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里的乞讨者。管依萌摄
法治周末记者管依萌
法治周末实习生邢国涵
花白头发，破旧的衣服上缝着两个补丁，拄着拐棍缓缓前行，鞋子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如此穿着，令张兰(化名)看上去又脏又窘迫。
一边在北京地铁车厢内行走，一边向乘客作揖，张兰手中拿着几张零钱：“好人一生平安。”她颤抖的声音令人怜悯。
这是张兰平日的“工作”，“工作路线”就是从北京地铁10号线的双井站到太阳宫站。每天数次的往返，很多乘客不止一次见到过她。“车尾上车，车头下车，中间要饭。”地铁上的一名乘客简洁明了地概括了多数像张兰一样的乞讨者。
地铁乞讨者的日常
从地铁车头走到车尾，张兰用了地铁10站地的时间。
这一趟走下来，共有7名乘客向张兰“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总共获得了6.5元。每天的收益不定，如果前一天收成较好，第二天张兰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平均一天下来，张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她可以挣到100元至200元。
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下车之后，张兰既不驼背也不瘸腿，她步伐轻松地走到对面站台的车尾处，喝一口带在身上的水，等待着开往反方向的地铁。
一般来说，从下午3时15分至5时30分，张兰一直在地铁10号线的双井站至太阳宫站之间来回换乘着不同方向的列车。拐棍只是张兰引发乘客同情的道具。
而像张兰这种“上车残疾、下车正常”的乞讨者不在少数。据报道，地铁中时常出现假装双腿残疾、衣着破旧的乞讨者：正常走入地铁站的，随后到卫生间进行换装，换上破旧衣服再假装腿部残疾，到车厢内乞讨。
北京的地铁熙熙攘攘，乘客川流不息，但也不乏张兰这样的乞讨者。除了张兰这样的老弱人员乞讨者，还有乞讨者在地铁内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假装残疾人员或健全人带残疾人在地铁内乞讨。
7月28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乘坐北京地铁10号线时观察到，当时有的乘客在闭目养神，有的乘客在玩手机抑或发呆，而陈强(化名)此刻正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乞讨。
陈强盘坐在一个小小的四轮平板上，左腿膝盖处缠着厚厚的、颜色已经有点发灰的绷带。在乘客看来，陈强是一名残疾人，左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已经没有了。
他的左肩上挎着一个老式的音响，音质并不好，但是声音却很大。在陈强的右手中，攥着几张一元、五元不等的零钱。而他的左手，便成为了平板助力，扒着在地铁车厢中慢慢地向前滑行。
四轮平板在行进过程中，一名五六岁的小朋友，向坐在旁边的妈妈要了一元钱，递给了陈强。“谢谢，好人一生平安”。陈强机械性地说道。
每到一名乘客面前，陈强都会举起攥着钱的右手向乘客作揖，如果有人给钱，他会停下来说一句“谢谢，好人一生平安。”然后继续滑着平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
除上述情形之外，利用儿童乞讨的现象偶尔也会发生。作为北京市轨道交通管理部门，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轨道交通执法大队(以下简称轨道大队)调查发现，曾在北京地铁内乞讨的儿童，多为来自甘肃省岷县的乞讨人员，他们利用寒暑假有组织来京，在轨道交通内乞讨，形成了一群专门携儿童或利用儿童乞讨的职业乞讨团体。
职业乞丐的专业运作模式
每趟列车，张兰都能讨到钱，运气好的话，一列车便能讨到几十元，很少出现空手而归的情况。
轨道大队副队长李海涛回忆道，过去曾查处了一起地铁乞讨事件：一名未成年乞讨者携带其未成年的表妹，从上午10时起，至下午1时，短短3个小时内，乞讨的“成果”就已经达到200元。“如此算来，一个月，8000元。”李海涛说。
“他们不是来脱贫的，而是来致富的。”李海涛介绍说，事实上，很多乞讨者家中并不贫困，之所以做起了职业乞丐是因为这行零门槛，又来钱快。
2015年5月1日，《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施，从轨道大队实际查处的情况来看，地铁乞讨者职业化现象明显。
当乞讨成为一种职业，乞讨者也有自己的“职业手册”：他们会筛选哪些地铁线路更方便乞讨。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乞讨卖艺等行为主要集中在2、10、1、4、5号线。因为环线不用折返，2号线和10号线的乞讨现象相对集中。
7月28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遇到4位乞讨者，乞讨的范围集中在10号线，而他们乞讨的地点包括国贸、金台夕照、呼家楼以及团结湖等站。对此，轨道大队主任马翔解释道：“这几个站，白领多，乞讨相对容易。乞讨人员也会选择乘客相对较多、又不是极其拥挤的线路，很少选择远郊区县线路。拥挤线路连手都伸不出来，也没法乞讨。”
张兰就深谙其中的门道，每次乞讨都会选择地铁10号线东南段。
在相对繁华的地铁路段进行乞讨，同时也选择房租相对便宜的地方安家。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1号线、4号线和5号线的端点分别邻近石景山区、大兴区和昌平区的城乡接合部，乞讨人员租住地相对集聚。
