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为何日本没有“遣宋使”

文|陈忠海

日本先后向唐朝派遣了19遣唐使,唐朝末年却突然中止了,直到宋朝建立后仍未恢复,无论北宋的首都汴梁还是南宋的首都临安,再也看不到那些曾经熟悉的遣唐使的身影,背后有何原因呢?

使者东来

中日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最早对日本进行记载的中国史籍是《山海经》,在其《海内北经》中有一句话: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意思是,盖国在大燕国的南面,在倭国的北面,倭国隶属于燕国。

根据这段记载,春秋战国时中国人把日本称为倭国,视其为燕国的属国。秦汉以后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日本的交往不断增多,《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遣使来朝称臣,光武帝刘秀赐给金印及绶带,金印的铭文为汉委奴国王”5个字,委奴倭奴,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记载。值得一提的是,1784年这枚珍贵的金印在日本九州福冈县的志贺岛被发现,成为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物证。

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在位时,倭奴国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来洛阳朝见,《三国志》记载,曹睿赐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次年卑弥呼女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后来倭奴国与附近的国家发生冲突,他们分别上书曹魏说相攻击状,曹魏地方官员还对他们的纠纷进行了调解。

隋唐以后中日交往更加密切,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称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认为日本的国名为武则天所赐,这个说法尚有争论,但自唐朝开始才有日本的称号却是事实。在唐朝,日本多次派出官方使团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遣唐使,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264年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19批。

遣唐使最初主要承担外交使命,后来则以学习、考察和文化交流为主,每批遣唐使少则100多人,多则500多人,最多的一次有651人,是一个庞大的使团,其中既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外交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水手等随员以及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至少在中国逗留一年,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的时间更长,有的长达几十年。

遣唐使在长安等地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尤其专注唐朝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典籍,回国后把它们运用到本国实践。日本对遣唐使十分重视,遣唐使要经过层层选拔才有资格来到中国,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回国后往往被认为是特殊人才而加以重用,这一时期日本的官制、历法、城建、服饰、习俗等都充分借鉴唐朝,使日本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唐朝印记。

戛然而止

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遣唐使大使菅原道真向日本朝廷呈上一份报告,其中说:大唐之凋弊具载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这个报告得到了批准,其日,停遣唐使

此时唐朝已进入垂暮之年,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唐昭宗李晔虽励精图治,期望恢复盛唐气象,但受制于现实也只得看着政权日薄西山而无可奈何。面对唐朝皇室衰微、战乱频仍的状况,再派遣唐使来中国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风险,将其终止也在情理之中。

随后,日本又颁布了一系列禁令,包括禁止国民出海的渡海制、限制购买中国货物的禁购令和限制中国商人商船来日次数的定年纪,不仅派往中国的官方使团被叫停,民间人员和商业往来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些制度贯穿了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宋朝建立后仍继续执行。

渡海制规定官民不经特别批准不得乘船前往中国等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日本僧人诚寻想前往中国五台山寻求佛法,希望得到批准,但日本政府依据渡海制加以拒绝,诚寻求法心切,最后乘坐宋朝商人孙忠的商船偷渡来到中国,之后不敢回去,一直留在了宋朝。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日本僧人戒觉也请求到中国寻求佛法,同样遭到拒绝,最后他们也是靠偷渡才来到了中国。

当年遣唐使中的学问僧最澄﹑空海、常晓、圆行等受日本政府官方选派来到中国,归国后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真言宗等佛教宗派,著述丰硕,成为一代宗师,诚寻、戒觉等人的遭遇与他们形同天壤。但诚寻等人还不是最惨的,毕竟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最后来到了中国,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日本人清原守武等5人在偷渡中国时被查获,结果被判有罪而遭流放。

禁购令规定官员和百姓购买中国货物前必须接受严格检查,日本政府为此设置了大宰府等部门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这些部门对中国货物拥有优先定价权,中国货物未经批准不得私下交易,违反的视同盗窃罪,判3年以上徒刑。日本政府还鼓励对私下交易行为进行举报,一经发现,货物一半充公,另一半奖励给举报人。

定年纪则规定中国商船来日本不能过于频繁,具体来说,同一商船或商人来日本经商必须相隔2年以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7月,中国商人上官用铦赴日经商,日本市场管理部门对他进行了严格审查,发现他上一年刚来过日本,违反了定年纪的规定,下令将其遣返,上官用铦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于是辩称自己之所以今年又来是想加入日本国籍,但这一理由被驳回。

两宋300多年里,在官方层面上中日两国的交流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这种无邦交的情况与唐朝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在北宋的首都汴梁还是南宋的首都临安,都再也看不到日本使者们的身影。

政冷经热

日本为什么不再派“遣宋使”了呢?

