址建筑材料及风化产物检测分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湘考古迹遗址保护有限公司、中南大学)。在工作过程中,也始终反思着遗产保护修复理念,诸如作旧是否合理,这样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探索。

  

老司城遗址主体区平面图

老司城申报世界遗产的决策背后存在多方力量和意志,最后采取的策略是同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海龙屯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遗产。世界遗产组织具有一套西方语汇传统,由此,我们将申遗的文本工作交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陈同滨所长带领的专业团队。2015年7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展示了历年的工作成果,最终“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48项世界遗产

  本文由讲座资料整理,未经主讲人审核

  整理:安妮娜

  编辑:商晨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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