记者走访了曾经是北京著名的乞讨者集中聚集地——位于北京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地铁站西北侧的金顶山村。据悉，最多的时候，这里住了100多名乞讨者，他们中有五六岁的孩子，也有60多岁的老人，来自河南、河北、甘肃、四川等地。
如今，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村中居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乞讨者租住在村中，如同普通的上班族一样，早出晚归。
执法人员的尴尬
地铁驶到10号线莲花桥站，陈强拖着平板匆匆下了地铁，消失在人群中。尽管这次乞讨只得到了3块钱，但他知道，如果被地铁巡逻人员发现，将会面临罚款的处罚。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开始实施后，在北京地铁内乞讨卖艺将面临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虽是如此，有时，高收入也让这些乞讨者依旧选择铤而走险。
目前，北京市地铁共19条线路，如此广泛的区域内，乞讨者的密度小，加之乞讨者熟练而又狡猾的躲避执法人员的行为，都大大增加了执法人员的难度。
田雪是一名地铁安检人员，她能清楚地分辨哪些是乞讨者，但也会有一些乞讨者，安检时穿着和普通人一样，进站后前往厕所再进行换装，这样的话工作人员无法分辨。
马翔表示，由于轨道交通点多、线长、面广，乘车人员流动性大，查处乞讨等行为难度较大，执法成本较高。
除了外部原因，执法难亦有其内部原因。马翔表示，不仅处罚方式单一，而且实际执行困难。依照法律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只能给予警告或罚款的行政处罚，处罚较轻，惩戒效果不明显；处罚较重，又难以履行。
曾有一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乞讨者给李海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名乞讨者毕业于北京市某高校文学系。当时，李海涛原本计划按照程序依法进行处罚此乞讨者。谁知，此乞讨者不仅携带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乞讨，并且有孕在身，最后他们只得进行了说服教育，便送她出了地铁站。
不少人都看到过在地铁内乞讨的儿童，或是由成年人携带，或是独自乘车乞讨。不管是哪种形式，但凡涉及到儿童乞讨，就会给执法人员增加了执法难度。
当执法人员查处到儿童乞讨时，因其未成年而无法予以行政处罚，只能以劝离为主，但经常有孩子前脚刚被劝离，后脚又上了地铁。
乘客好心的捐助，只会助长乞讨现象的滋生，或许乞讨者的收入，比普通乘客的收入还要高。
“如果乘客都不给乞讨者施舍，乞讨者发现在地铁上乞讨是无法获得收入的，那么也就不会再有乞讨行为。”李海涛表示，目前已经通过站内宣传活动、摆放宣传板报、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倡导广大乘客共同抵制地铁乞讨行为。
地铁乞讨人员要从源头治理
今年6月1日，北京地铁1974名列车乘务管理员(以下简称管理员)在地铁1、2、4号线及大兴线上岗。由于他们的长期工作地点为地铁车厢内，目光敏锐，能更加清楚地分辨出伪装成普通乘客的乞讨者。这一招已起到很好的效果，据统计，2016年1月到2017年5月，地铁1号线查处的乞讨行为248起，管理员上岗后，查处的乞讨行为仅有1起。
而据轨道大队给出的数据，轨道大队自2015年5月成立至2017年5月，共查处行政处罚案件7158件，其中乞讨类4285件，占全部案件的59.8%。涉及甘肃岷县的案件1183件，占所有乞讨类案件总数的27.6%。涉及河南省民权县的案件249件，占所有乞讨卖艺案件的5.8%。
民权县是历史上黄河的泛滥区，土质沙化，人民生活贫困，遇到黄河泛滥时会外出乞讨，久而久之，便有一些人将乞讨行为转变为谋生手段。
而甘肃岷县的情况有所不同，此县是我国有名的药材之乡，来自该县的乞讨者大多会携带儿童，尤其在寒暑假期间，这些孩子由家长带领，在寒假有组织地进行乞讨。
针对这些现象，轨道大队与这两县等建立乞讨人员源头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乞讨人员管控整治机制。与当地民政、公安、交通等部门召开联席会，协调属地政府加强源头管控，采取县、乡镇、村的形式定人员、定措施、定标准、定期限、定责任的“五定”要求，把工作落实到岗、到人逐级签订责任书，共同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对个别生活存在困难的农户，落实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对缺乏劳动技能、自身发展能力较弱的人员，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对以营利为目的、带领儿童外出乞讨的人员进行训诫、逐一签订承诺书，强化源头管控等措施，防止属地人员再次进京从事乞讨行为。
轨道大队还专门派工作人员前往两地进行调研。“我们很痛心地看到，民权县的很多家庭确实比较贫困，家中最值钱的物件竟然是一口锅。”工作人员回忆。
此外，轨道大队继续对乞讨行为保持高压整治态势，联合公安依法严厉打击以暴力、胁迫等手段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进行乞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