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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赶场:今天6:30起床,准备8:30采访ICANN主席斯蒂芬·克罗克。斯蒂芬也是互联网最早期就参与的创建者,是RFC系列发明者,他与温顿·瑟夫和Jin Postel都是一个中学的,然后又汇聚在UCLA,讲述了瑟夫爬在他肩膀上穿越二楼窗户打开计算机机房的故事。
他还详细回忆了1969年前后ARPA网在UCLA的第一个节点以及第一次联网的情景和故事,很多精彩的细节都是第一次听到,格外珍贵。关于究竟谁是互联网之父,哪一天是互联网的诞生日,听到精彩处,困意一点都没有了。
这一次访谈,可以把将近50年前互联网诞生的过程非常丰富而精彩地呈现出来。
方兴东与斯蒂芬·克罗克
斯蒂芬·克罗克(Stephen D. Crocker)在1944年10月15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他是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公司前董事会前主席,信赖信息系统副总裁,“请求评议”系列的发明者,并创作了第一个RFC文件。
克罗克在1968年和1977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别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克罗克还参与了ARPANET协议的开发。
ARPANET协议是当今互联网的基础,因为这项工作,克罗克获得了2002年IEEE互联网奖。2012年,克罗克被互联网协会引入互联网名人堂。
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采访斯蒂芬·克罗克
1969年4月7日,克罗克发布了第一份RFC(Request For Comments)文档《RFC1 - Host Software》,确立了网络技术和互联网工作框架的文件编制。在RFC诞生之时,互联网还不存在,而它的诞生,象征着今日的互联网Internet正式出现。
同年,克罗克和文顿·瑟夫等一众毕业生加入了UCLA的教授莱恩·克莱因罗克领导的工程技术实验室,当时,只有一些无意义的实验数据在两台计算机间静静地传输。到了第二年的一月份,又有3个“节点”加入到这个初具雏形的网络系统中,几年之后,电子邮件出现了,这是在70年代晚期被称为TCP/IP的核心通信协议,到80年代又出现了域名系统。
48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山矶分校(UCLA)的计算机科学家们用一条15英尺长的灰色电缆将两台庞大的计算机连接在一起,试验一种通过网络交换数据信息的新方法。
在两个节点发送第一条信息的时候,克罗克就在现场。
“我们试图登录[SRI机器],当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终端协议,所以可以像在终端上一样运行,并登录到他们的机器。但该软件中有一个小错误,我们只发送成功了'l'和'o',剩下的'g'造成了崩溃。”
“他们的系统很复杂,如果你开始输入一个命令,当它到达了一个没有其他可能的点时,它将自动完成你的命令。”
“所以当你输入“l-o-g”的时候,它将会用完整的“l-o-g-i-n”来回答,但是我们的软件并不期望有一个以上的字符回来。”
“输入‘l’我们得到了‘l',‘o’是键入的,这样我们就来到‘o’的后面,最后输入'g',这样才不会出现‘g-i-n'的情况。”
“而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轻松修复的问题。”
1990年,万维网问世,并成为仅次于电子邮件的最流行的应用工具。因特网已经超出了它最初在军事和教育领域的应用,开始走进全世界的商业领域和家庭。如今,克罗克仍然继续从事因特网研究,致力于设计更好的沟通工具。
作为互联网主要监督机构的安全主席,克罗克尝试保护核心地址系统不受外界威胁。他承认他协助建立的因特网远没有完善,需要不断改进来满足多媒体日益增长的需要。
目前,网络供应商们只能做“最大的努力”传输数据信息包。克罗克认为,为防止现在视频中常见的(播放画面)遗漏和不连贯,需要更好的(技术)保证。现属美国MCI电信公司旗下的瑟夫说,他希望他能设计带有内置安全系统的因特网。
微软、雅虎、美国在线和其它公司目前正尝试翻新网络系统,使发邮件的人能够被识别,以此来减少通过伪造地址发送的垃圾邮件。瑟夫说,英特网刚出现时,计算机处理速度较慢,带宽较窄,因此我们今天开发出的很多功能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
斯蒂芬·克罗克为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题词
2014年6月26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第50次大会在伦敦闭幕,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0名代表参加会议,印证了ICANN的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在大会召开的几天中,克罗克坦承,未来ICANN的发展应该更强调“多方参与”,而非“一方领导”。
与会代表就互联网管理与ICANN国际化展开深入讨论。尽管各方在具体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国际互联网管理的大方向毫无争议,那就是互联网管理权力的分享和多方参与,只有更多的互利,才会有互联网未来更好的发展。
在国际社会多年的压力下,2016年10月1日,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将互联网域名管理权移交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非营利性机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从而结束了对这一互联网核心资源近20年的单边垄断。
作为开发了早期互联网协议的工程师之一、时任ICANN董事会主席的克罗克这样说道:“这一交接早在18年前就预想到了,正是全球互联网界的不懈努力,才使这一交接构想变成了现实。”
“这个社区验证的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主体模式,已表明,通过纳入所有声部,包括企业,学者,技术专家,民间团体,政府和许多其他定义的治理模式是保证的最佳途径明天的互联网仍然是自由,开放,作为当今的互联网“。
直到今天,因特网最终的发展前景仍然在不断探索中,大学研究员在试验增加互联网功能和速度的新方法,程序员们尝试着将智能元素和网页密切结合,为减少垃圾邮件和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而重新设计网络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而威胁一直忽隐忽现:批评家们提醒说商业、法律和政治压力会阻碍各种进步和创新,而正是这种创新促使因特网发展到今天。
斯蒂芬·克罗克为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题词
Wired:那时候互联网已经诞生了吗?