首先,不是因为中国的政局。遣唐使的停派固然是由于当时中国正陷入战乱之中,随后没有恢复也是因为中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又陷入了50多年的分裂与动荡。但是宋朝建立后中国重新恢复了统一,不仅消除了战乱,而且社会经济都有了新的较快发展,又成为一个繁荣发达的中原王朝。

其次,也不是因为日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已经超越了中国。有人认为,日本密集选派遣唐使来中国,经过200多年的深入学习和借鉴,已经达到了饱和,失去了学习的动力,这是不再派遣宋使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其实站不住脚,中华文明一般认为有5000年的历史,到唐朝已经有了4000年的积累,200多年显然无法学完并超越,而且宋朝本身又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物质和文化成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3项诞生在宋朝,唐宋八大家中有6位是宋朝人,如果只是站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这些当然仍有很强的吸引力。

再次,也是不因为宋朝不肯接受遣宋使。相反,宋朝在对日关系上一直持积极态度,日本僧人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中国后,宋朝皇帝往往都亲自接见并赏赐丰厚礼物,对他们在中国的礼佛活动给予多方关照。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日僧仲回搭乘宋朝商人孙忠的商船回国,宋神宗得到报告后专门让孙忠携带国牒及赏赐的礼物递交日本朝廷,因公文中有回赐的字样,日本朝廷反应冷淡。2年后,没有得到任何反馈的宋神宗再次让宋朝商人黄逢借经商之机带国牒赴日,日本朝廷连续5次召开公卿会议商议对策,最后决定依旧冷处理。又过了一年,宋朝第三位商人使者黄政又带着国牒来了,日本朝廷才勉强出具了一份回牒。

在日本《大宰府天满宫史料》等史籍中,大宋牒状到来等字样多次出现,据梳理,北宋时除宋太祖、宋英宗和宋钦宗外,其他皇帝均以各种形式向日本朝廷及有关方面发送过文牒,但日方的态度一直相当冷谈,双方的正式外交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籍在涉及日本时内容都较为简略,《宋史》虽然有《日本传》,但2/3的篇幅记述的是日本僧人的资料,其余是两国商人活动的记载。

宋朝的经济很发达,商业更为繁荣,日本政府不愿与宋朝发生官方往来,在经济上自身也会受到一定损失,但由于包括走私在内的民间贸易很活跃,双方实际上的经济往来依然表现得很突出,中国商人对日贸易的积极性很踊跃,他们分别从吴越、建州、泉州等地出发,频繁地往来于中日之间,据日本学者梳理,仅978年至1116年的38年间,出现在日本史籍里的宋朝商人和商船就有90多次,涌现出孙忠、郑仁德、朱仁聪等一批知名的对日贸易商人。

弱者无友

两宋时期大体是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和镰仓幕府时代(1185—1333),是日本武家政权兴起和发展的阶段,采取脱宋的对外策略有其国内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中日官方交往在这一时期突然陷于停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宋朝自身。

有一句名言叫弱国无外交,有人探究其出处,发现难以具体考证,但它不胫而走,说明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越强,其外交活动越容易开展,在国际舞台上的朋友也越多,而弱国刚好相反,宋朝对日关系上的尴尬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有人或许不解:宋朝的GDP世界第一,朝廷财政收入创造了历代峰值,人口达到创纪录的8000万,有空前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科技文化成果,又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借用《东坡诗话》里的词,简直可以说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这样的国家难道也是弱国?

但强与弱不在表象而在精神,不在于一连串华丽的数字,而在于内在是否真正的强大,是否在取得那些看得见成果的同时对周边拥有毋庸置疑、不可挑战的影响力,如果用这个标准去看北宋和南宋,就会窥见其繁华背后的破绽。北宋虽富有,但从上至下缺乏进取精神,在挑战面前一味退让,以致长期受困于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陷入不敢树敌、处处是敌的恶性循环,南宋更被少数民族政权逼往江南,在东亚的势力格局里中原王朝失去了应有的分量。

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再说得严重些就是人不自强,斯招辱矣。只有强者才被人看得起,不自强的人没有朋友,放低姿态、主动示好甚至迁就纵容都换不来别人的尊重,做人如此,国家交往也是这个道理。唐代中日关系热络,但双方其实曾爆发过激烈冲突,这就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此战日军大败,举国陷入恐惧,几乎动摇国本,但这反而激发起日本选派遣唐使的热情,在全部19遣唐使中,白江口之战后占了14批。

中国人历来有盛世情结,把汉武帝时期、唐代开元时期、清代康乾时期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如果把标准放低一些,把治世也算进来,又有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南北朝的永明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明代的永乐之治等,其中独不见国祚长达300多年的宋朝有一席之位,后人往往说宋朝盛世不再,想来这也是一句公正的评语。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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