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为什么无意识，用勒庞的话说，是因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这让我们对理解所谓群众运动为什么会“失控”也许会有一些帮助，领袖人物正是利用了群众自觉个性的消失，将他们的情绪引导到领袖希望的那个方向上了。
这样的情绪特征往往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变成一个群体。”也就是说，某种情绪的高涨往往是通过某一偶发事件发酵的，于是某些人想要的情势也就有了发酵的“正当”理由，，甚至会将这种情绪胁迫“成整个民族的”情绪。反过来说，当每个个体都能对某一偶发事件冷眼旁观的时候，无论多少人聚集在一起失控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境况似乎又是不大可能的。或许，这也正是《乌合之众》的现实意义所在。
在勒庞看来“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因为“只有环境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实际的情况是，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只不过因为我们身在其中不知不觉而已。更何况，环境往往又是可以认为操纵的，这一点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来说，他们是深谙其道的。这样的情况，也早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勒庞用法国大革命的情形，印证了这样的观点，他说“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臣民”。我在这里得到的认识是作为教育者为什么必须冷静看待“设置情境”的问题，不同的问题情境，是会引发榆次相关的情绪的。更何况，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设置的情境原本就是出于某种诱导的，谁能保证这诱导不会对孩子产生误导？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我们总是对一个人的人份与他的言辞行为的相悖、甚至是他们在不同场合下截然相反的言辞行为而无法理解，这样的无法理解，我们一样可以在《乌合之众》中找到答案。勒庞说，因为“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很少能比凡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或根本没有差别”。这就为我们解释了人们的情绪甚至是在几个人的情况下也会“失控”的原因，比如大学教授会因为一位老人的不同观点而大打出手，不就是因为教授长期生活在他那个有形无形的群体心理中的缘故？
因为“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人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帅随意支配的―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所谓的智者为什么会丧心病狂，难道只是因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勒庞这样解释的，“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吐沫横飞的演讲家们利用的正是这样的群体心理，这恐怕也是某些人为什么将心灵鸡汤之类的书本奉为自己的床头书的原因吧。
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在这样的情形下，是需要有冷静的旁观者一声呐喊，一下棒击的，质疑的可贵也就在这里，尤其是在狂热出现的时候，棒喝与质疑的意义恐怕远比所谓的呵护更有意义，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呵护往往就是帮凶，非洲某宗族部落群体用石块砸死某违反族规的妇女被所有成员所认同的境况不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在群体无意识状态下，能有异见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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