克罗克:有人说那是一个单一的网络,因此称不上是“互联网”。ARPAnet是一种路由器,并没有与其他网络互连,而互联网是为了让多个网络相互连接而创建的,IP [互联网协议]和TCP [传输控制协议]的工作原理在创建互联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尤其是文顿·瑟夫和Bob Kahn [ IP和TCP 的发明人],尝试着去在APRANET和其他多个网络之间做个仔细区分,它们标志着从那之后互联网的诞生。
但是,相反的,基本设计文件和多协议层并没有随着互联网的产生而被持续完善。
Wired:在第一次阿帕网传输之前,你有过一个征求意见的请求,是在这样的帮助下才使传输成为可能?
克罗克: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后来被称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博尔特、纳克和纽曼(或者叫BBN,波士顿的政府承包商)签署了一个合作计划,他们与AT&T签订了一份正式合同,要求全国各地的路由器都租用他们的线路。
在这四个地方,他们所做的却是一系列已经被资助的研究活动。ARPAnet上的前四个节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犹他大学)以及其他所有在这些早期发挥作用的地方都是已经在用ARPA进行研究的钱。
这些都是之前已经存在的另一类项目,包括图形、人工智能、机器架构和大数据库机器,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关键问题。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在斯里兰卡的工作集中在人机交互领域,在他的实验室,还有一个早期版本的鼠标和超文本的工作,例如...
所以每个这些项目的负责人都得忙于自己的议程,研究网络——这是一种强加给他们的工作。不是不愿意去研究,而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动力。所以他们基本上会把这个项目的注意力下降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在大学里的这种项目,意味着是研究生的工作,而在SRI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工作人员低于主要调查员级别。
有人在88年八月份召开会议,我们中的几个人就来自这些学校,只有几十人或更少的人。Vint和我从洛杉矶开车到圣巴巴拉,在那里举行会议并见了我们的同行。哪里发生的主要事情,是我们意识到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在技术背景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感觉上有一些共同点 ,但是对此当时并没有很多的定义。
所以我们做出了更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去互相访问实验室,并且不断的交流谈话。我们理解网络是为了减少旅行的讽刺意味,但我们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增加旅行。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从68年八月到69年春天,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并且相互访问了实验室,我们也对自己研究的网络进行了一些自由的讨论——应该如何发展。当时我们并没有详细规定IMP(接口消息处理器)将如何连接到主机。
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BBN实际上没有被选中,我认为他们是在1969年1月的第一天被选中的,一些美国人于1969年2月中旬在一场大的暴风雪中的波士顿遇到他们。由于他们并没有发布一个关于如何将主机连接到IMP的详细规定,因此,[研究人员]需要解决这个麻烦,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开始有了一个详细的规范,我们推测和关注更大的问题,而不会将其缩小到这一点,这条线必须去那里,我们开始勾画出一些关键的想法。
没有高级领导,没有教授,在整个房间里就没有一个“成年人”。我们自我组织起来,大都在25岁左右,这让我们出现了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我们不能确定一切。所以我们必须非常注意我们所指定的内容,并让别人建立起来,我们试图把重点放在一个架构上,这个架构有很薄的层次,你可以在它的顶部或周围进行构建。
几个月后,我们在盐湖城举行了会议,我们说:“现在是开始写出我们一直在提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了。我们为每个人分配了一些任务,然后我负责了记录所有这些笔记的微小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发现自己非常的紧张。起初,这似乎很简单,但后来我意识到,只是写下所说的话的行为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权威的推定,有人会来对我们大喊大叫——可能是东方的波士顿或华盛顿的成年人。
所以我越来越紧张,当时我还和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区的一些朋友住在一起,那些晚上,我睡不着,唯一可以在不叫醒别人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就在浴室里。那是一个凌晨3点,我用这些笔记写下一些规则,我认为他们的观点言论完全是非正式的,这些不算作出版物。你可以问问题没有答案,你只需要把这个名字和日期和标题放在这些东西上,我会把它们分配给你写的那么快。
没有任何编辑和控制,然后,为了强调非正式性质,我有了一个愚蠢的小小的想法,称其中的每一个都是“请求评议”——无论是真的请求,还是如何正式或非正式的。
我当时认为,在秋天建立网络的时候,会有一些正式的文件出来,然后这些笔记会变得过时,被抛弃。但他们卡住了,于是这些笔记里的成为文档的主要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虽然经历了一些转型。
斯蒂芬·克罗克
Wired:今天的RFC到原始版本有多接近?
克罗克:在早期,我们没有网络。我们都在猜测,所以一些早期的RFC是发送RFC的人的列表,有一系列的RFC只有邮件列表和邮件列表的更改。显然,当你有了电子邮件的今天,这就再没什么有趣的了。电子邮件也让你不必写完整的文件来讨论一些东西,你可以只发送电子邮件到列表当中就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个叫做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网络工作组。经过几次会议之后,它不断成长壮大,从20个人,再到50个人,而且是如此的笨重,最后我们不得不将它分成两个平行的会议来进行不同的讨论。今天,共有100个工作组并行运行,人们来自世界各地的物理会议,每年三次,人数从1200到1500不等。当然,大部分的工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在网上完成的。
现在,还有一种称为互联网草案的中间形式。经过几次互联网草案的迭代,工作组将会说:“我们完成了”,然后他们将被批准并作为RFC出版。
我们经过了1984年,所以RFC并不意味着任何像Request for Comments这样的任何内容,这意味着正式的出版物,完美的奥威尔人。
Wired:您在1971年中期离开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ARPAnet。但是,2011年6月,您又回来担任了ICANN董事会主席,就像Vint Cerf先生那样。
克罗克: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其他事情上工作——主要是软件,程序验证的正式验证技术,但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多地参与了计算机安全和网络安全,并更深入地了解了整个互联网文化。
在90年代,在IETF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他们创建了一个安全区域,并被邀请成为第一个区域总监,并让我成为IETF的指导小组。我做了几年,后来在互联网建筑委员会...
后来,Vint成为ICANN的主席,当9/11出现时,ICANN像全国其他组织一样表示:“安全性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再做些什么。”于是,它组建了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咨询委员会,vint请我主持,所以我同意了。他说了需要六个月,但最后还是拖了几年的时间,这也让我更加深入了ICANN。最终我在董事会上获得了一个无投票权的席位,我也接受了这个角色,最后,我转移到一个有投票权的位置。
Wired:这是不是像你40多年前第一次在ARPAnet上工作呢?
克罗克:John Postel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团队的另一个成员,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转向他,并说:“嘿,你会收集RFC吗?”在一段时间内,这个一点都不重要的角色让RFC的数字变成了更多的簿记,而所有这些都落到了约翰身上。然后,域名系统是在他的努力下创建的,而且还有更多的簿记,他将为各个国家分配顶级域名。
约翰还是一个活跃的研究员,并且在团队内部深受尊重和接纳,所以他有这样的双重角色,网络研究界内,在这方面进行这种文书功能,而且持续了很久没有做太多的修改。虽然他换了几次工作内容,但还是坚守了这些职责。
最终,事情变得有些糟糕。不同的政党和国家都会问:“这是如何受到控制的?” 而在他正在工作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对此感到紧张,随后白宫参与了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组建。
约翰被选为首席技术官,但他在ICANN成立的那一刻几乎已经死亡了,这是不幸的。有些理念还是依靠着他的“遗产”,并且扎根于他,一直能追溯到ARPAnet的最早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他所做的事有一种连贯性,从当时一直延续着影响到现在。
来自《科学》(Science)期刊,新华社报道,美国《连线》(WIRED)杂志采访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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